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师阿琪

从前，古羊路很热闹。靠近伊犁南路这一段，有许多家没有招牌的小餐馆，专门服务出租司机。昏暗拥挤的门脸之间，夹杂着几家按摩店，透过落地玻璃看进去，底楼空荡荡的，沙发上只有几个穿短裙的姑娘百无聊赖地坐着。

向东穿过这片小餐馆，就是当年出名的古羊路休闲街，门店建筑和装修风格都很别致讲究。在这里，可以找到东南亚几乎所有国家的美食，室外马路边上也摆满了座位，一年四季，入夜都是灯火通明，食客盈门。

后来，城市有新规划，这条街上所有的门店全部被拆除。从伊犁南路到宋园路这一段，马路两边都砌起了围墙，一夜之间，古羊路上再也听不到人声，再也见不到烟火，再也闻不到酒香。

对我来说，唯一庆幸的是，那家常去的金美尚美容理发店还保留着。因为店面开在张虹路上，这里正好不在规划之内，暂时不会拆除。不过，周围黑灯瞎火，这家店孤零零开在那里，显得单薄而突兀。

我在金美尚办了卡，过去七、八年中，一直都是由店里一个叫阿琪的小伙子给我理发。每次进来，店员知道我是阿琪老师的客人，不会再给我推荐别的理发师。

阿琪是个九零后，来自福建。他十几岁初中毕业离家到东莞，在那里学会理发，后来回老家娶了他小巧漂亮的青梅竹马，一同来到上海，一起在同一家店里打工。阿琪做美发，媳妇做美容。

他们的儿子现在已经五岁，平时都放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管。去年夏天，夫妻两个把儿子带到上海玩过一段时间。小男孩继承了母亲美丽的大眼睛和清秀的轮廓，活泼可爱，和店里的小哥哥小姐姐们玩得很欢。不过没呆多久，他们就把孩子送回了福建。

阿琪总是笑眯眯的，从来不推销任何产品或染发植发之类的服务，也不主动让我买卡。虽然我是他父辈的年龄，他总管我叫哥，每次都夸我健身有效果。以前我一个来月理一次发，现在差不多十来天就去一次。阿琪很受欢迎，总在忙碌着，我会等他。他已经很熟悉我的发型，十来分钟就能搞定，每次也说不了几句话。

有时候我会和阿琪开玩笑，比如一天24小时都和媳妇在一块，会不会烦；如果碰上漂亮的女顾客挑逗，敢不敢接招。阿琪回答我的问题时很紧张，生怕给老婆听见。的确有女顾客喜欢他，而他显然不敢多聊。和媳妇24小时在一起，他也没觉得烦。我问过他，十几岁就和媳妇好上了，现在一周搞几次。阿琪报了个让我吃惊的数字，从镜子里可以看到，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一脸甜蜜。

最初来找阿琪理发的时候，我会带上儿子。那时儿子还小，我还要牵着他的手。现在儿子上高中了，和我已经不讲话了，不过他依然还会来找阿琪理发，和阿琪聊天。阿琪说，儿子好像对我有些不满。如果我追问的话，阿琪可能会告诉我儿子跟他说过什么。但我没问，我不想问，也不想让阿琪为难。

我很想跟阿琪说，你儿子现在这个年龄最好玩，你该多陪他。可我没好意思说，阿琪有他的苦衷，他们何尝不想念孩子，只是一年之中能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我想起我们家的小张阿姨讲过同样的事。小张来自淮北，她说多年前春节之后和老公回上海，刚上小学的女儿带着弟弟顶着寒风在村口的雪地里哭着追，不让他们走，她和老公都不敢回头看。

老李水果店

伊犁南路走到最南端，和东西方向的虹松路形成一个丁字路口，右边街角有个水果店，一年无休，每天开到午夜。店主和我年纪差不多，来自河南，身材魁梧，光头，夏天常穿一件白色的汗衫，卷到胸部，露出白花花的胖肚皮。前几天，我才注意到，老李胳膊腕的内侧，有一个大字纹身，就是个简单的“李”字。我纳闷，他怎么会这么喜欢这个最普通的姓氏。

店门口上方横向有个喷绘的招牌，白绿混色的背景上书有五个红色大字：老李水果店。这五个字的上方还有一行蓝底白色小字和一个手机号码：公司注册会计记账。

说是水果店，简陋的货架上，也摆满了各种新鲜蔬菜。进门右首，有个冷藏保鲜货架，上面小筐里是各种比较贵的水果，外面用透明的塑料拉帘遮着。进门左首，是老李自己的收银台。

我常在晚上去水果店对面的威尔士健身，结束后一般都要十点钟了，路过老李的店总要进去买点什么。就这样，慢慢和他熟悉了起来。

所有的蔬菜水果都没有价格标签，要向老李问价钱。估计他看我比较在意价格，于是有时会推荐冷藏货架上的水果，跟我说，就剩那些了，20块钱你都拿走吧！白天卖，这么多至少要40块钱！

我从老李这里用20块钱买走过最后剩下的车厘子、冬枣、荔枝、杨梅、枇杷之类，只有一次不划算，买回家的冬枣，用手一捏，都是空的，几乎全部不能吃。其它时候买的水果，尽管要扔掉很多，但算下来肯定不吃亏。

几个月前我发现老李收银台上的塑料袋里有一摞发面大饼，十块钱一张。老李说，这是他老婆在家里自己烙好拿到店里来卖的，正宗河南家乡风格。我买回一张，切成小块，在平底锅里小火煲一下，热透以后中间切开，抹上豆酱，夹进去些火腿、酱肉、大葱，做成中式三明治，非常好吃。从那以后，我就再没买过面包。

春天的时候，老李用电炉煮了一锅蚕豆，煮好后倒进一个大盆子，在哪里津津有味地吃。他说蚕豆很新鲜，剥去外壳后放到清水里煮，只需要加点盐和葱花。于是我也买了几斤，用他教给的办法煮了，果然非常新鲜美味。

蚕豆过季后，老李又推荐我买他四块钱一斤的有机鸡毛菜，用同样的办法煮，连汤一块吃。我试了一下，还真不错。回来对老李说，鸡毛菜很好，就是择起来太麻烦。老李不屑地说：你不懂，这是有机的，肯定难择啦！再说，到你这年纪，不择鸡毛菜还想干啥？

象屎咖啡的姑娘

虹桥国家会展中心的西南方，有一片新启用的商业区。过去两年，每个周一我都会到这里的办公室来一次，每次过来，都要先去楼下的“象屎咖啡”买一杯咖啡。

以前只听说过猫屎咖啡，象屎咖啡是怎么回事，很难想象。招牌上显示，象屎咖啡诞生于1982，但在别的地方我从来没见过。

咖啡馆的布置很简洁，所有的家具都是浅色的，再加上坐落在朝南一面，让人感觉轻松明亮。他们家的咖啡好喝，但生意看上去并不太好。这一片办公楼入住率不高，咖啡馆的位置也不显眼。

咖啡馆里中午最忙的时段会有两个店员，很多时候只有一个人服务。过去两年里，有过很多新面孔，只有那个小姑娘一直没离开过，每次来都能遇到她。

女孩个头不高，身材匀称。她很白，而且是那种很自然的带着光亮的白。在好看和不难看之间，她肯定更靠向好看那一端，但我无法用漂亮、迷人、美艳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她，能想起来的词汇，只有一个英文单词，Nice，挺好。

因为店里不忙，很多时候她都是坐在柜台旁边的简易沙发上看手机。她从不主动和别人说话，即使问顾客需要什么，也是轻声轻语。跟她打招呼，她多半只是微笑着，并不开口。只有一次，店里剩下她自己，她主动跟我说话，还让我有点吃惊。说过什么，已经忘了，隐约记得，她来自南通。

两年，对于我们这种年纪的人来说，是日复一日的庸碌，转瞬即逝。但对她这样的小女孩来说，是充满了新奇和悸动的芳华。当然，她的生活中也许有很多事情在发生，只是我一无所知而已。每次见到她，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两年下来，她恬淡、安静、微微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从来没有变过。面对这样的青春，时光反而停滞。

我对喝咖啡没太多讲究，简单的美式加点牛奶即可。别的店员给我做过咖啡，要么太淡，要么太浓，只有这个小姑娘做的咖啡浓淡相宜，牛奶加得也是恰到好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哪怕已经有别的店员在操作台上，只要我进来，小姑娘都是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给我做杯咖啡，她不用问我需要什么，甚至不用再问我的卡号，我们的对话也往往只有几个字。

每个周一来这边，总是先要到象屎咖啡买杯咖啡。于我来说，这已经成为一个开启一天的小仪式。每次，我都希望给我做咖啡的是那个安静的小姑娘，她能点亮我的日子。

无病呻吟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善于管理与他人关系的人，人缘很差，和亲朋、同学、旧同事大都没什么来往。以往每次热闹之后，夜深人静，多少都会有些厌恶自己和他人在一起时的样子。

想想当年在酒桌上和刚认识的人推杯换盏，你敬我我敬你，过程没有丝毫美感，动机也都存疑；聚会上衣着光鲜的人们谈起某部剧、某本书、某个乐队，欣喜夸张的表情似乎看上去是遇到了知音，其实大都是没话找话而已；至于如今朋友圈里的那些插科打诨或慷慨激昂，无非是找点存在感，打发些无聊罢。 

反倒是和阿琪、老李、咖啡店小姑娘的那些短暂的接近，却让我不时回味：一些简单的与生存有关的交换，经历着岁月的清风细雨，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和期待，却没有任何的牵羁。对他们来说，每天要见很多人，我可能只是顾客之一；但对我来说，他们是我生活中少有的轻松、亲切、简单和真实。

有时也想过要离开，但不管到哪里，我们寻觅的家园不就是这样的吗？一个摆弄你脑袋十几年的理发师，一个知道你爱占小便宜的果蔬店老板，一个不苟言笑但熟悉你口味的做咖啡的小姑娘。

只是，在这里，这些联系又是何等脆弱？不知哪一天，理发店就会被推到，水果店就会被改造，咖啡馆就会关门。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从精神到实体上的连根拨起，以至于人们都对一夜之间的那些消失完全麻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们成了永远的异乡人。

某一天，没有一句告别，可能就再也见不到阿琪、老李和那个小姑娘。我希望自己是一个画家，这样就可以去一笔一笔把他们画下来。但我没那个专长，也不想只是拍下几张照片，于是花了几个晚上，把我所知道的关于他们的一切都写下来，大约也就只有这些平淡的字。

我的一位事业成功的朋友说我写东西是无病呻吟，对此我无意反驳。我知道，中国的读书人大都向往能够摇旗呐喊。只不过当下的呐喊，更像是吆喝。不管呐喊还是吆喝，都是想让别人听到，都是渴望一呼百应，而只有呻吟才是属于个人的，是更接近内心的声音，生命在于呻吟。我不会呐喊，也不想吆喝，如果讲不了人话，那就姑且发点人声，生命不息，呻吟不止。我无意于求得关注，更怕人们从我的唠叨中读出感动。如果有人读完，能想起一些清水煮蚕豆的味道，我就很满足了。

2020.6.30

1

哥本哈根的夏天昼长夜短，到下午四点，那些没出国度假仍在上班的人也都放下手头的工作，迫不及待冲出办公室。这时，艳阳高照，斯堪的纳维亚最蓬勃的时光刚刚开始。

和我同来丹麦出差的英国人保罗和公司前台的金发姑娘偷偷约会，问我能否自己去吃快餐，他来付钱，这样他就可以用我的报销额度请她去吃大餐。嫉妒归嫉妒，我没法说不行。在别的事情上，我有求于他。

回酒店换好衣服，附近中餐馆吃碗面，我来到市中心那条热闹的步行街，从这里一直走下去就是新港（Nyhavn），河道两边盖满五彩缤纷的房子，堤岸上露天的酒肆此刻应该正是人声鼎沸。

步行街上的人们开始凑成一个圈子，有街头艺术家要表演。我走过去，表演者中等个头，自称来自威尔士：“你们这些维京人当年为什么没来解放威尔士，让我们一直受英格兰人欺负。”众人哈哈一笑。

接下来表演者踮起脚尖，问人群中哪些是丹麦人、哪些是瑞典人，他还站到一个小凳上，问有没有挪威人。每次都有人举手，每次他都拿他们的身高开涮，每次众人都哈哈笑过。

然后，他趴下身，双手撑在地上，抬头看着众人的裤裆，一边转圈，一边大声问：“这里有没有日本人？有日本人吗？”

围观者哄然大笑。我身边几个高大的中年人刚笑几声，立即止住，友善地扭头看看我，显得很有些尴尬愧疚。我很想说我是中国人，不过又觉得没必要，摊手笑笑，算是回报他们的善意。

2

废物管理公司（Waste Management Inc.）是全世界最大的垃圾处理公司，总部在美国。二十多年前，我和保罗同在位于伦敦的国际业务总部做内审，大部分时间在欧洲各地出差，周末才回英国。有个周末，我把差不多两千英镑出差发票装进信封，封面上写下Waste（废物），放到餐桌上，准备周一带到公司报销。我的新西兰室友很勤快，看到上面的字，顺手把信封扔进垃圾袋，然后丢到楼下垃圾桶。幸好第二天我出门上班的时候，垃圾车还没到。

前几天和保罗通视频，他说二十多年来，每次他跟别人说起年轻时曾在Waste工作，都会提到上面这件事。保罗问我是不是介意，我说这有啥好介意，我也常跟别人说你的事。

有次我们去德国北部的小城市拉恩斯坦（Lahnstein）出差，晚上去酒店游泳池。桑拿房旁边的人工日光浴床上，一个姑娘正全身赤裸趴在那里做晒黑疗法。我问保罗：“游完泳我们来蒸桑拿，如果别人都脱光咱们怎么办？”

“这简单，别人脱咱们也脱。“

我不愿给中国人丢脸，心想最好还是不需要脱。还好，等我们游完泳回到桑拿房，里面没人。我和保罗在炉里泼好水，爬上桑拿凳上层，各自占了一边躺下，悠闲地数落老板。

没过多久，进来两位年轻女士，把裹在胸前的大浴巾扯下，一丝不挂。她们们把浴巾铺在我们旁边桑拿凳的下层，然后各自躺下。我和保罗顿时沉默，眼睛只敢看房顶。两位女士很大方，旁若无人地躺在那里聊天。

这样过了很久，保罗和我几乎同时说：“咱们走吧。“我们小心翼翼地从桑拿凳上层下来，推门出去的时候，听她们在身后对我们说：”晚安。“

几个月后，我们另一个同事克洛迪奥悄悄告诉我：保罗后来去意大利南部出差，在酒店游泳池又见到桑拿房。他一进去就把游泳裤脱下，差点挨揍。不过保罗的版本是，他只是被制止而已。在意大利人和英国人之间，我选择相信英国人的话。

3

保罗和我都不懂丹麦文，去哥本哈根分部做内审只是例行公事，根本不知道该查什么。当地员工下午四点下班，我们也溜之大吉。老板麦克从伦敦打电话过来让我们注意工作时间，我们答应他带材料回酒店干活。

其实我们只是把东西放回酒店，转身就跑去哥本哈根郊外的沙滩。那里，蓝天澄澈，碧海深沉，北欧夏天的太阳明艳而不焦灼，所有形状和肤色的肉体都笼罩着一圈圣洁柔和的金光。当地的女人大都裸着上身，或躺着或趴着，恨不得让身上每一寸肌肤都坦露在阳光之下。最引人注目的反倒是几个阿拉伯女人，穿着一身黑袍，只露出两只眼睛，带着她们的孩子们在浅水处嬉戏，漂亮的小女孩们穿着游泳衣跑来跑去。

阿拉伯女人们似乎终于抵挡不住海水的诱惑，慢慢朝深处挪动。刚走到海水没过膝盖的地方，一个大浪过来，把她们推到。等站起来，黑袍已全部湿透，贴在身上，尽显出玲珑丰满的曲线。阿拉伯女人们惊慌地呜哩哇啦叫着，双手乱舞试图把贴在身上的黑袍扯开，歪歪扭扭像企鹅一样朝着岸上跑。

几天之后回到伦敦办公室，见到公司财务部祖籍阿拉伯的男同事，正站在窗边看楼下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他招呼我过去，指给我看夏日阳光下走过的那些穿吊带短裙的漂亮女孩，啧啧称赞。我对他说，你们这些伊斯兰男人真他妈不是东西，站在这里偷看人家女人肩膀大腿，自己民族的女人裹得严严实实。他嘻嘻笑着问我中国女孩怎么穿，我说我们中国很开放，女孩子们身材苗条，夏天穿短裙短裤吊带衫非常迷人。

写到这里，想到哥本哈根沙滩上穿黑袍的阿拉伯女人，她们带着的那几个穿游泳衣的小姑娘现在也应该有三十来岁，不知是不是也穿上了黑袍。

4

废物管理公司在欧洲经营着很多垃圾填埋场，大都在远离城市的郊野。我们每到一地，下飞机就要租车。那个年代欧洲人认为日本人是老板，保罗和我一起，经常被别人当成给日本人开车的司机，在酒店结账，服务员会热情招呼我而忽视他。保罗有点不忿，问我为啥总是让他租车开车。我说在伦敦因酒驾被警察抓住，驾照被扣，只能辛苦他。

保罗以前的德国女友是个素食主义者，为了爱情，他学会说德语，也开始吃素。分手之后，因为能说德语，他找到在废物管理公司的工作。虽然我们在外出差可以随便大吃大喝，但他一直坚持素食主义。

每次和保罗一起吃饭，当侍应生给我端来牛排、烤鸡之类，他总会说：“你点的东西闻起来可真香。”或者：“以前我也喜欢吃你这道菜。“他的感叹让我很有罪恶感：“哥们儿，干脆分给你一点吧！我不会告诉别人。”保罗摇摇头，开始津津有味地吃他千篇一律的素餐。

有次我们去意大利餐厅，我点肉酱面，他点菠菜面。我不会用叉子，只能像吃中餐一样吱噜吱噜把长面条吸进嘴里。保罗教我用叉子在面条边缘一圈一圈地转，这样就能卷成一个团。此招果然管用，我的吃相从此大大改观，许多年后我还这样教过我的孩子。看到桌上有香醋Balsamico，我拿起瓶子朝盘子里浇了很多。保罗睁大眼睛看着我，很认真地说：“如果厨师出来看到你这么做，会想把你杀了。“他的话让我想起此前女朋友给我炖汤，我朝碗里加醋，的确曾经被痛斥。

保罗还曾指出过我别的坏习惯，比如有时我问他问题，他很认真地回答；可没等他说完，我就打断他的话，谈起别的话题。他每次给我提意见，都是一脸天真地笑着，好像发现了某种新奇的文明状态，从没没让我有过难堪。

5

将近二十年没见，前几天当我和保罗按照邮件上约好的时间打开视频通话，开始彼此还都有点小紧张。

“哇，劳伦斯，看你，还是以前的样子。“保罗笑得很灿烂。

“滚！你他妈头发哪儿去了？“英国水土果然恶劣，保罗已经秃得不成体统。我想起当年看他在游泳池猛然从水中钻出来，甩开长发，水滴四溅，如同一头年轻英俊的雄狮。

保罗家住伦敦近郊的温布尔登，妻子是西班牙人，有两个十多岁的女儿，他在家中顶楼的书房和我说话：“艾琳娜让我好好收拾一下再来见你，我说我是见劳伦斯，又不是别人！女儿们在楼下，我跟她们说劳伦斯叔叔是中国人，要不要来打个招呼，可她们都不感兴趣。”

这很正常，我也曾让在英国读书的女儿去看保罗，被她断然拒绝。保罗现在有点失落，女儿们进入青春期，不再让他搂搂抱抱。这个我早就经历过。

我们谈起在哥本哈根、在拉恩斯坦、在克卜林茨的那些时光，他说哥本哈根是他最喜欢的欧洲城市，那个夏天好轻松，那里的女孩子也好漂亮。我说前年又去过哥本哈根，二十多年前我们住过的酒店还在，不过火车站附近那些卖硬核色情杂志的书店基本都已消失，令人无比惆怅。

我们还谈起很多旧人。在此之前，他借助谷歌翻译读了我的《寻找弗兰克》。“我知道弗兰克和办公室的那些女孩们关系很好，和我也是好朋友，不知道他和你也那么亲近。“

“伦敦是你老家，周末你有那么多朋友，弗兰克只能跟我们这些外国人混。“

“你文章里提到麦克，其实我跟他很谈得来。喝上几杯，聊聊非洲，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你怎么会那么不喜欢他？“我在文章中提到麦克喜欢显摆他有品位和见多识广，把他描写得像个坏人，保罗很不以为然。

“你说得很对，麦克很直率，不过那时候在他手下工作，我的确跟他合不来，可能是我太懒。”

我告诉保罗，辞职以后，我和麦克反而成了好朋友。他选择五十岁生日那天退休，在伦敦的萨沃伊酒店开了大派对，因为我在中国没能参加，他特意飞到上海找我。此后，他重回他年轻时住过的非洲，到赞比亚国家公园做护林人，每天开着吉普扛着猎枪巡逻。“我不应该那么写麦克，是我不对。你说我要不要把那段改了？”我问。“不，不要改，或许以后你可以单独写麦克。”保罗的建议很好，等疫情结束，我最想去非洲，麦克已答应为我做导游。

我跟保罗提起，在哥本哈根，是他教会我怎么用叉子吃意面；我加醋太多，他说如果厨师看到，会想把我杀了；还有他还指出过我有经常打断别人说话的坏习惯。

“是吗？还有这些事？我早就不记得了！”保罗有点吃惊我会记得这些细节。

“保罗，听着，我想要感谢你当年提醒我，我一直想当面跟你说。那时我没啥感觉，但最近几年，我经常想起你说的这些话。真的，谢谢你”

那晚，我和保罗聊了很久，不过还是忘记说一件事：当年我不开车，不是因为酒驾被扣，而是因为我考了六次才拿到英国驾照。和他一起出差的时候，我已经是四次考试没通过。这事以前难以启齿，现在无所谓了，下次一定要告诉他。

2021.3.7

1

我尽量避免与年轻人交谈，这并不是因为嫉妒他们风华正茂。我的担心是，他们良好教育培养出来的彬彬有礼和老成持重，常会激发我怀旧和说教的不良习惯。

我更不愿与同龄人聊天，因为他们太喜欢谈美国并为之争论不休。总体来说，说美国不好并嘲笑其虚伪衰落会更受欢迎。

前些天在上海附近一个城市，正好和一位年青的国企领导同车。当时正值下班高峰，冬日阴冷的天空中细雨蒙蒙。我们的右边是密密麻麻的高层住宅，左边有若干座还没有完工的高层住宅楼，灰色的水泥预制板，堆积出无数个黑黝黝的洞，直入云天。在不远的将来，那将成就很多人关于家的梦。

但凡和领导在一起，我都会有严重的心理障碍，不知该说什么，车内气氛有些尴尬。终于领导开口：这片住宅区密度好大。司机插言：就这片小区，房价也已经到了三万！

曾走遍世界见多识广的领导很感叹：哎，中国老百姓真不容易，一辈子辛辛苦苦挣钱，到头来也就能在这大高楼上有个百十米的小空间。要说住房，还是美国人爽！

我对领导说，几年前曾经和一个做园林生意的美国商人聊天，我们算过，美国男人一生中平均每人大约需要用掉两年的时间来给自家的花园锄草。中国男人不用锄草，可以至少省出两年的时间打麻将。您是愿意打麻将还是愿意锄草？

领导听后喜笑颜开：哈哈哈，那咱们中国人除了打麻将，就没别的乐趣了？

我说：有啊，在吃这一点上，谁能比得上咱们？美国人哪里吃过毛血旺和小龙虾？

领导对此非常赞同，开心地谈起外国人如何不会吃。这是我擅长的话题，很久以前还写过一篇《当吃成为一种信仰，胃就是我们的教堂》。到目前为止，这个题目仍然成立。

2

记得曾经看到BBC对驻英大使的电视采访。面对主持人的敌意，气宇轩昂的刘大使用流利的英语义正词严地质问：你去过中国吗？难道你没有看到我们中国人有多么幸福！

外国人不身临其境，的确无法感受到中国人的安详幸福。不过有时我会想，或许在中华民族无数传统的美德中，有一种即是对痛苦的不敏感。我看过很多旧时的纪录片，不管那时生活有多么贫穷和苦难，都很难看到痛苦和愤怒的表情，人们活得温顺而又坦然。这个民族很古老，却又能始终保持童心未泯，从来不去记那些曾经苦难的原因、细节和感受，总是能抬头向前看。

读罗素的《幸福之路》，感觉他是在为西方人指路，他们的生命哲学沉重无比，幸福转瞬即逝，活着意味着悲苦和荒谬。走进西方的教堂，迎面即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而中国人敬拜的神灵，大都是快乐圆满、富态安怡。四百多年前，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王子曾经痛苦地自问：活着还是死去，这的确是个问题。按照中国人的逻辑，他这种质问，纯属天真矫情。

西方人没法理解中国人的幸福，正如中国人无法欣赏西方人的追求。我越来越认识到，中西生存理念之间，不是差异，而是如水火般不可融合。这就像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也像中美股市代表升跌的颜色：美国那边上涨是绿色，下跌是红色，而中国正好相反，涨红跌绿。我有点疑惑，交通信号居然没有改成红灯行、绿灯停。

3

说到股市，这段时间美国最大的新闻就是散户们通过社交媒体集合，共同推高游戏驿站股价来对抗华尔街做空基金。在这场战斗中，散户们有一句共同的口号：去他妈的，你只能活一次（WTF, You only live once）。这句口号的缩写，成了一个新的单词，YOLO。

对于美国散户们在起义中是否赚到钱，以及他们的做法是否高尚，我并不想评判。这个事件中真正触动我的，是他们的口号：YOLO，你只能活一次，You Only Live Once。

如果请人用“你只能活一次”作为题目来写一段话，也许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很多人都会用精彩、快乐、平安、成功、梦想、旅途、好奇心这样的词汇。但这些其实并没什么新意，商业广告上随处可见。而且，在假恶丑的环境中，诸如此类的词汇往往更具欺骗效果。

你只能活一次，是最严肃的哲学命题。它所带出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人应该如何活？古往今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从高深到浅显，任何简单的归纳都会和说教一样空洞乏味。有太多的人想以各种传统、惯例、制度来控制你的活法，而真正活过却是要努力逃脱这些控制，自己去找到答案。

有人说，当生命终结的时候，人们才会发现自己没有活过。这是因为，YOLO并不意味着享受或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它更不代表幸福，因为幸福只不过是大脑为自己煮的一锅鸡汤。

追求幸福是几乎所有人的愿望，事实上，各式的受控现实（Managed Reality）都在利用这种愿望并为臣民创造幸福。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描绘的生活是一种极乐状态，其中无论是上流阶层的阿尔法，还是低贱的物种艾普斯龙，都能实现物质充裕、娱乐至上、性交自由、青春永驻。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让人们幸福，他们还有配给的药片酥摩，吃下一粒便幸福满满。至于受控现实的另一个极端，不妨去读一下奥威尔的《1984》，或者去看看东边的邻国。在那些地方，物质极度匮乏，人们并不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老大哥的眼睛无处不在，不幸福成为一种罪过。问问亢奋的国民，幸福率百分之百。

提出“受控现实“这一概念的美国公知埃里克-韦恩斯坦（Eric Weinstein）说，受控现实之恶在于它剥夺人性，在于它是对“人要真实地活一次”的根本侵犯。正因如此，觉醒的人会叛逆、会反抗。在《楚门的世界》中，桃花源里的生活完美无缺，但这并非楚门活着的追求，他只是被塑造着、欺骗着、观赏着。能让他发现真相并摆脱摄像镜头追随的，是他内心对大海和远方的渴望。这个渴望，即是YOLO。《黑客帝国》中，原来身处矩阵中的尼奥曾面临同样的选择：选择蓝色药片，可以回到他原来虚拟现实中安逸舒适灯红酒绿的生活；选择红色，则能看到真实的自己和世界，同时也意味着此生将要面对冰冷和残酷。作为一个虚拟世界中满腹狐疑的黑客，尼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真实，选择了YOLO。

4

三年前和我一起学冥想的伙伴中，有个做IT的小伙子多多。当时他已在各国26个城市跑过全程马拉松，攀登过五大洲数座山峰，并曾在农历新年那天在格鲁吉亚登顶欧洲最高峰时，与死亡擦肩而过。我问他为什么做这些，他回答说：“因为人们总问，所以我准备了标准答案，你想知道吗？”

我摇头。多多说：其实他不知为什么要受这些磨难，说不定哪天也就不跑不爬了。这很像《阿甘正传》中的阿甘，他也只是不停地跑，不知为何而跑，然后某一天突然停下来，走向回家的路。

只能活一次，但哪怕是圣贤，都未必知道为啥而活，有何终极意义。如果想搞明白再决定，可能永远都不能开始。所以，你只能抓住当下，真真切切地去活每一天，就像那句古老的拉丁谚语：Carpe diem（Seize the day） 。

只能活一次，意味着早晚总要失去，那为何不大胆冒点险？前些天，普京的反对者纳瓦尼被判刑三年半。宣判之后，他在犯人栏的玻璃上为向他凝视的美丽的妻子画下一颗心；在写给支持者的信中，他引用了动画片《瑞克和莫蒂》中的一段话：活着，就是要孤注一掷。不然你就只是一堆呆头呆脑随机组合的分子，被宇宙吹拂着，不知飘向何方。

作家罗小虎养了一只小乌龟，每天她都会在我们共同的群里发照片，显摆她的罗小龟。只要喜欢美食的她不去把乌龟炖成汤，大家都没意见。但假如她在笼子里养一只小鸟，估计人们就会说她残忍，因为鸟儿本来就该是自由的。世间人们的活着，无非有两种极端状态，一种是做盆里惬意满足的长寿乌龟，一种是做天空自由飞翔但要与风雨搏击的小鸟。在这两极之间，或许每个人都能找一种动物来代表当下的自己。

快写完这篇短文的时候，想起明天正好是儿子十七岁生日。我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回答说不知道。我想了一下，决定送给他四个字母：YOLO。

2021.2.28

正在对话的是一对父子。父亲满头银发，身后的书架上摆满了大部头学术著作，他那带有浓重俄罗斯口音的英语有些生硬，说起话来稍显紧张，不过老头眼神依然明亮，充满慈祥。这是世界等离子物理和等离子化学领域里赫赫有名的亚历山大-弗莱德曼教授，上世纪七十年代毕业于莫斯科最著名的物理学院，1996年携全家移民到美国。

提问者是他的儿子列克斯-弗莱德曼（Lex Fridman），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专家、柔道黑带、极限运动员、吉他手、明星播主。Lex在YouTube和Spotify上的频道名叫人工智能播客，但他访谈的内容并不局限于人工智能和脑科学，每次与他侃侃而谈几个小时的，是来自不同国家的顶级学者、作家、企业家、投资人、发明者、主持人、演员、运动员，等等。

Lex十来岁到美国，英文流利，隐约一丝俄罗斯腔。他低沉平缓的声调，从容不迫的语速，真诚、谦卑并稍带调皮讥讽的微笑，使他的节目具有某种独树一帜的亲切和真实（authenticity）。

Lex与父亲的访谈是他播客节目的第一百集，持续了三小时四十分钟。谈到最后，父亲打开了一瓶珍藏的伏特加，与Lex举杯共饮。老爸对他说，这瓶酒的年龄和你一样大。

Lex最后问父亲的问题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其实，不管采访什么人，节目的最后，Lex总会很认真地问这个他自嘲为“荒诞而且愚蠢”的问题。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八十多岁的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对Lex说：你的问题绝不愚蠢。很多人都认为生命在偶然中发生和消失，顺理成章。但我觉得远不止如此，世间万物相连，意识的奥秘与量子力学的奥秘紧密相关，现实世界的奥秘也就是数学的奥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表面瞎折腾，未来还有很远的路。

同样来自牛津的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解读人生意义也会联系到进化论。他对Lex说：我们每个人会赋予生命不同的意义，我生命的意义只属于我个人。我们的大脑里有目标寻求的内在机制，它为我们设定不同的追求，有些目标甚至是高尚的、精神层面的。不过，这些目标都不是最根本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目标，设定我们人生目标的内在机制和程序，受自然选择中DNA要复制和繁殖这一原始目的所驱动。

几年前，在香港机场书店，我看到雷-达里奥（Ray Dalio）的《原则》，后来买了很多本送给朋友。那本书于我而言，并非职业指引，而更像是人生启蒙。达里奥不是进化论的专家，但作为投资家，他推崇的最根本的原则即是进化论，在著作中也多次引用道金斯。达里奥对人生意义的解读很简单：我们卑微的生命无非是在为进化做贡献。

上面几位大师的回答都过于严肃，脑科学教授丽莎-巴雷特的解读则明显更为易懂和浪漫。Lex曾两次和她深度交谈，她说：人生不应该只有一种意义，它应该是很多种意义的，不同的日子里，你享用不同的意义：有时是去理解，去创造意义；有时候是要让世界变得稍微更好一些，如同掉落在土地上的一颗花籽；有时则是为女儿或是学生助一臂之力。还有，当你仰望天空，或是面向大海，或是看到野草从石缝里挣扎而出，你会不可抑制地感叹万物的奇迹，沉醉于那个瞬间。那样的感觉可能也属于人生的意义。

脱口秀明星、摔跤手、当红播客主持人乔-罗根（Joe Rogan）的解答和巴雷特有些相似，他说：我不认为人生只有一种意义。但无论如何，有意义的、完满的、快乐的人生，必须具备两样东西，首先要有爱，对家庭、对朋友、对周围的彼此；此外必须要有兴趣，要对某种东西具有激情。如果只是埋没于某种工作，对其缺乏激情，人生一定是索然无味。

曼诺里斯-凯利斯（Manolis Kellis）是麻省理工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学教授，来自希腊，和Lex是同事加朋友。他们之间进行过四次访谈，每次都超过三个小时。第一次访谈时，他刚度过42岁生日。生日之前，他邀请了42个朋友，希望他们每人都对人生有何意义这个问题写一段话。每个人回复的开头都说，他们没想过或不知道人生有何意义，但每个人接下来都写了一段优雅而美丽的文字。尽管这些文字的内容各不相同，字里行间却有某种连贯一致的精神内涵，形成对生命的广角透视。

曼诺里斯只举例提到他一位希腊朋友的回答，这个回答借用了德尔斐神庙的女祭司皮缇雅传达神谕的方式，简短但有多种寓意。这位朋友说，人生的意义就是变成“一”。曼诺里斯透露了对此的三种解读：A）要变成“一”岁，永远保持孩童似的好奇；B）不管做什么，都要做成“第一”或者“唯一”；C）当面临人与人之间的分歧，要学会理解，学会连接，走到“一“起。

杰克-道西（Jack Dorsey）是推特和Square的创始人，自言创立推特的初衷就是基于看到了人们对联系和交流的渴求。当Lex问他人生的意义时，道西的回答很明确：对自己活着有所察觉就是意义，与他人情感上的联系就是意义，看到别人使用自己参与创造的东西就是意义，成为远远大过自己的世界的一部分就是意义。在道西看来，人类走过太多弯路才开始明白相互之间的联系，人们总是因为虚荣和自负而回避或忘记这种联系。

道西的话，包含了他对推特的希冀，也让我想起自己生活中的那些神奇的联系：在香港机场误机看到《原则》，才了解到达里奥；读了达里奥，才想到去做冥想；因为上冥想课，才认识了多多；和多多聊天，才知道创办推特的就是怪咖杰克-道西；在YouTube上寻找道西的视频，才发现到一直追问人生意义的严肃的俄罗斯青年Lex。

亚历山大面对儿子Lex的问题，沉思良久，他说：我上八年级的时候，经常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想不明白，便开始去犹太教义中去寻找答案，后来在本子上写下，幸福过好每一天。如今再看这个问题，八年级时的自己是对的。

不过，Lex在麻省理工的另一位同事，人工智能和认知专家约查-巴赫（Joacha Bach）说：幸福并不重要，因为幸福只是大脑为自己烘培的一块曲奇（Happiness is a cookie the brain bakes for itself）。

换成中式来说就是：幸福只是大脑为自己炖的一锅鸡汤。

巴赫还说：人生的目的是制造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让人可以去获取负熵。智力与生命密切相连，而智力的目的是让人可以控制复杂性的状态，使人可以游弋于有秩序的系统和混乱的疆域之间。人生的意义取决于大脑的计划。人类文明只有一个，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去帮助保护这个文明。

巴赫对自己人生使命的定义似乎与伊龙-马斯克（Elon Musk）有些接近。Lex没有问马斯克人生有何意义，而是再一次提到康奈尔大学已故的天文学教授卡尔-萨根（Carl Sagen）。三十多年前，人类发射的飞船从六亿公里之外的太空传回一张星云照片，地球只是上面一个微弱的几乎看不到的蓝点。萨根著作《微弱的蓝点（Pale Blue Dot）》曾深深影响了他们两个人，所以Lex请马斯克朗读了下面这段话： 

“现在，再看一眼那个小点。那就是这里、是家、是我们。那里住着所有你爱的人、所有你认识的人、所有你听说过的人、所有曾存在过的人。我们快乐和痛苦的总和，成千上万的宗教、意识形态、经济规律，每个猎手和小偷，每个英雄和懦夫，每个文明的创新者和破坏者，每个国王和农夫，每对恋爱中的情侣，每对父母，心存希望的孩童、发明人、探险家，每个道德典范，每个腐败的政客，每个“超级巨星“，每个“伟大领袖”，我们这个物种历史上所有的圣人和罪人，都在那个小点上，那是太阳射线下一粒悬浮着的尘埃。

“地球是无边宇宙剧场里一个微小的舞台。想一想这个像素上某一角落的居民对另个角落他们难分难辩的同类所施予的那些无尽的残暴，想一想他们之间的误解何其频繁，他们要毁灭对方的意愿何等强烈，他们的仇恨何等深刻；想一想那些将军和帝王留下多少血流成河，不管何等荣华，到头也只是那个小点上某一角落瞬间的主人。

“我们的故作姿态，我们的自以为是，我们在宇宙中具有某种优越地位的幻觉，都被这个微弱的蓝点挑战着。我们的星球是宇宙黑暗包裹着的一粒孤独斑点，在无边的寂静之中，没有任何暗示将有外在的力量来拯救我们。

地球是已知的能让生命栖息的唯一世界。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这个物种无法移民到别的星球。。。”

读道这里，马斯克摇摇头，狡猾地笑着说：“不对，有火星。”

听过几集Lex的节目后，我发微信向几个朋友提出同样的问题。有人说，你是不是失眠了？有人说，现在天天想着如何挣钱，哪有时间想人生的意义？有人说，大晚上不要问这么严肃的问题。一位基督徒朋友坚定地说：做耶稣的门徒，在一切的事上成为他的荣耀。

我九零后的外甥如此回答：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人生的意义完全取决于每个人自己，没有任何至高的力量为你定义。通常情况下，人们无法抱着诚意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要么此刻被世事烦扰而无暇顾及终极目标，要么从来都不去想而只是选择了活在当下、随机应变、随波逐流。

我看Lex的节目，并不是想去寻求答案；记录下这些回答，也不是为了给人提供指引。重要的是，为什么总有人会不厌其烦地去问这个问题。很多年前，彭罗斯教授的合作者斯蒂文-霍金（Stephen Hawking）曾经有过一部关于宇宙和进化的纪录片。和卡尔-萨根一样，霍金也说：在广袤无垠的星际里，我们栖息的地球只是一颗沙粒；与宇宙137亿年的历史相比，我们个人短暂的一生甚至都算不上瞬间。片尾的问题是：在无尽和永恒之中，我们渺小的生命有何意义？

不管怎样，万物之中只有人类可以从星空回望，发现地球何其脆弱、世界何等荒诞、生命何其卑微。我们无需对任何人顶礼膜拜，没有人高于他人，也没有人会永垂不朽，个体生命除了作为进化过程中基因的载体，毫无意义。同样，也只有人类才会仰望星空，纳天地于胸怀，面对滚滚红尘中的荒诞，觉察到自己的存在，认识到生命的珍贵和唯一，从而义无反顾地去经历和体会，超越生命、超越自己。人会持之以恒地去追问终极的无形之物，而这种质问，或许正是意义。

我记得在纪录片末尾霍金那熟悉而空灵的声音：意义只存在于人类大脑之中，生命的意义不在别处，只在你的两耳之间。生命的意义，在于你选择赋予它什么意义。The meaning of life is what you choose it to be。

2021.2.8

  1  

死去的诗人其实是进贤路上一个酒吧的名字。酒吧灰色外墙上，有一块形状古怪的金属招牌。射灯从背后照过来，招牌就像一块带着黄色光晕的陨石，从墙里飞出，没人能注意到上面还有Dead Poets几个字。我和于君进去后，被侍应生带到吧台角落的空位。右边有对情侣，隔着他们，吧台边坐着两个相谈甚欢的姑娘。我只能看到其中一个女孩白皙精致的面孔，青春洋溢，神采飞扬。

进贤路是一条短短的小街，东面连着茂名南路，西面和陕西南路相接。很多年前，但凡有朋友到上海，我都会带着他或她先到进贤路上沪上阿姨掌柜的店里吃本帮菜，然后去当时还在复兴西路四十六号的JZ俱乐部听爵士。那几家装饰简陋的小店生意红火，客人常不得不拼桌。每家门外的马路牙子上都摆着一排塑料凳，夏日炎热的傍晚，总有不少年轻男女在那里等位。

于君算是我多年的朋友，当年我曾带他来过进贤路。估计这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这次来上海，他特意住在了老锦江。晚饭的时候他发微信给我，以前那些小店，现在只剩下一两家。不过有个新开的酒吧好像不错，叫Dead Poets，他想进去喝一杯，却被告知没有空位。我对他说，可能是你显得太老，人家不想让你进去。

后来，我们还是约在四年前搬到巨鹿路的JZ俱乐部，我和那的老板任宇清很熟。不巧这晚老任不在，他是个贝斯手，几天前和李泉、老黄等人去了深圳演出。JZ每晚都安排两个乐队，当晚的爵士大乐队演奏完大半，等性感的女歌手下场，换上一个戴礼帽的男人，已是临近午夜。于君和我走出JZ，才发现此刻同乐坊广场里，每家酒吧依然还是人声鼎沸。上海的夜，还很长。

于君说，我们再去Dead Poets碰碰运气吧，都这点儿了，也许能进去。

  2  

于君大学毕业于清华，后来去斯坦福读金融，在美国投行工作几年后回国，先后在几个著名的上市公司做高管。五六年前，他行使完最后一笔股票期权，卖掉北京的房子，带着老婆孩子移民去了荷兰。在阿姆斯特丹郊外的蓝天绿野，孩子们度过了快乐的童年。于君夫妇热爱艺术和旅行，他们在国外的日子雅致、丰富、忙碌而又清静。只是双方在国内的老人如今需要照顾，他们也想让孩子们学好中文，于是疫情之前，全家又搬回北京。没想到，这是于君烦恼和焦虑的开始。

于君是七零后，或许正属于典型的中年危机症候群。在他自己看来，如今烦恼的理由充分而显然：六年前他把北京的两套房子卖掉，这些年投资回报并不好，现在回来，当年那些钱只能买回一套；几年不见，曾经的同事或同学在国内的事业风生水起，别人的身价都翻了若干倍，他还是在吃老本；孩子们读国际学校花费很大，而他因为年龄关系能选择的工作机会却乏善可陈。

我比于君大几岁，十几年前就不再全职工作。于君这种切实的失败感我也有过，至今仍然会时不时袭来。今晚，JZ舞台上红色的厚丝绒背景幕布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展现着一种绚丽的深沉；来自纽约的歌手身着低胸黑裙，性感艳丽，在大乐队的伴奏下演唱着百年前黄金时代的经典，时而低吟，时而昂奋。一曲完毕，掌声中我将目光从舞台上移到我身边的于君。这老弟是个公认的美男子，身材高大，目光坚毅，当年迷倒过多少好姑娘。看到黯淡的灯光下他依然棱角分明的脸上也开始蒙上一层沧桑的雾，我心中竟有一丝恶劣的快意，你小子也有今天。

  3  

死亡诗人酒吧的酒单精巧别致，和酒价很相配。每款店配特色鸡尾酒的开头都有DP两个字母，这是Dead Poets的缩写。当我和于君各自选酒的时候，侍应生带过来一个姑娘，安排坐在吧台直角的另一边，正好是我的左侧。这是酒吧剩下的最后一个座位。

虽然已是秋天，上海今晚并无寒意。姑娘穿着正式夜宴上才能见到的白色裙装，手上的戒指大得有点夸张，不过看式样更像是文艺的低调时尚。精心修饰过的妆容优雅而不失自然，柔黑的短发微微后卷，衬出两个细长而轻巧的铂金耳坠，使她乳白色的小脸显得更加俏丽生动。于君和我应该一样惊喜，身边会骤然出现这么一位佳人。

酒吧电子乐的音量恰到好处，低沉的贝斯轰动令人心神不宁。如果两人交头接耳，旁边的人不会听到。于君凑近我，左右看了一下，悄声问我：“吧台上这些女孩，不是那什么的吧？”

我能理解于君的好奇心。二十来年前我们一起在深圳工作，深夜去酒吧碰到这种状况，他的这种猜测基本可以确定，女孩子会采取主动。而这里是2020年的大上海，他想得太多。这些年，我自己除了偶尔去JZ，很少再去泡吧。但我那在国外读大学的宝贝女儿回到上海，也会约别的女孩一起去酒吧。“亏得你还在阿姆呆过，怎么越来越土？”我对于君说。酒吧里大都是成双成对的年轻男女，到处欢声笑语。只有吧台边，坐着我们两个脑门子上写着失意的老男人。今晚，于君明显比我猥琐。

我和于君点好酒，他又感叹：“这些女孩子虽然打扮得很高雅，但看不出有什么Substance。”不出所料，和我前些年很像，于君面对青春，也开始了酸溜溜的油腻。Come on，老男人们满脑袋里都是与功利和肉体相关的烦恼、惆怅或自鸣得意，那些也能叫内涵？

  4  

也许是因为此前在JZ喝过几杯，也许只是想在于君面前显摆一下勇气尚存，我转头面向左边的女孩。“不好意思，姑娘，我能请你喝一杯吗？”

女孩一怔，本能的警觉让她身体微微后倾，正要举手拒绝，我注视着她，坚定而真诚：“如果能请你喝一杯，我会觉得很荣幸。”

她看到了我的执着，很给我面子，不自然地点头致谢，我也放下心来。三十来岁的时候，我单身在当时还被称为汉城的韩国首尔工作，每个周末都要去延世大学附近的酒吧，而去酒吧只有一个目的。不过，那时我都是和当英语老师的美国人迈克尔一起，打招呼破冰这件事都由他来完成。韩国女生对外国人很友好，我有时还会想起那个名叫伍德斯托克的只供扎啤的酒吧。回国之后最初很多年里，我只在KTV里和女人喝过酒，尘世荒唐，不值回望。

很快，于君也加入了我和女孩的交谈。她叫小然，宁波人，六年从杭州来上海工作，现在一家上市集团的投资部做投后管理。于君和我过去的工作都和投资有点关联，所以和小然不缺共同话题。小然说，她们公司在浙江起家，上市后集团总部搬到上海，在国内外投资了很多项目。作为投后管理的负责人，她经常出差，哪怕是疫情期间，她也不得不去美国，曾经为此隔离过两个十四天。

小然大方开朗，身材娇小细柔，谈吐间流露着一种少见的果敢。

  5  

我平素不太愿意和年轻人聊天，因为我们这个年纪的男人总是克制不住要自夸、说教或者怀旧。这个晚上，我有些兴奋，不免犯忌对小然和于君说起一些往事。

我读大学是在八十年代，当时很多人都有一本上下两册的新诗潮，里面汇集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优秀年轻诗人的代表作。毕业前夕，我认识了在《十月》当编辑的何拓宇和他的同学诗人骆一禾，他们成了我崇拜的偶像和敬爱的大哥。若干年后，我在巴黎巧遇新诗潮的编者老M，一个身材矮小貌不出众的安徽人。也许是因为我身边的女朋友有点漂亮，老M竟然很喜欢和我们聊天。我惊奇地发现，他和拓宇、一禾是北大中文系的同班同学。

一禾在三十年前就已离开人世，拓宇也在十几年前驾鹤西去。和老M巴黎一面，再无联系。此前一天，我刚从微信某个群里看到，老M刚刚因病去世。原来，九十年代后期，他曾因精神失常，流浪巴黎街头很多年，贫病交加，五年前经历了很多周折，才被弟弟妹妹接回到安徽老家。

在这个温润的秋夜，在酒精和音乐的弥漫之中，年轻的生命肆意盎然。望着沉醉在橙红色灯影里那些欢乐的面孔，我不太知趣地讲起这三个死去的北大诗人，想起他们曾经年轻而充满希望和热情的音容。我举起酒杯，对小然和于君说，既然这个酒吧叫Dead Poets，那咱们一起为死去的诗人喝一杯吧。

场面一下子变得很尴尬，小然不知该说啥。我似乎听到耳边于君对小然说：没事，我这哥们儿是文人，有时喝多了就会这样。

  6  

于君今晚的好奇心特别强烈，和小然聊熟后，他抛出了那个困惑了他很久的问题：“你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孩，怎么大半夜还会一个人来酒吧？”

小然回答：“我今晚刚参加完朋友的生日聚会，回到家快要进门，听到父母还在客厅说话。我不想进门面对他们，所以就下楼走到这个酒吧喝一杯，等他们睡了再回去。”

听她这么说，我禁不住问道：“那容我冒昧问一下，是不是你父母在催着你赶紧结婚？“

小然点头，说这件事让她很烦，现在和父母的关系有些紧张。我算过，小然六年前来上海，如果那时她刚刚大学毕业，应该差不多二十二岁，现在大约二十八。

接下来，我好像说了诸如现在好多父母都这样、婚姻与否都不重要之类的话，结果被小然很不客气地打断，她说：“我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吧。“

沉默。我意识到，我已经喝得有点多。

  7  

环顾四周，不觉之间，很多座位都空了下来。小然从座位旁拿起她黑色小巧的香奈儿手包，也准备离开。我结完账，三人走出店门，于君善意地提出顺路送小然，被婉言谢绝：“不用不用，真的不用，我家就在这旁边，我自己走回去就行，几步路就到。”

我们没有坚持，留在原地，目送她娇小的背影走向路尽头的茂名公馆，细细的足有十几公分的高跟敲在湿滑的路面，发出转瞬即逝的声响。夜空中飘忽起凉意，贴近路灯的地方彷佛能看到些许晃动的雨丝，梧桐树上那些饱经风雨摧残的树叶，有几片悄然落在地上。

于君觉得有些遗憾：“跟她聊得挺投机，咱们都应该加个微信啊！”其实，我也想过这一点，而且深信如果提议的话，她应该不至于拒绝。但后来我想：何必呢，就这样一起喝杯酒，就此别过，互道珍重，还不至于让自己丢掉老脸。

于君这次周末来上海，是为了下周去某上市公司面试，那家公司的老板籍贯正好是宁波。我跟他开玩笑说：这姑娘来上海六年，就在上市集团负责投后，和父母一起住茂名公馆，说不定她就是你未来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女儿。

  8  

那晚我应该还调侃过清华没有诗人，以及像于君这样的理工男不懂诗。这是因为当我提到北大那几个死去的诗人的时候，于君说：写诗是一种obsolete form of art，即早已过时的艺术形式。

我自己本科也是理工男，从没写过诗，年轻的时候虽然买过很多现代诗集，但也只是附庸风雅而非真正欣赏。近几年，从吉姆-莫里森冷漠的歌声中，从帕蒂-史密斯古老的琴弦里，凝视着巴斯奎亚特那看似荒诞不经的涂鸦，透过波洛克淋漓滴落着油彩的画笔，我朦胧记起旧日曾有些似懂非懂的文字，于是重新拿起诗集，像是抓住了儿时即已失去联系的亲人的臂膀。夜深人静，我常觉得无比的幸运。

诗人都会死去，如永恒轮回。如果我为他们的谢幕流下几滴伤感的泪或书写几句廉价的缅怀，那将是对诗人的大不敬。诗，永远不会过时，它是精神在呼吸。只要灵魂还会经受折磨，只要地上还有花开花落，只要天上星辰不灭，只要还有人愿意为爱和激情而活，诗的溪流就永远不会干涸。词语不只具有功能性，它更可以真实而充满美感，它是诗歌艺术唯一的介质。我们还能找到源自人类本能的、比词语更接近生命的介质吗？

中年老友相见，除了毫无新意的唏嘘，话题也都味同嚼醋，了无生趣；Dead Poets也只是店主从文艺片中借来的一个名字，酒吧里除了酒精，没有任何其它东西与诗有关；至于这年月若想找人说话，弹指之间便有无数颗寂寞的心。所以，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秋夜。

那个夜晚已过去半个多月，上海进入了冬天。遇上没有阳光的日子，灰暗和阴冷会带给人莫名的忧郁，甚至寒到骨髓。望着窗外雾蒙蒙的天空，我想起不久前那个秋夜，只觉得有种难以抑制的冲动，让我不着边际地敲下这些半真半假的字。

2020年12月13日

如果有一天我能梦想成真出本书，那书的名字应该叫《呻吟集》，这是因为有人说我写的东西是无病呻吟。我倒觉得，在各种声音中，可能只有呻吟才最真切、最原创。鲁迅曾经说：当沉默时，觉得充实；当说话时，觉得虚空。或许还可以加上一句，当呻吟时，才觉得活着。

这几个月瞎忙，闲暇的时候我在编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姓费，有个英文名字叫菲利普，大家都叫他费离谱。故事发生于2019年9月的几天，老费被邀请去北京参加大学同学毕业三十周年的聚会。老费毕业那年犯了严重错误，没有拿到毕业证。此后三十年中，他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没有正式工作、没有买房购车，一直在城市里飘着，以做英文翻译维持生计。他从来没参加过以前的周年聚会，这一次回去，是因为他大学最好的朋友成了大企业家，要给母校一个巨额捐款，特意要他参加仪式，而他正好也想求同学办事，于是厚着脸皮前往。

这是我第一次编故事，用第一人称写七天的流水账，穿插着三十年里的很多回忆。三个月里写到第三天，已经八万多字，估计写完还需半年。这就是我为什么最近不能更新公众号。我不是为出版而写，能在公众号上连载也行。

有人说第一次写小说，基本上都是写自己。但我很靠谱，不是费离谱。我有一大堆毕业证，始终有正式工作，人生的规定动作都已按部就班地完成。此外，我比费离谱年纪大，他和我妹妹一样是85级。前段时间，我被拉回到早已退出的班级群，这是因为我们那个大学要纪念八十年校庆，我们班也要搞个线上的怀念建班周年庆。热心的组织者说，视频聚会的主题是感恩、感动、怀旧、展望美好未来。届时，九十多岁的老系主任要致辞，当今的院长要讲话，当年的班主任要抒怀，老同学们都要发言。昔日全班三十一人，一个已经死了，一个自毕业就没有过音信，其余都在群里，全部聚齐。

我常怀疑带有“感”字的词汇，或许可以称为本能反“感”。在大家欢呼“凑齐”并开始发表感言之际，我再次决然退群。事后我自问这种做法是不是有点抓马，我的朋友也问我是不是受到过伤害。其实，大学时代的班级是个以团结闻名的集体，处处充满积极、上进和嘘寒问暖。如果说当年我幼小脆弱的心灵受到过什么创伤，那主要是源自理工科大学女生太少，而我又实在没有竞争力。退群不参加聚会，完全是因为我不觉得我有资格去感恩。努力了半辈子，走了不少弯路，我才勉强清掉读书时被他们灌进脑袋里的水，才让自己没成为他们希望我成为的人。我现在所信奉的，和当年被教导的，几乎全部背道而驰。如果我去感恩，则未免太过虚伪。

我的同学中，有人发大财，有人做大官，他们是学校的骄傲。对于他们的受瞩目，我没有丝毫妒嫉。像我这般次品，要想被注意到，唯一的方式是逃离，就像在大型团体操表演时突然溜掉。多少年来，人们总把“凑齐”当成目的，把步调一致看成美感，而将离群索居者视为异类。对此我不买账，我的不通人情只是一种姿态的开始：不用再去假装爱集体，无需再参与任何集体性的感动，可以拒绝表演团体操。或许，有一种存在就叫缺席，有一种诚实就叫忘恩负义。

最近离世的第一任007扮演者康纳利说，有意义的人生，多少都应该有点Anti-Social。反社会和反高潮（Anti-Climax），前者需要勇气，后者需要清醒。人们惯常所接受的词语、表情和形象中，充满Kitsch（刻奇），充满以多数为名的夹持。那是已经被讲过成千上万次的美，那是毫无新意的自我感动，是给丑陋世界戴上的漂亮面具，它意味着集体性撒谎的故作多情。毕加索说，艺术是谎言，但它揭示的是真相。揭示真相，意味着你自己必须能跳出来那个局，发出疑问，抽丝剥茧，冷酷地凝视周围的一切。在这一点上，我想到米兰-昆德拉。

萨比娜在《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是个画家，她一直与生活本身若即若离，并随时准备从所有自我感动的场景和关系中脱身而出，毫不妥协。生活在布拉格之春时代的捷克，作为一个美貌的女人，保持清醒谈何容易。但她是纯粹的：在反侵略的慷慨激昂中，她看到爱国热忱所需要的盲从；在情欲的迷乱中，她听出山盟海誓所隐含的占有。为此，她不得不带着那顶代表她“从哪里来”的圆礼帽，一次又一次地逃离。萨比娜也是幸运的：她有勇气去背叛传统、祖国、家庭、爱人，除了坚忍不拔的信念，她还有美貌和才华，她能逃离到瑞士和美国，那里的人们善良而又热爱艺术，愿意出钱买她的画作。

要么叛逆，要么油腻。这个道理，我年轻的时候并不懂，而是油腻到中年之后才慢慢明白，这就像我上大学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读不懂毛姆的The Human Bondage (人的枷锁)。毛姆小说主角的名字也是菲利普，他从小到大有过很多梦想，很多追求，做过很多离谱的事，经历孽缘生死之后，才发现梦想和追求都是枷锁。用中国人的说法，这叫作茧自缚。

关于生命或者存在，昆德拉将其分成“轻“与”重“两种状态。毛姆所说的人的枷锁、我们提到的“茧”，如教条、责任、梦想、财富、名声、惯例，等等，无疑都属于人们背负的重担。而萨比娜追求的是自由、是真相，是一种“轻”。这种“轻”，是不可承受的轻，是另一种沉重，因为它意味着背叛终极才能感受得到的那种虚空。因此，对于萨比娜，在暮色苍茫中，她为幸福人家窗户中透出的柔和的光落泪；而那个与她的惺惺相惜的浪荡子托马斯，则抱紧了乡下姑娘特蕾莎。

也就是说，人们总有逃不掉的沉重，总会有落泪的一刻。“不管人们对刻奇有多么蔑视，它总是人类境况的组成部分”。为何所累，因何动情，是一种审美选择。

米兰-昆德拉这本《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我已经接触过三次，最近这次才算是才读懂。上次读是十几年前，翻了几页就放下，那时根本没这个心境。这次重读，我想起一件多年前的往事。

二十来岁的时候，我在一个研究所工作，课题组来自北大的同学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当时正在读哲学系博士的女孩子。这个来自南京、此前毕业于南大的女孩比我大两岁，已经结婚，爱人还在南京。她很好看，白皙清爽、聪慧而且沉静，至今我都记得她那双明亮的眼睛。那时，我很毛躁，但因善于给知识分子拍马屁，年纪轻轻就在一个很有影响的杂志社当特约编委。有一天，女孩递给我很厚很厚的一摞书稿，告诉我那是她从德文翻译过来的，让我帮她问问有没有出版社愿意给她出版。

那厚厚的译稿，都是她工工整整亲笔誊写，每页四百个字。我抱着书稿找了出版社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这个作品的译文已经出版，书名是《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

当时我怀中的译稿的封面上，有五个娟秀但有力量的字：沉重的轻浮。

我只好把译稿还给这位朋友，如今早已不记得当时和她见面的情况，但能想象她肯定会有的失望。不久之后，我出国做合作研究离开了北京，和这位朋友从此再没有联系过。在英国的时候，我很喜欢Daniel Day Lewis和Juliette Binoche主演的被翻译成《布拉格之恋》的改编电影，每次看这部电影都会想起那厚厚一摞《沉重的轻浮》。但只有最近这次重读，我才明白为什么昆德拉后来再也没有允许任何人去改编他的小说来拍电影。也只有最近这次读完，我才很想再能见到那位曾写下《沉重的轻浮》的女生。

2020.11.1

“这一年过得真快！”几天前在戴安娜家吃饭的时候，听她这样感慨。

在座的每个人都同意，这一年过得很快。也许是因为年初停摆了两三个月，开工晚，刚忙碌了几个月，就到了秋天。

在上海感受秋天，是从闻到桂花香开始的。穿的依然是夏天的衣服，某个晚上走出门，花园里没有一丝的风，淡淡的香气却不知从哪里悄然而至，令人不想移步，生怕换个地方，就再也闻不到这清丽的香。秋天才会开的花可能就该这般低调，只是今年花香散去得很快，如同这一年的时光。

变老最大的悲哀，在于伤感和愤慨都会越来越被嘲笑。这多半年，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让幸福的人们更自信，我也知趣地将自己的对外情绪调整到赞许模式，这并不是为了取悦，而更多是不失尊严地逃避。我见过一些青年才俊，时不时也会听到他们之间的对话。只见他们修身版的衬衫裹着挺直的小细腰，踌躇满志，说来说去还是那句百年老话：洪哥，咱们动手吧。

相比之下，还是和同辈人在一起更实惠。上个月末，十来个当年毕业后在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们，去黄君在舟山面海的别墅里小住几天，每顿饭都有新鲜的带鱼。此后不久，热情的黄君就张罗着把新打好的五常大米寄给大家，接下来不管世道如何变化，至少不用再为粮食发愁。上个周末，优雅的戴安娜邀请我去她家参加了一个愉快的烧烤聚会。M8的牛肉之外，烤肠也特别好吃。据说一定要选波兰香肠，先在加了洋葱的汤中煮过，然后再烤。可惜那晚喝了太多红酒，竟然忘记该用什么汤来煮。

我们这一辈人常自觉幸运，衣食无忧，甚至还能有些兴趣上的追求。伴随夫妻性关系的冷淡和终结，人生便需要品位和情怀。男的大概会偏向嫖娼、红酒、雪茄、玩玉、品茶、高尔夫、半马，女的或许会爱上烘培、晒娃，跳舞、插花、公益、瑜伽。而精彩到某个年龄之后，男男女女的爱好常殊途同归，艺术追求的热情更趋强烈，这其中最常见的便是摄影。如今打开朋友圈，满目都是好风景。我平素古怪，不招人喜，但因诚心为朋友的作品点赞，居然收获了不坏的人缘。

出乎意料的是，不久前，微信账号却被永久限制登录，这给我带来很多不便。慌乱之下，赶紧注册了一个新账号，把必须用到的联系人重新加回一些。每个加回来的人都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可我的确不知道。后来我想，这其实是一个特别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答案就在那里，只是人们不去想，而我也不敢说。

慢慢地，我发现这未免不是件好事情。以前有上千的联系人，我曾任性地删掉了一些，后来人家请求加我，还搞得很尴尬。现在新账号里没有几个联系人，也没有什么聊天群，安静了很多。有交情的，终归还会加回来，而大部分可能就这样消失。这相当于人生到了相互忘却的时候，有只无形的大手大刀阔斧，帮着做了我自己不愿动手做的事情，无意中反而成全了一个新的开始。

我过去写的东西也被删了很多，开始的时候还有些愤慨。隔段时间再看，被删掉的大都有过度感动之嫌，颇似米兰-昆德拉所讲的那种“刻奇”，以至于自己都不好意思再读。而留下来的那些，未必有太多的共鸣，但若干年后读起却仍能感受到不会让自己汗颜的真实。为此，或许我应对某种霸道心存感激。就像小时候被大人训斥，不准乱讲话。事实证明，大人经常是对的。

闭嘴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不知如何说起。人们交流的词语越来越标签化，动不动就用左右来评判指责，这恐怕就是智力懒惰和身体虚弱所导致的语言暴力。近来大洋彼岸的选举，带给这边人们很多的兴奋和话题，其中不少人在为挺谁而争吵不休，面红耳赤。对此我不愿妄评，因为此地的大多数是万万不能惹的，而姓右的一小撮走到对岸，绝大多数又变成带有深刻故国情节的左。年轻的时候我曾在欧洲多年，立场从来没有坚定过，经常是见右说右，见左说左，与其说是左右逢源，不如说是为了左右化缘。总结下来，外国人当中真正对我好的、帮我忙的人，基本上都属于左。他们既富有同情心，又深具优越感，相对来说的确比较容易被骗。

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中说过一句话：东方就是西方，西方就是东方，这一对双胞胎会不断团聚。东西如此，左右也是这样。回看几千年的历史，人类总是左右摇晃着朝前走的。如果文明有一天终结，最后时刻仍然是天使与魔鬼同归于尽。

说到历史，这也已是有志男儿进入中年后乐此不疲的话题。在这方面，我更难插言。国人看历史，常有太多的功利观，太计较成败而忽视隐喻。比如谈到二战，人们总是说希特勒为什么要去打苏联，日本为啥要去跟美国叫板。其实这中间原因不言而喻，邪恶的本性就是如此，它一定会膨胀，一定会不自量力，它自身的道德荒谬和侵略本性终将导致其自我毁灭。无论是《魔戒》当中的索伦，还是《权力的游戏》当中的夜王，他们都有无所不能的魔法，他们都会建立起强大、步调一致、面无表情的军队。但他们都有死穴，这个死穴便是邪恶本身。邪恶有其根本性的矛盾，强大无比的同时也脆弱不堪。所以，杜兰特在书的结尾说道：历史学家不会悲伤。

如果说历史留下来的是猜测、偏见、纪念碑、传奇和断壁残垣，那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个人则只能年复一年，积攒起若干自以为特别但毫无意义的日子。每年秋天吃过几只大闸蟹，就到了亲人还记得的我的生日，看别人过完洋人的鬼节，马上就是欢乐的双十一。今年我给自己买了两本书，一本是《走出非洲》，一本是《人类基因的历史地图》。这些都是关于离开非洲，而帮过我很多忙的来自伊宁的姑娘却要走进非洲，下月她将启程去冈比亚。那天我问她，你去那边会不会很特别很孤单？她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望向秋日阳光下依然绿荫覆盖的街道，无奈而惆怅地笑笑：我在上海，不更这样吗？

我想了很久，无言以对，欲说还休。

2020.10.25

  1  

那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起因于当晚我必须要打一个电话。

三十年前，我刚到伦敦，在伦敦经济学院（LSE）做访问学者，每个月从福特基金会那里拿600英镑的补贴，而公派的留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是300英镑。留学生在英国的时间长，读完学位可以在那里找工作，而我在那边的期限只有六个月。我的目标是每个月至少省下300英镑，大约合人民币3000元，这相当于我在国内工作20个月的收入。六个月在外工作的积蓄，足够回国后过上不错的日子。

所以，当时对我来说，省钱是第一要务。为了省钱，我在西区Earl’s Court附近一座很破的房子里，租了一个小房间。那时候没有手机，房子里也没有装电话，所以，晚上和周末，别人联系不到我。如果我想联系别人，就要用外面大街上的公共电话。

住同一个房子的爱尔兰人，在伦敦东区的建筑工地工作。他教给我一个办法：10个便士的硬币和50便士的硬币的直径是一样的，如果在10便士硬币女王头像的那面裹上一层锡纸，投到收费电话里面，屏幕上就会显示是50便士，这样打电话的费用就变成正常费用的五分之一。

那时我认识一位国内来的L君，已经在南安普顿大学读完通讯博士，在帝国理工做博士后。他告诉我，他们那里学工科的留学生，会在实验室里把10便士的硬币边缘钻一个洞，拴一根线，打电话的时候把这个硬币从投币孔投进去，可以再拉起来，如此循环往复，一个硬币可以重复使用很多次，相当于每次打电话都是免费。理科生的动手能力总让我特别羡慕，另外一位T君跟我说，他们还可以用萝卜刻图章，自己做国内大学的成绩单来申请美国大学，这个技术难度貌似不大，但我没敢试。萝卜上刻图章这事，跟本文没关系，暂且不表。

我深信L君手里有个拴了线的硬币，但他跟我说他自己从来没用过。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很高，但技术难度大，我找不到打孔的工具，最后只能采取爱尔兰人的方案。我请爱尔兰人在酒吧喝了一品脱的啤酒，他送给我10个裹了锡纸的10便士硬币，可以用来打5分钟国际长途。

  2  

那天是个星期天。伦敦初夏的夜晚，刚刚下过一阵雨，湿润而又温暖，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街上没有什么行人。我租的房子，是华威路(Warwick Road) 27号，从这里向左走大约100米，就是和Kempsford Gardens交界的路口，路口左侧，有两个电话亭，一个只能用电话卡，另外一个是可以投币使用的。

伦敦的红色电话亭像个小屋，开门进去，里面只能容下一个人，很私密。我背对着门，把一个硬币扔进投币孔，咣当一声，小小的屏幕上显示出，50P。心中窃喜，又投进一个，100P，其它八个硬币留在口袋里。摁下电话号码后，不是忙音，但没有人接。我一直等着，直到大英电讯的录音电话告诉我：The person you are calling is not available, please try later。

不可能啊！这是传达室的电话，总该是有人的。那个老大爷我很熟悉，他接到电话，会对着楼道大喊接话人的名字，每个房间里的人都能听到的。今天怎么会没人接呢？

硬币落下，我又投进去，如此反复几遍，都是没人接听。我开始有些着急。

突然，听到背后有人敲门。回头一看，电话亭外面是两个块头很大的白人青年，吼吼叫着，对我摆出李小龙电影里常见的那个架势。

当时我以为他们是开玩笑，而且可能也是急等着要打电话，于是赶紧挂上电话，取出硬币，想出门道歉。我试图推开门，但他们当中的一个瞪着我，嘴里面嘟囔着，用手把门抵住，另外一个人摇头晃脑，举着双拳，做出要搏击的姿势。

电话亭绝对不是我可以抵抗的地方，门上没有插销，显然我必须要出去。猛然间，抵住门的那个人把门拉来，另外一只手伸进电话亭，抄起电话，向我头上砸来。我没能躲过，但电话亭很小，电话线也很短，他使不上太大的力气。趁他没转过身，我赶紧抱住头，从他腋下逃出。但刚出来，另外一个的拳头就上来了。我重重地挨了一拳，又被拿电话砸我的人踹了一脚。我强撑着，没有倒下，但又有拳头砸了过来。

以我的个头，是没有任何反击的可能的。我什么都来不及想，瞬间的反应是，跑！我的体育一直很差，上大学体育课跑百米的成绩是16秒。但那天晚上的速度，肯定是超常发挥了。

他们在我身后喊叫着，并没追出多远。骂声渐渐远去，我只顾朝前跑，前面街角那里有一个巴基斯坦人开的24小时杂货店。等我闯进去，正好遇上我同楼的爱尔兰人，听我大喘着气把情况讲了，他二话不说，要我带他去电话亭那边。

等我们再过去，追打我的两个家伙已经不见了。

那个晚上，身上挨了几拳，但并无大碍，头上被砸出一个包。躺在床上，心里特别难受，愤怒、屈辱，同时又特别憎恨自己的逃跑，如同一个懦夫。其实，我也明白，逃跑，在那种情况下，是最好的选择，我是打不过人家的。

如此，一夜未眠。但想的更多的还是，为什么没人接电话呢？传达室的老大爷呢？那一天，她在哪里呢？

  3  

第二天，周一，伦敦阳光灿烂。事实上，我对那个夏天的记忆里，多雨的伦敦总是阳光灿烂。

我工作的三得利-丰田经济研究中心，是日本人资助成立的，位于伦敦经济学院图书馆大楼的最高一层，进进出出有很多日本人、印度人，还有中国国内各大机构派出来的进修人员或访问学者。尽管我们这些人背景未必一致，但在当时能出国进修或访问，已经算是很“精英”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省钱。

据说，比我早到的访问学者中，有人从洗手间拿走卫生纸，以至于便池边上曾经有过一个告示，提醒不要这样做；来自社科院的著名学者Z君，坐地铁逃票，好几次被抓住；来自南京大学的X君，经常在公共厨房煮方便面，然后端着盆子，稀里呼噜地吃着面，从厨房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来自国家物价局的T君，对厨房的微波炉发生兴趣，把生鸡蛋放在里面，转动过程中鸡蛋爆掉，正好被研究中心的主任Nick Stern教授看到。（又记：Stern教授后来先后担任

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以及布朗首相时期的英国财政次臣，被授予勋爵，经常到中国访问）。

我们的办公室在437房间，曾经是留英经济学会的秘书处，现在国内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曾经到过这里。房间里面有个放资料的三角形小隔间，来自财政部的W君为了节省租房费用，干脆住在了里面，平时让别人轮流给他带饭，洗澡就去学院的健身房。

我能感觉出来，研究中心的英国人，大都不怎么愿意和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进修人员和访问学者们交往，但至少表面上很友善、很礼貌，也很感兴趣和我们一起做学术交流。有几个年轻的博士生，如Peter Lanjouw，Stephen Howes，对我们很热情，经常邀请我们一起玩。平时和我聊天最多的，是印度研究项目Jean Dreze的秘书Jacky Jennings，一位非常优雅迷人的英国中年女士。

那天我到研究中心，脑袋上仍然有头天深夜被电话砸出的那个包，一夜未眠，状态很差。Jacky从新闻上知道中国那几天发生了什么，她也能看出我的沮丧和疲倦，提议说，外面天气很好，中午我们一起去圣-詹姆斯公园草地上午餐吧。

圣-詹姆斯公园在白金汉宫的正前方，草地上有很多人脱了衣服晒太阳，恋人们在缠绵，孩子们在嬉闹，湖里悠闲漫游着各种水禽，凉亭里有个小乐队在演奏，但我根本没心思欣赏，我还在想昨晚被打的事情，想着北京发生的事情，以及那个没有接通的电话。她会在哪里？

我的状态很恍惚，Jacky能看出来。她的眼光慈祥而又明亮，至今，我都能清楚地回忆起阳光下她脸上的皱纹，那是我此生见过的最美丽的皱纹。Jacky对我说：下午不要回学校了，我带你去西敏寺大教堂走走。

从圣-詹姆斯公园到西敏寺大教堂，只有五分钟距离，那个年代，旅游者不像如今这么多，参观教堂几乎不需要排队。西敏寺大教堂是英国王室上千年来加冕和举办婚礼、葬礼的教堂，浓缩着英国的历史。Jacky带我穿过教堂，特意指给我看教堂里那些名人的纪念碑和墓地，除了英国历代的君王，这里还埋葬着很多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和艺术家。我们走过牛顿、达尔文、张伯伦、克伦威尔的墓地，看过了诗人角那里埋葬着的乔叟、狄更斯、哈代和白朗宁，最后驻足在一个四周被鲜花围绕的墓碑旁边。

这块墓碑下，埋葬着一个英国战士的遗骸，没人知道他的名字和军衔，没人知道他的家乡和事迹。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首相亲令，英国人从法国的阵地上寻找回一个无名将士的遗骸，以最隆重的方式运回祖国，最后以国葬的规格，在举国注视之下将其安放在西敏寺大教堂最显眼的位置。多少年来，这个无名战士在英国历史上的君王和圣贤中间，一直享受着人们最隆重的哀悼和怀念。这块墓碑，是西敏寺大教堂内唯一一块人们不可以踏足而过的墓碑。

Jacky对我说，当年安葬的时候，英国皇室几乎所有的成员和高官显要们都在场，最后抚摸棺木的是100名在战争中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们。

  4  

啰啰嗦嗦写了这么很多，我不知道我想表达什么。每年在这个时候，我总会想起那个晚上在西伦敦华威路上挨打的经历、次日Jacky带我去过的地方，想起西敏寺教堂那个被鲜花围绕的无名战士之墓。

挨打的疼痛是暂时的，头上被电话砸起的大包，没过几天就下去了，那时，我还年轻。对于袭击我的两个白人青年，我早已忘却了他们的样子，也从来没有试图去想象他们今天会怎么样，只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不是我遇到的最坏的人。

但是，那个晚上，如果我不是拼命地逃跑，而是去和他们搏斗，结果不敢想象。面对比你强大很多的力量，反抗是没有意义的，不管有多么屈辱，不管有多么不甘，不管你自认有多么正义，你只有一个选择，逃。

而如果你赤手空拳，却要面对持枪的暴力，奔跑是没有用的，你无处可逃！枪声响起，年轻的生命倒下。而他们的母亲，却依然需要在屈辱之中，为他们收拾遗物；在冰冷的太平间里，为他们擦干脸上和身上的血迹，此后终生只能默默地哭泣。这就是那两天发生的故事，在东方遥远的故土。

在西伦敦华威路上挨打的那天发生的一切，结束了我那还没有真正开始的爱情，改变了我的人生。第二天，在伦敦夏日的阳光下，在圣-詹姆斯公园的乐声中，在西敏寺教堂外的草地上，Jacky像母亲一样陪着我，但我不知道该对她说啥，我也不知道未来等待我的会是什么。但至少，伸开双臂，我还能感受到温暖；摸摸头顶，我能感受到疼痛；闭上眼睛，我能听得到鸟鸣。我还有个人生，我还会有新的爱情，我还会和柔软的肉体相拥。而就在那之前，很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变成了冰冷的数字。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话还没有讲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的欢乐未享。

安睡在这温暖的土地上

朝露夕阳花木自芬芳

哦，没有一句话，留在世界上。

  5  

八年之后，我回到中国。

在南方的一个省会城市，我又见到了钢琴系的那个女生。原来，那天之前，学校就已经宣布放假，她的父亲特意赶到北京，把她带回老家。第二年毕业，她被分配到家乡的音乐学校，有规定两年内不准出国。从此，她就再也没有回复过我的信件。

当我找到她的时候，我们各自都已经有了伴侣，相对而坐，少年时的亲切和关怀仍在，但也增添了许多成年的生疏，岁月横亘在了我们之间。此后她来北京，我们一起吃过几次饭，约定要常聚。遗憾的是，这些年里，我走过不少地方，和很多故人竟慢慢失去了联系。因为要写这篇文章，我上网搜索了一下她的名字加上钢琴两个字，百度百科里，有她坐在钢琴前的近照和介绍，有她接受采访的视频。在她们那个城市，她是一个很有些名气的钢琴家，省里很多大型的演唱会和歌咏比赛，都由她来钢琴伴奏。

我有个老友滕征辉，三十年前，我们都在体改所工作，曾经一起租住过音乐学院的宿舍。不久前，我们聊天提起当年的事情，提起钢琴班的女生。我说，我们俩曾经很要好，所有的回忆都是温暖的，今生应该还会相见。老滕看着我，大喝一口啤酒，意味深长地说：美好是不可触摸的。

当年传授我硬币上拴线的L博士很早就回国了，后来担任了国内一所著名的邮电大学的校长，在科研上和教学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任期间，该校为国家建立了最安全的互联网防火墙。

至于其他那些同期在伦敦经济学院做短期访问的人，离开后就也没有联系过。九十年代末期，有人跟我说，他们几乎全都下海经商了，在小隔间住过的W君回国后开了好多家加油站，最早发财；传授给我在萝卜上刻图章的T君现在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岁月静好，人间喧嚣，时代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浮躁着。

  6  

三十年，对历史来说，只是一个瞬间，只是一代人的谢幕和一代人的长大。而三十年，也是一个人的半生和许多人永远的失去。

有一天，我和远在英国读书的女儿聊天，她说喜欢那个国家的传统和历史。是的，英国给我最大的影响，是教会了我记住，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怀念。这一点，在我年轻的时候，以我当时的浮躁和狂浪，并无知觉，但很多事情的发生以及我们认知的变化，会来自潜移默化，会发根于那无数个无所事事的午后的

胡思乱想。随着年龄的增长，猛然之间，你竟会意识到：记忆不同于怀旧，它不但不是衰老的标志，反而更是保持年轻的神秘之泉。

卢梭在《忏悔录》写道：“我以回忆往事滋养自己，在我的体内寻找养料”。记忆，是一种神佑，是一条辗转的河，通过它，我们可以找到北岛诗中所讲的“生命之湖”；记忆，是记忆者自我剖析、反省和忏悔的过程，是一种打破沉默咒语和拒绝谎言的行动。

记忆对个人如此，对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一样？1972年，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发生星期天血案，13个年轻人被英国驻军枪击死亡。对这一事件的纪念和调查，从那之后从没停止，将近40年后，卡梅伦首相在位期间，才终于有了定论；1989年4月15日，96个利物浦球迷在谢菲尔德观看足总杯半决赛时，因球场发生踩踏而死亡，这就是著名的希尔斯堡惨案。在死者家属的要求下，对责任方的调查进行了将近28年，终于在2017年真相大白，整个英伦相拥而泣。

还记得《权力的游戏》最后一集里提利昂说过的那段话吗？“思考我们血腥的历史，我们犯下的错误，什么能使人们团结呢？军队，黄金，还是旗帜？这些都不是，真正能够号召人们的，是故事，只有故事，才会势不可挡，所向披靡”。他所说的故事，是历史的记忆，是真相。一个不能正视历史，选择集体失忆和拒绝真相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是不会有真正的新生的，是不会被世人尊重的。

记忆和真相，从来都不是为了离开的人，逝者已逝，他们什么都不会知道了。但倘若要使那些本来不值的逝去都能重新创造出些意义，唯一的出路便是记忆。记住他们，不仅是对逝者苦痛的亲人的慰籍，更是幸存者面对未来的使命和责任。

这么多年里，我一直都没有再进去过西敏寺大教堂，每次从那里经过，都看到门口长长的队伍。下一次再到伦敦，不管多忙，不管排多久的队，我都一定要再进去那里，以我的回访感谢当年的Jacky的关心，更要把我最庄重的注目，投向那个无名战士之墓。我知道，那里躺着的，不止是一个英国的无名战士，而是世世代代全世界无数个无名的牺牲者，在他们的周围，君王向他们致歉，先哲向他们敞开胸怀，而人类的文明之花盛开。

有时，我们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当某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在做什么？

想到这个问题，我断无理由去感谢许多年前那个晚上想把我揍翻的两个白人坏蛋，不过，没有那晚在西伦敦华威路的暴力事件，我的确将无从写下这个久远的纪念。

我写下的是那一天属于我一个人的记忆，但希望那一天不止是我一个人的纪念。

2019.5.28

许多年后，也许人们会意识到，2019年其实很不寻常。

这一年发生的很多事情，不是关于得失，而是关于是非；很多可以意会，很少可以言传。许多人的面目不由自主地暴露，许多人不知不觉地开始放弃容忍与伪装。群体在崩裂，因利益或经历而绑定的个体之间开始刮目相视。温情脉脉的水面之下，暗流涌动；水面之上，瘴气腾腾。

回想这一年里，我自己退出了所有的班级群、系友群、校友群以及若干诸如此类的圈子。在某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在隐隐约约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和进行曲中，我删掉了通讯录里将近一半的 “朋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热泪盈眶。

这一年里，我好像渐渐失去了口头表达的能力。公众号被封以后，一直难以再度寻回写作的冲动。但我不会沉默，并非要去影响什么人，只是不想掩饰。讲人话、讲真话，至少能让自己看得起自己，大不了在未来的岁月里，把所有过去认识的人再得罪干净。

这实在不足为惧，萨特说，人，本来就是一堆无用的热情。

天地之间，我们终将渐行渐远，我们终将各奔东西。

  1    眼前的问题与背后的主义

小冬是我三十多年的朋友。当年，他从北大毕业，我从人大毕业，我们同时加入了一个政策研究所。两年之后，他去丹麦，我去英国，有一段时间他来伦敦读书，我们曾经住在同一个公寓。九十年代后期，我们差不多同一年回国，后来又都定居在上海。人生中，有这么多共同经历的好朋友，实在不多。

我们的研究所只存在了五年，到今年，已经解散三十年。但我们每年的聚会都是大家一年当中最为期待的日子。就我自己来说，所有的同学群、同事群都可以退掉，但研究所这个群体，是我人生中唯一值得怀念的“集体”。对小冬来说，应该也是如此。

过去的一年中，我和小冬之间，以及在群里和其他的老朋友，都有很多交流。在戏谑和插科打诨之间，我们的聊天坦诚而激烈。争论的无非是川普、华为、香港这些更年期人群热点话题，而在每件事上，我和小冬都有很大的分歧。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意识到，所有的问题背后，其实都是主义。我们之间的分歧，有可能来自于渐行渐远的立场，这个发现，细思恐极。

罗素说，我不会为任何信仰而献身，因为我的信仰可能是错的。如今，我们不至于再为主义去杀人，但我们随时都可能因主义而翻脸。

小冬和我，都在西方生活了很多年。回国以后，也都一直在和外国人打交道。我们都知道，在西方，朋友、同事之间是不怎么争论政治上的事情的，政见不同，很多时候并不影响私人友谊及对彼此的尊重。

而这种温文尔雅和相互容忍，来自对同一种精神内核与价值的认可，它并不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争论中。在这块土地上，分割人们的，不是医保、不是税率、不是移民政策、不是脱不脱欧。我们看到的撕裂，源自人们是否认可一些基本的公理，这些公理的两面，曾经腥风血雨；我们目睹的隔阂，来自于人们将什么看作邪恶，这条界线的两岸，永远剑拔弩张。

这个话题，你我都明白，我没法延伸，没法详细。

研究所短暂的共同经历，对我们大家都意味着很多。这么多年之后，当本来应该淡然，好友之间却面临比当年各谋出路更为彻底的情感解散，这令人总有些不甘。小冬和我，都在努力，试图找到我们的共同点，甚至期望或许也可以和而不同，可以温文尔雅。

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多少年来，中国人的聚散都是不由自主的，我们在命运的大江大河里，如细沙般被夹裹着抛向不同的方向。今天，我们可以在无温饱之虞、无性命之忧的境况下做出选择，而我们的选择将决定我们最终成为何人。

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可以选择各奔东西。

  2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老家在河北沧州属下的一个县级市，每年总有几次我要回到那里去看望母亲。

这里和华北平原上几乎所有的小城市一样，没有任何特色。马路很宽，交通依然是越来越拥堵。马路中间是看不到尽头的栅栏，而两边则是各种丑陋的贴着各种颜色巨大汉字招牌的店铺。

夏天，每当夜幕降临，满街都是烧烤和汽锅鸡。人们聚在一起，喝酒吃肉，高谈阔论。县级城市仍然是人情社会，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要努力向外伸展，建立自己的圈子。旧的传统在消失，但新的惯例也在形成。从平房搬到住宅小区的街坊们依然会串门聚餐，嘲笑大城市邻里之间的冷漠和疏远。通讯发达了，人们要应对更多的婚丧嫁娶，随份子花费每年都在提高。但这些事件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 它是交易平台，是互助机制，它维系着人缘连绵不断，它甚至也是社会地位和人生成败的秀场。

我没有和人交谈，但看得出，人们对他们眼前的生活更为知足，他们没有抱怨，每个人都应该有比我睡得更香更甜。

我喜欢这里的凌乱和这里浓郁的烟火气，对我家乡人们的幸福没有丝毫的嫉妒或恶意，我祝愿他们富足安康 – 他们早就应该过上好日子，他们完全应该过上更好的日子。我在这里看到的，是真真切切的主流，是大多数。未来是属于主流的，在这主流的幸福面前，我常怀疑我愤怒的正义性，甚至感觉我内心的反抗既边缘又矫情。

这个主流会愤怒，而他们的愤怒的对象，可能恰恰就是我所看重的那些东西。如果他们知道我内心在想什么，我就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同仇敌忾的敌人。面对这个曾受尽苦难而如今志得意满的绝大多数，相对于这实实在在的千家万户的满足，我的那些所谓价值、信仰和选择，我所有的愤世嫉俗或玩世不恭，其实都只属于我自己，只对我个人有意义，它没有任何高贵性。我没有为他们的幸福做些许的贡献，我自以为的所有真诚只会增加人们的不快甚至反感。所以，我是不是应该沉默？是不是应该低头？是不是应该牺牲？是不是应该屈身于无形的枷锁？

可是，我早已做出了选择，我早已走上了不归之途。这种选择可能意味着痛苦，但有痛感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人类亘古以来，都在问这些问题。即便在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每一个英雄出场，也都要宣告自己来自哪里，是谁的儿子。对于作为现世乐观主义者的中国人来说，寻根问祖则具有功利和感恩的双重涵义。每年春节回老家，我都要和家乡的人们一起去上坟祭祖。几十年里，也曾无数次被人问到是哪里人。

身处小城的万千灯火和人声鼎沸之中，在距离先祖最近的地方，在依照传统我作为一片落叶要最终回归的故土，我如今深切地感到，我只是一个人，一个陌生人，“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

但更愿意相信，和这里所有的人，也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我们都是来自一个共同的遥远的地方。人类从同一个地方启程之后，千万年里，一直在上路、在逃离、在告别、在抛弃、在成为新的人。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我们流浪，流浪远方。

我们将终结于同一个地方，但在终结之前，故人也罢，故乡也罢，故国也罢，都早已被证明：不是羁绊。

血与土，Blood and Soil。我的眼睛将不再看着你，我的怀念将永远是记忆。血浓于水，血也浊于水。面对狂欢与感动，我悲喜交加。举目望去，许多就此别过，无数各奔东西。

  3    大路上，那些昔日的弟兄

四十年前的秋天，来自贵州的34岁的朱正琳作为特招大龄学生，开始到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入学不久，他认识了中文系七九级三个不满20岁的本科生，赵仕仁、骆一禾、何拓宇。这几个自称“三剑客”的年轻人与“背着空口袋走过沼泽地”（一禾语）的朱正琳一拍即合，很快便进入了那个年代特有的精英式宏大叙事般思想交锋模式。

后来成为我好友的何拓宇曾如此描述他们三个人：仕仁是中国的脑，立志要改变世界；一禾是中国的心，要用文学的温情去感染世人；而他自己则是中国的胃，吞下大好山河。

他们不是剑客。他们更像是自比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三人，代表着理性、精神和肉欲。

对年青的他们来说，时代骄子们的梦想，总是要以国家为计量单位。他们期待走在大路上，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而他们崇拜的亦师亦友的朱正琳已经属于过去了的一代，是要为他们行走的大路做铺路石的。

但命运开了一个冷酷的玩笑。1985年，赵仕仁在怀柔水库溺亡；几年之后某个春夏之交，诗人骆一禾在为他的好朋友海子料理完后事之后，因脑溢血倒在了人声鼎沸的广场，从此再没有醒来。2007年，我的朋友何拓宇迎着朝阳，从他19楼住所的阳台上纵身跳下。

拓宇离开后，朱正琳在纪念文章里，引用了一段诗句：不言不语，不声不响，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大路上走来了我年轻的弟兄。

2019年，朱正琳也因病离世，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我读过他平和的文字，拓宇当年也曾无数次跟我讲起他的睿智与博学。我不知道，他最终会如何回望那条大路。他那些过早离去的才华横溢的弟兄们，可曾错过了什么风景？

中国的路，历来最为宽广，但也总是最拥堵、最熙熙攘攘。而有一天，你会发现，人们向往的金光大道，无非都是战场，都是屠宰场，不管你何等小心，只要行在其中，便忘却归途，不知何时，人仰马翻。

我们都曾经向往走在大路上，但走来走去，竟发现我们其实只是兜兜转转，在牢笼里绕圈子。我惧怕这样的路。

一禾二十岁的时候，曾热情地写道：朋友，你若想走入世界，就必须改造世界。而在他骤然离世的前一年，二十七岁的诗人写道：一条天路上，走着我自己。

天才如一禾，在这七年里，究竟看到了什么？想来无尽唏嘘。

我知道，在今天人们的眼里，朱正琳和他的“三剑客“弟兄们，不仅是上一代的人，而且是与今天的世界毫不关联的人。但我仍愿不时去想起他们，不是怀念，不是惋惜，而是重新去抚摸我少年偶像的热忱、梦想与希望，再凝视那条曾令人向往、红尘滚滚的大路。

或许已经是时候了，义无反顾地落荒而逃，各奔东西。

  4    地上本来是没有路的

鲁迅曾经说过：希望本来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不愿将他自已体验的苦的寂寞，传染给也如他那年轻时候一样正做着好梦的青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没有看到希望。他只是不愿意抹杀希望，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他不能以他确信的必无，来说服别人希冀的必有。于是他“仍免不了要呐喊几声，聊以慰籍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甚至他不惜妥协，用 “曲笔“在《药》里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

为了要呐喊，鲁迅不得不放弃一些真实，由此他自嘲他的小说与艺术的距离，因为艺术必须是真实的。鲁迅是最清醒的人。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再祈求走那地上的路？它岂不是太宽广、太冷漠、也太拥堵？阳光下过于丑陋，灯火中也过于绚烂。我们何不走进黑夜，走在茫茫无边的原野之上，任春风陶醉，任寒风凄厉，只要天上星辰不变，便可任由自己辗转往返？

走过荆棘，遍体鳞伤，当黎明带着玫瑰色的手指呈现，能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这并不重要，我没有抱着希望上路，没有期待。霞光万道之中，不再蔽体的破衣烂衫已是这行进的缎带，身上的粘了血的泥土是这夜奔的勋章。我迈出的每一步都是独一无二的，我将拥有我伸手可触、目光所及的一切，我的脚下即是我的领地，我是我自己的国王！还有比这更好的回报与奖赏吗？

我确信还有无数陌生的人，会不惧走入这深夜的旷野，揽风而行。正如加缪所言，不需要有人在前面，我们不要被引领；不需要有人走在后面，我们不要被追随。我们甚至不需要并肩同行，真实而不羁的灵魂可以拥抱，也可以遥望。

你不要傲慢地以为可以去改变这个世界，你不要去当那个自作多情的带路人。你只需要鼓起勇气，星夜兼程，无惧各奔东西。

2019.12.21

我的老家在河北沧州，就是当年林冲发配的地方。北宋的时候，这里是汉人的边疆。不过，到了明清，因为离北京近，土地又因盐碱而贫瘠，沧州成了宫廷太监的主要出产地，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太监，如魏忠贤、李莲英、安得海，都是我们沧州老乡。那个年代，北京、天津城里，从事跑把式、卖艺、当保镖的，大都来自我的故乡，吴桥杂技和沧州武术因此出名。就这样，这片土地上的男儿们，大葱大蒜，代代相传，阳刚尚武，义胆云天。

马晓武是我高中同学，确切说，同年级但不同班，我们互相知道却无来往。我学习好，全校闻名，在尖子班。他学习一般，没考上大学，但他父亲是我们当时的县长。高中毕业后，他直接到了我们镇上团委工作。我父亲是镇工业公司的干部，我们家住在镇政府院子里，和晓武的宿舍相邻。我从学校放假回家，于是便和晓武熟悉了起来。他们家有五个孩子，他排行第五，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叫他小五儿或老五。他比我生日小一个多月，一直管我叫哥。许多年后，晓武向别人介绍我的时候，都说我是他的发小儿。严格来说，我们真正认识的时候，十六岁，不知还能否算发小儿。

我大学本科毕业后，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这时晓武已经是镇团委书记了。他到中央团校进修，我们基本每个周末都见面。有一次，我带他骑自行车去颐和园。昆明湖的最南端，连着京密引水渠，那里有一个豁口，可以不用门票溜进颐和园。南北方向的西堤把昆明湖隔成两个部分，很象西湖的苏堤。游客一般都在万寿山那一带，西堤南端这里基本没人。夏天的夕阳下，白色的佛香阁被一层似有似无的金纱笼罩。我们望着西山，嘻嘻哈哈、东拉西扯。我告诉他西北不远的玉泉山住着很多大领导，他谈到班级同学周末开舞会，男女一起搂抱着跳舞，让他特别看不惯。当时不记得是否跟他说了，我们在人大，每个周末学校食堂里都有舞会，我是很积极的。

离开颐和园回返的时候，已经是星光满天。河边的公路上，没有路灯，也没有什么行人，月光下，我放开嗓子，大吼刚刚学会的《一无所有》。晓武似乎很为我窘迫，不想听我唱，加速蹬他的自行车。我也只好拼命追他，唱了个开头也就唱不下去了。

人大毕业，我加入体改所，晓武依然在镇上做团委书记，他的主要工作是带工作队到乡下抓计划生育。虽然同为体制内，我的单位隶属国家体改委，是中央直属机构。所以，和晓武一起，我有很强的优越感，基本上都是我在那里高谈阔论。但能明显感觉的到，我的宏大叙事和晓武每天面对的麻烦完全不相干，他其实是不关心的。他没有真正在倾听，不过他懂得耐心和客气。

再后来，我被公派出国，一走就是七年。1996年春节，我第一次回国，这时晓武已经是我们那个县级市的副市长，而且是历史上最年轻的副市长。他很热情地请我吃饭，问寒问暖，关怀备至，我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特意派车把我送回北京。晓武不喝酒，也不抽烟，待人接物大方得体。在这几年里，他在职读了团校的本科、北大的研究生，拿了硕士学位，我感到他前途无限。

此后没多久，我回国工作，在外企做事，每年春节总要回老家。有一次我开车违章，被交警拦下，要扣下我的驾照，我伸手去抢，没有抢过来，很有些恼羞成怒，对交警喊，你等着，我要你们马市长来找你。我给晓武打了电话，第二天，他就把驾照给我送了回来，笑嘻嘻地说，哥你劲头真大，驾照封皮都撕烂了。晓武为我了办这件事情，他没说什么，但我觉得特别特别羞愧。

我们沧州下面的县市里，有一个习俗，就是拜盟兄弟。听家乡的人们说，马晓武有几十个盟兄弟，有的做生意，有的在市里各个部门当头目。还听说晓武经常和他们一起打麻将，输赢都很大。晓武总说我是他发小儿，但他从来没跟我提过和别人拜盟兄弟的事情，也从来没有介绍我认识他别的盟兄弟，说实话，我是觉得有些失落的。有时，我也想提醒晓武交友要慎重一些，但总又觉得这很幼稚，也怕他觉得我是在嫉妒，于是也就罢了。

十几年的时间里，晓武每几年都会调动或升迁一次，从我们市的副市长升到临近更大城市的市长、然后又是市委书记。他几乎每年都到我们家给我妈拜年，然后招待我们一家人出去吃饭。我回老家路过他工作的城市，也会去找他，而他依然是非常热情。不同的是，每次吃饭都有别的客人。晓武依然跟别人介绍我是他的发小儿，每次都说当年住在镇政府里，经常去我们家吃饭；他还经常提到一件事情：我最小的妹妹，那时只有五六岁，会和另外一个小女孩在他午睡的时候，溜进他的宿舍，用一根细草划他的脖子和脸。他以为是蚊子叮咬，迷迷糊糊拍自己，直到听见两个小姑娘忍不住大笑，才知道是恶作剧。在座的人看我和马市长有如此交情，自然都是一轮又一轮的敬酒，让我觉得很有面子。

晓武是那种吃什么都不会发胖的人，一直都是高高瘦瘦的，腰板很直，说话走路不紧不慢。他很白净，大眼睛，眼窝深陷。我一直觉得，至少从外表看，晓武和我们平时看到的官员形象很不同。我去过他的办公室，非常简陋。我相信晓武很想有所作为，他经常到北京，每次都会约上几个老乡一起吃饭，希望多认识一些在北京的事业有成的家乡人，有机会为家乡做些贡献。开始，我也很热衷于参加晓武的饭局，慢慢地，我发现我认识的成功人士很少，而且我自己在外企打工，没有任何资源能贡献给家乡。更关键的是，茶余饭后，有时和晓武单独一起的时候，除了彼此问候一下对方的老人小孩，感觉不知道说什么，很难找到共同的话题。就这样，我们来往的频率逐渐少了下来，由一年几面，变成几年一面。

和我单独在一起，晓武显得不是那么自在，我们之间会冷场。但场面越大，人越多，晓武就越放松，越有气场。有一次路过沧州，晓武请我在金狮大酒店吃饭，十几个人在座，都是地方精英。席间气氛很热烈，女士们都很豪放，各种敬酒，各种荤素笑话，各种恭维和谦虚，而我呆呆地，非常局外。和官员打交道，我历来都有心理障碍，不知道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看晓武众星捧月之下如鱼得水，伸缩自如，我更觉得我们之间貌似隔着一座墙。

大约十年前，我到上海工作定居。晓武来上海到党校进修，约我吃午饭，并且特意跟我说还有一位我们家乡的市长出席，让我选个地方。当时我很诚惶诚恐，第一怕选的地方不够档次，第二怕出现冷场。想来想去，我决定带上太太一起出席。太太和晓武很熟悉了，但她的出现让市长先生有些不太自在。还好，我太太不知轻重地问东问西，这顿饭竟然吃得很开心圆满。把他们送回酒店后，晓武和市长送给我几条软中华和一套高档瓷质餐具，这套餐具我们家到现在还在用。

人类有一种古老而共同的情感，那就是怀旧。我十几岁离开家乡，走过很多地方，对沧州没有什么留恋，和这里亲人以外的人们几乎没有任何感情上、事业上或社交上的联系。当年离开的时候，没有万丈豪情；多年在外，也从没有过要报效家乡的宏大志愿。但无论是开车回家，还是坐火车路过，我总会认真打量我的故乡，这片没有任何特色、已经很陌生了的一望无际的平原，我的遥远的无法抛却的过去。有一次夜里开车经过晓武当书记的城市，城区并不大，但也是万家灯火，车水马龙；城外方圆几十公里，都是他的辖区。驶过村庄、农田、工厂，大地寂静，我试图想象晓武在这片土地上的感觉：年轻的父母官，在祖先古老的家园。

市委书记，在我乡下亲戚眼里，是个顶天立地的辉煌存在。马晓武和我是发小儿的传说，让他们觉得很振奋，很希望我能维护好这层关系。但我很清楚，我们少年时代的那些共同记忆，在如今早已变得无足轻重，他在众人面前提起发小儿，或许只是要给现今这种没有支撑的交往一个理由。我们彼此都有功利性的期许，而时代变迁，我自己只是和芸芸众生一样，在边缘苟且偷安，为他做不了什么。可以想象，找他的人很多，求他办事的人很多，我也盘算过如何利用这个“资源”，但我自己想不出有什么可以和他“整合”。

有时我会想，如果当年选择留在体制内，或许也有机会成为一方大员，或许也可以荣归故里、光宗耀祖。这些年里，我参加过一些同学或老同事聚会，也和别人比较过，因别人的功名和财富而自卑过、焦虑过、苦恼过。我常因自己的失意而自责，但从来没有去思考过我是谁；有时会质疑或后悔自己的选择，但这种质疑总是在功利的层面上纠缠；有时也会因自己的岁月静好而沾沾自喜，但从没意识到就在这歌舞升平中自己已变得平庸而油腻。经常，我会和晓武相比，如同几乎所有的攀比，结果总是重重的失败感。我去过晓武的办公室，见过他每天要接触的人，听过他在人们面前要说的话，参加过他的饭局，观察过他的表情、衣着、步态。晓武能做到的，我做不到，也无法忍受。我会安慰自己，会因自己走过的路、见过的世面而与自己求得和解，但是，本质上说，这些并不是真正的慰籍，而只不过是在为人生中的各种得失打分。

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戏剧性，因其可预料反而显得俗套。两年前的一天，我接到沧州一位朋友的微信，打开链接：马晓武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河北省纪委调查。这两年里，陆陆续续听到很多“消息”，我无法确定真伪，但我从没怀疑他肯定“有事”这件事。

今年春节回沧州，大年初三离开，这是晓武以前来我们家拜年的日子。我突然想起，这些年里，我们家里的人他都认识，而他的亲人 – 父母、兄姐、妻儿 – 我一个都没有见过。从家里去高铁站的路上，再次驶过晓武当年当市长的地方。我拨了他的三个手机号码，两个已停机，最后一个打通了，但没人接听，我给他发了一个短信：我是X哥，过年好！

短信下面现在显示的是：已送达。

今天，我写这篇东西，没有任何想法去评价我和晓武人生的成败，唏嘘永远是廉价的；我也不想以怀旧的多愁善感，来回忆我们曾经的友情。我想到的是，人生和选择。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个人往往只是历史巨浪中的一粒细沙，最后被抛在什么地方，不是由自己决定得了的。晓武和我之间，从我们少年相识，从我们面向世界的人生帷幕拉起的时候，我们就不自觉地被时代的大潮甩在了一堵玻璃墙的两边。不管落在哪一边，在很多年里，我们都迷失了，都只是在随波逐流。我宁愿相信，我有幸被甩到了墙外稍微光亮的一边，我甚至有时候可以停下来，透过玻璃，隐约看到另一面的他；而从我站的亮的地方望过去，玻璃也会变成一面镜子，我清晰的影子和他模糊的真实重叠在一起，在他的身上，我能看到我自己。而在他的那一面，他能看到我，但未必能看到他自己。

墙内越暗，对外面的人，玻璃越是一面镜子，我们越是能看到自己。或许，这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自我审视。被人们称为命运的东西，往往都是没有自我审视、没有灵魂指引的意识迷失。墙外，并没有宜人的风景，更多是风雨飘摇，是阴沟里的挣扎和纠缠，但至少还存在一种可能，即在无望的时候，被思想的光芒刺穿喉咙，射入心灵。而对于晓武来说，在墙内，他看不到自己，他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墙的存在，他的风景，是时空隧道里的人山人海，是远处一个炫目的出口，人们互相拥挤踩踏着，奔向那个出口，那个可以吞噬一切的绚丽的血盆大口。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晓武，但我希望有一天他能读到这篇短文。我多想告诉他，尽管我们终将归于尘土，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不管处于任何境遇，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在任何一个瞬间，你都需要做出下一个决定，而你做出的决定，将铸就你的真实，呈现你的本质。我们无法逃离过去，我们都曾是自己筑起的监牢里的囚犯，但真正重要的不是过去。只要还能喘气，生命的乐章就不会停止飞舞，人生便没到终点，任何他人便都无法判定你的罪与罚，救赎就一直有可能。

回上海的高铁驶离沧州西站的时候，是下午五点。因为是大年初三，人们还没有开始返程，整个一等座的车厢里只有四、五个乘客。我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放眼望去，冬天的华北平原，一片萧索凄寒；雾霾中的落日，清冷、无奈而又惨淡。我想在这温暖的列车上睡去，梦回三十多年前那个盛夏的傍晚，在昆明湖的西堤上，金色的夕阳，照着两个沧州少年的脸。前方，青山如黛，彩霞满天。

20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