【朋友，感谢你打开这篇文章。如果前面我啰啰嗦嗦的文字让你读不下去，那请翻到文章的最后，读一篇我翻译的演讲稿，那是一位仍然健在的大屠杀幸存者昨天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
1
前天，大年初二，我离开家乡，回到了上海。人对长期生活的地方会有一种依恋，会在那里得到别处无法给予的安全感，上海于我，正是如此。
这些天的上海，一直阴雨连绵，正如这些天里人们的情绪。平素热闹的步行街上，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关着门，行人寥寥。细雨中，有人在遛狗；一对等着过斑马线的年轻情侣，紧紧相拥。在这样的日子里，见到别的生命，相拥的生命，能感到行走的热量和温暖。
星巴克仍然营业，门口有温度计、体温登记册和消毒液，背景是熟悉的爵士乐。请允许我为星巴克点赞，他们无愧于名字中的那个星字！
路过步行街一个酒吧的时候，有人从里面喊：嗨，劳伦斯！我进去，和他握手，互道新年快乐。他对面的朋友说：你们还敢握手啊？我们哈哈笑了，回头消毒呗。
互道珍重后，我迅即离开了。特别不好意思的是，我只看到他的双眼，并没认出这位朋友是谁。
深夜，我再次走出家门，步行街上暗黄的路灯在阴湿的地面上留下斑驳的光影。平素最不起眼的罗森和全家昼夜不息，白色的光溢出，在这个昏暗的雨夜，显得既突兀又亲切。
不能没有光。
2
有人或许会问，一个月前，你还在引用萨特的话：人，无非是一堆无用的热情。怎么今天就成了热量成了温情？
在所有群情振奋的时刻，每个参与者就是一堆无用的热情。存在主义者从来不相信热情有什么力量。
很多人都知道萨特的名著《恶心》，都断章取义引用过他的另外一句名言：他人即是地狱。但不要忘记，萨特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一样，都不曾远离尘嚣，他们提倡介入现实，从未放弃为人的尊严而战斗。“我笔下的人物之所以显得格格不入，”萨特写道，“那是因为他们意识清晰。他们清楚自己是谁，而且选择成为自己。”
找到自己、成为自己、寻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今天几乎所有都市人都曾在朋友圈自我激励过的。但人们是否真正想过如何“从个人（Person）变成人（Man）”，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事实上，这是存在主义唯一和全部的课题。
存在主义从来都不是文艺青年无病呻吟的浪漫主义，而是一种乐观反抗的人道主义。要想成为人，就必须为自己做出选择，承担言行的后果，对自己成为怎样的人承担全部的责任。而选择，体现在行动上。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人是其所有行动的总和，离开爱的行动就不是爱，正如没有伟大的作品就绝对称不上是天才。
人在为自己做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做出选择。即人在自由行动时，也在为所有的人做出示范。我们是当着他人的面找到自己的，人始终处在自身之外，而他本人是他要超越的中心，我们通过行动将自己映射于这个世界。“我们的责任要比先前设想的大得多，因为它牵涉到整个人类。”
每个人都在发言，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在这个时候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和行动。无论如何，我都不会选择无动于衷。
3
今天是1月27日，大年初四，此刻是下午两点。我坐在星巴克的窗前，面对着古北路和黄金城道的交叉口，一直都有人走过。我的左边进门处，一个高挑漂亮的姑娘，白衬衫绿围裙，为每一个进入星巴克的人测体温。店里的客人多了起来。
打开微信，都是关于新型肺炎的资讯。朋友圈讨论最多的，是各地的封城、封路、封村，以及，封群。
热泪盈眶的时候到来了，风声鹤唳的时候到来了，冬天最冷的时候到来了。
最冷的却往往是人心。数字的变化，是几乎所有人的话题，但人们从来都不会去将自己置身于任何一个数字之一。人不重要，人的标签和分类才是重点。看，到处都是蠢蠢欲动的“敌人“，一片肃杀；到处都有需要救治的“病人“，各种谩骂。
正如我的朋友文博士所言，非常时期，人退化成了符号，而不再是血肉之躯，不再是父母、孩子，而是被标注成类别：武汉人、湖北人、中国人、外国人，如此种种。
到头来，这个世界就会被简化成只有两类人：此类人将彼类人看作脑残、病人，彼类人将此类人看作坏蛋、敌人。
这一次，好像没人说，我们都是湖北人；这一次，个人命运又将不复存在，瘟疫会使我们拥有一段集体的历史。疫情面前，每个人都将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每个人都将面对同一个事件做出选择，你能无动于衷吗？
4
昨天，朋友圈刷屏的，是科比和13岁的女儿因飞机失事的离去。无法接受、无比悲伤。
我不是篮球爱好者，对科比并不了解，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还是十几年前他的被指控。看到这个新闻，尤其看到和他一起的女儿Gianna的照片，心堵，欲哭。
我想说，朋友，如果昨天你为科比和女儿的离去伤心，如果你在朋友圈为他们送上了蜡烛，你没有做错什么。
科比不是故事、不是明星，而是一个传奇。他是和你我一样的人，只是他的身上寄托着更多人的希望、梦想和精神。
昨天，是我第一次看到Gianna的笑脸，在科比的怀里。我无法忘记那笑容，和她的爸爸在一起。
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所有生命都是脆弱的，所有生命都是珍贵的，所有生命的离去都意味着悲伤。我憎恨所有的死亡，面对死亡，我们永远不能无动于衷。
5
加缪在《鼠疫》一书的主人公，是医生里厄。结尾，加缪说，里厄医生就是故事的叙述者，就是加缪自己，就是那些绝不放弃反抗的人。
鼠疫肆虐全城的时候，里厄看不到希望。但他是一个医生，医生的职责就是不能无视身边的苦痛、不能见死不救、不能没有行动，所以他义无反顾、自始至终地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里厄医生说，他不想做英雄，不想做圣人，他甚至都无法“爱上这个让孩子都要忍受痛苦折磨的世界“。他只是以自己对生命的朴素的敬畏，以对死亡的憎恨尽职尽责而已。
所以，加缪并不想把里厄医生和他的朋友们所做的事情，看作丰功伟绩，他们只是做了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不能跪地求饶，而是要以这种或哪种方式进行斗争，尽量减少每一份痛苦。
他们所作的，没有任何引人入胜，他们也不需要鼓舞人心、激情澎湃的艳俗。也许你会说，他们毕竟冒着生命危险啊！加缪说：“历史总会出现这样的时刻，敢于说出二加二等于四的人会被判处死刑。小学教师也完全清楚这一点。问题并不在于了解这样推理会受到奖励还是惩罚，而是在于认清二加二是否等于四。”
所以，我们不需要抬高义举，因为那样会间接地夸大罪恶，以至于使我们忽视这样一种事实，即“世间的罪恶，总是来自于愚昧无知，善意如不明智，就可能跟邪恶造成同样的损害。”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并不想去谴责我们某些同胞在这一时刻表现出的亢奋或冷漠，这样做太省力了。但我也无法对亢奋与冷漠袖手旁观、无动于衷，我们都有选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是的，除了坐在星巴克敲键盘，我做不了别的。作为一个写作者，也许我至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推理二加二等于四。
6
今天，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解放75周年。这几天里，我从国外网站上看了很多关于奥斯维辛的纪录片。正如一位幸存者所言：奥斯维辛就是地狱，是地狱向人间打开的一道裂缝。
就在这个地狱，几年的时间里，110万个犹太生命被系统性地“消灭”。希特勒将此称为：最终解决方案。
幸存者说，他们进入集中营后，第一件事就是被剃头、换上黑白格囚服、在手臂上烙刻编号。总之，纳粹分子就是要将他们去人格化（dehumanize），将他们作为人的印记全部去除，以最惨无人道的方式去“证明“犹太人就是纳粹主义者眼中的“老鼠“。
而无视并肆意践踏别人的生命，最终只是证明了一点：即纳粹分子和那些漠然的执行者才是真正的兽类。
个体生命是否有价值，是否可以拥有做人的尊严，完全取决于你如何对待别的生命。这是价值的判断，这是逻辑的推演，这是历史的结论。
请原谅我前面啰嗦了这么多，才来翻译柳红大姐推荐的集中营幸存者马里安-塔斯基昨天（1月27日）在奥斯维辛解放7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讲，题目是：
你不可无动于衷
亲爱的朋友们，此地解放之前留到最后一刻的人中，依然在世的寥寥无几。我的所谓的奥斯维辛撤离，开始于1月18日。此后的六天半，我和囚友们六百人一队，其中大半，没能走完这个死亡之旅。
不管如何，我活不到下一个纪念日了，这是自然法则。所以，请原谅我接下来说话会情绪激动。
这是我想对我的女儿、我的外孙和今天在座的我的外孙女儿想说的话，我要说的与他们各自的同代人相关，尤其与那些甚至比他们更年轻的人相关。
二战爆发后，我还是个少年。我爸爸是个战士，肺部中弹受伤。对我的家庭来说，那是一个命运巨变的一刻。我母亲来自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三国交界地带，军队打来打去，以滥杀、抢掠、强奸、纵火为后来者毁灭一切。
你可能会认为从父母那里我对战争耳熟能详，但20或25年之后，这些就如同19世纪的波兰动乱一样遥远，与法国革命一样遥远。如今，当我见到年轻人，我感到他们已经厌倦了听到这一切：关于战争、关于屠杀。我理解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答应年轻人我不会再给他们讲我的磨难，我不会告诉你们我的经历、我的两次死亡行军、战争结束时只剩下32公斤、死神向我亲吻。
我不会跟你们说与亲人分离，以及在被甄选之后，你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不，我不说这些。我更愿意跟你们说我女儿一代，我外孙女儿一代的事情。
我看到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和我们一起。总统先生，您可记得，当您接待我以及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成员时，我们曾经聊起过这些事情。
您当时用了下面这句：奥斯维辛并非从天而降。对我们来说，这个再明显不过，当然不是从天而降。
或许这看上去是个老套的说法，但它包含了深刻而且极端重要的认知捷径。让我们暂时想象一下1930年代的柏林。
我们几乎是在市中心，在一个名为贝耶瑞什-维特尔的巴伐利亚居住区，离动物园三站地，如今的贝耶瑞什地铁站附近。在这里，1930年代某一天，公园长凳上出现：犹太人不准就坐。
好吧，你可能会想：这个不好、不公平、令人难受，但毕竟周围有很多长凳，他们可以坐在那里，这OK的。这个地区，当时住着德国很多犹太血统的知识分子。爱因斯坦、诺贝尔奖得主萨克斯、工业家外交部长阿特努都住在这个区。
几天之后，公共游泳池边另外一个牌子：犹太人禁止入内。好吧，你可能会说：这个不好，但柏林有那么多的游泳池、运河、湖泊，基本上跟威尼斯差不多，你们可以去那里游泳啊。
然后，另外一个牌子出现了：犹太人不能参加德国合唱协会。这又有啥关系？他们可以自娱自乐啊，他们自己人一起唱啊。然后又是一快牌子：犹太孩子不准和德国雅利安儿童一起游戏。他们可以自己玩啊，然后这样的牌子一个又一个。
我们只在五点之后向犹太人出售面包和食物。好吧，这实在不方便，选择少了，但毕竟五点之后还能买到东西。到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接受不接受某类人。
这时你可以开始侮辱某些人，可以将某些人当成另类。慢慢地，一天一天地，人们 – 受害者、作恶者、证人以及我们所说的旁观者 – 都开始逐渐习惯认为一个给世界贡献了爱因斯坦、萨克斯、海涅、门德尔松的少数民族是异类，他们可以被推至到社会边缘，他们会散发病菌和瘟疫。这种危险的想法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的开端。
当时的政权很聪明，他们满足工人的愿望。五一以前在德国不是假期？没关系，现在是了；节假日里，他们集体组织“快乐中得到力量“；他们弹唱着民族自尊的调子消灭失业：”德意志，从凡尔赛的耻辱中崛起吧，让骄傲重归。“与此同时，当局看到了民众被麻木征服，他们停止了对恶魔的反应。
这样，政权就可以加速魔化：犹太人被禁止就业、禁止移民。然后，魔鬼穿过里加、库拉斯、到了我的犹太人区。
我们那个区的大多数被送进卡姆霍夫，在此他们将被屠杀于煤气炉；剩下的被送到奥斯维辛，在更现代化的毒气室中被消灭掉。
这里我们看到了范-德-贝伦总统所言的真相：奥斯维辛并非从天而降。奥斯维辛开始于凌波微步，渐行渐近，直至高潮。
我的女儿，我的孙女儿，我女儿和孙女儿的同辈人们，你们可能不知道普里默-列维。他是这个集中营最著名的囚犯之一，曾经刻下这样一句话：这个发生了，因此它能发生，能在任何地方发生。让我来和你们分享我自己的一段回忆。
1965年，我在美国参与人权、公民权及非裔美国人权利的抗议，曾有幸与马丁-路德-金一起从塞尔玛游行到蒙哥马利。
当我的同行者发现我曾被关在奥斯维辛，他们问：“你觉得这事只会发生在德国吗？还是会发生在别处？”我说：“这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公民权被侵犯，如果少数人权力不被尊重而是被丢弃，如果法律被违背，这些就会发生。”那怎么办？你必须尽力而为。如果你能捍卫宪法，捍卫自己的权力，保卫民主秩序，保护少数人的权利，那你就能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我们大多数欧洲人来自犹太-基督教传统，不管是否信教，我们都接受“十诫”作为我们文明的准则。我的朋友，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主席罗曼-肯特，曾在五年前此处的纪念会上发言，他今天来不了了。
从大灭绝的经历中，从愚昧最黑暗的时代里走出，他刻下了“第十一诫”：你不可无动于衷。
我想将这句话说给我的女儿、我的孙辈、以及他们的同辈人们，不管他们住在波兰、以色列、美国、西欧还是东欧。这个非常重要，面对历史的谎言，你不可以无动于衷。
当过去被今天政治的需要而歪曲，你不可无动于衷；当少数人面临歧视，你不可无动于衷。多数人决定是民主的根本，但民主同时意味着对少数人权力的保护。
当权力违背社会契约，你不可无动于衷。忠诚于这个诫言吧，第十一诫，你不可无动于衷。
因为，如果你无动于衷，你不会注意到它会降临到你的头上，不会注意到它会降临于你后代的头上，奥斯维辛从天而降。
2020.1.28
荒诞主义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