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写完《迷失，在朝阳公园西门》。有人留言：“那二十年里朝阳一带你和你朋友那样的混子不少。”这话听起来有些刻薄，但留言者想必是知情人，所以我顺意把这条评论置顶。

闲来无聊写点旧事，无需太过认真。那些年里，我并非旁观，的确也参与着。用第一人称书写，很难做到诚实。等将来学会用第三人称讲故事，那些坏人当中，肯定有我。

1

香港回归那年，我从国外回到北京，公司在友谊宾馆为我租了公寓，两室一厅，每月租金两万五，超过我部门所有下属工资的总和。乡下的四叔来找我，知道了这个数字，瞪大眼睛：“嚯，你小子混得不错。”我给了四叔一千块钱，把他送走，匆匆让司机带我去东直门找法国人弗朗索瓦。他和我几乎同时被派到北京，在巴黎银行做事，住在东直门俄罗斯大使馆对面公园边的别墅里，每月租金四万五。伯尼父亲给我的待遇不错，但无论怎样，实业都比不上金融。

在伦敦读书的时候，弗朗索瓦和我同校但并不熟，他女朋友桑德琳是我同班同学。桑德琳喜欢新奇热闹，每次开派对都会叫上我，以表达对多元文化的热爱。弗朗索瓦被派到北京，桑德琳很开心，兴冲冲地打来电话，让我们常聚。

北京最早的几家酒吧，大概是出现在城市宾馆南侧，后来人气渐旺，才又有了三里屯南北街。夏秋季节的午后，北街东侧的人行道上，摆满简单的桌椅，阳光透过树荫，斑驳映照着各式的店面和招牌。不同肤色的人们懒散着，混乱嘈杂中洋溢着生机和跃跃欲试。每次有朋友到北京，我都会带他们到这里。不过，我和弗朗索瓦并没有太多东西可聊，我们之间的连接点是桑德琳，不交往似乎无法回报桑德琳的热心。

既然我和弗朗索瓦都没兴趣泡酒吧，周末我便约他去怀柔的樱桃沟钓虹鳟鱼、吃农家饭。问题是我有女朋友，而他是一个人，此外他也不喜欢吃农家饭。后来，他主动找我，很羞涩地问能否带他去做按摩。那时大多数场子都不接待老外，经朋友推荐，才在朝阳门找到一家对外开放的中心。在更衣间换衣服的时候，我能觉察到其他客人并不友好的眼光。按摩结束，弗朗索瓦和我在收银员的疑惑中各自付账。出门后，他开心地悄悄告诉我，为了Happy Ending，他付给技师两百块钱小费，超值！

弗朗索瓦在他东直门的房子里开派对，经他允许，我邀请了卡尔。老卡是伯尼父亲为我们项目聘请的技术总裁，来自德国，五十来岁，业余爱好是玩滑翔伞，在北京的外国人圈子里颇有名气。老卡听说我喜欢去山里，主动提出教我玩滑翔。周末他曾开着切诺基带我到延庆，背着沉重的伞具爬上他熟悉的山头，拿出仪器，从几个不同的方位测风向和风速。沉默着，反复折腾很久，最后看着我耸肩摇头，No，no good。这样，我们只好背着伞具原路返回。显然，这不是我能喜欢上的运动。

等老卡带着女友来到弗朗索瓦的派对，几乎所有人都被震呆。晓阳来自牡丹江，看上去二十七、八岁，高高的个子，笔直的长发，一双大眼顾盼生辉。除了淡淡的口红，她脸上看不出有妆容，小麦色的肌肤，精细中泛着光泽。或许她意识到自己那对小虎牙有些醒目，所以总是抿着嘴或轻启朱唇，这让她显得更加神秘性感。几天前我和老卡进山，听他骄傲地说起过这位在德资企业工作的女友。晓阳七岁母亲病逝，父亲酗酒，她带着弟弟妹妹曾受过很多苦。老卡觉得找到了真爱，为了她已经和德国太太离婚，和两个成年的孩子也很少来往。

派对上大家都很开心，快到午夜的时候有人提议去三里屯接着玩。老卡第二天要上山，急着回家，但晓阳并不情愿，挽着我女友的胳膊，让老卡自己先走。三里屯南街入口处的明大（Minder‘s），曾经是那一带最热闹的酒吧，里面大多是老外。乐队几个年轻人翻唱着Dire Strait的老歌，演奏技法虽然粗糙，他们的热情却让所有已被酒精灌得半醉的人们格外兴奋。晓阳和弗朗索瓦挤在一起，说话的时候彼此都把嘴巴贴着对方的耳朵。我从后面看到，弗朗索瓦用一只手揽住晓阳，在腰际和臀部之间滑动着。酒吧打烊，弗朗索瓦主动提出打车送晓阳回家。望着他们的背影，女友感叹：“晓阳真漂亮，他俩好般配，你觉得呢？”我不知该说啥，内心很后悔邀请老卡。

后来见到老卡，他真诚地感谢我的邀请，让他和晓阳度过一个开心的晚上。他们已经在准备结婚，他的幸福溢于言表。两个月后，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日上午，老卡独自在延庆山里玩滑翔伞。他升到很高的空中，掠过燕山的郁郁葱葱，他应该向南看到了开阔的平原和田野上成熟的庄稼，他甚至应该看得到北京城层次分明的轮廓，在艳阳下闪着金色的光。一阵旋风疾速吹来，他的伞卷到了一起，慌乱挣扎着，老卡从空中瞬间坠下，落入地面一个兵营。准备吃午饭的解放军战士们持枪飞奔向前，当他们小心翼翼地翻开五彩的滑翔伞，下面的老卡早已命归西天。

傍晚的时候，伯尼凝重地打电话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他急着要找晓阳，可老卡北京家里电话没人接。凭着直觉，我跑去东直门那片别墅小区。保安和我很熟悉，什么没问就放我进去。弗朗索瓦开门看到是我，一脸惊奇。进门右边是个开放式厨房，有个女孩正在做饭，身上只穿了弗朗索瓦的大号衬衣。果然，晓阳在这里。

处理老卡的后事很麻烦，遗体交接要和军方、公安局和德国大使馆三方交涉，火化和葬礼安排也是诸多周折。伯尼几近发狂，数次大怒：“没有尊严！完全没有尊严！”此事办完，我们在北京的项目接近尾声，伯尼父亲的投资血本无归，老头子把责任全部推给伯尼，把他带回英国。我重新找工作，到一家英国公司的韩国分部管财务。老卡出事前早就立下遗嘱，和前妻离婚分到的财产以及在北京的积蓄，全部留给了晓阳。一年之后，晓阳和弗朗索瓦在巴黎结婚，伯尼还受邀参加了婚礼。

2

我去韩国之前，晓阳特意请我在昆仑饭店吃饭，还带上了她的闺蜜，一个在北京留学的韩国女孩。闺蜜说，在韩国吃饭，你只需要点个汤。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到了韩国，发现果真如此。有韩国姑娘在场，我们没聊老卡，也没聊弗朗索瓦，晓阳对伯尼夸赞不已，说今后做生意一定会关照他。当时我觉得这不可思议，就像我不相信在韩国吃饭只需要点汤。

在我这个年纪回忆旧事，不可能有文学性，因为很难叙述某个时间截面上的事情，能记下来的细节很少，稍不注意就会变成跨越几十年的流水账。再次见到晓阳，大约已是六、七年后，此时我已结婚，辗转首尔、广州两地之后，带着太太和两个幼小的孩子在上海安家，为民企做事。某晚，陪老板在金茂大厦顶层的日餐厅招待投资人，临近结束起身去结账，正好看到陪人朝外走的晓阳。我们都为如此巧遇而欣喜地欢呼，在她那些中年男性客人惊异的目光中，热情拥抱。以前见到她，都是身着牛仔、T恤、短裙之类，不施粉黛。而此时的晓阳，精心修饰的妆容，泛着微微酒意，在灯光下妩媚动人；修长的身材配上暖色的正装，优雅而不失亲切。她匆匆向我介绍几位客人，好像都是大国企领导。大家交换完名片，我和晓阳约定尽快再见。

两周之后的一个晚上，当晓阳打开房门，带我走进她家客厅，我才真正意识到她如今的成功。这是陆家嘴世贸滨江花园高层的一个四居室大平层，站在落地窗前，黄浦江以及对面的外滩一览无余。房间装修和家具的豪华程度绝不逊色于伯尼在朝阳公园的公寓，所有的一切都散发着崭新的光芒。面对我的赞叹，晓阳并没有显得开心。进门我就注意到，她的脸上有伤痕、有淤青，坐下后她才告诉我，几天前弗朗索瓦回法国，临行前他们大打出手。我对晓阳的业务很好奇，但她的重点却是咒骂弗朗索瓦，我只是在她咬牙切齿的控诉中才了解到些许她生意的梗概。

晓阳在国内有诸多官方和大型国企的人脉，主要业务是为国企进口专业设备，从欧洲供应商那里收取佣金。业务的重点是国内关系，弗朗索瓦的贡献微乎其微，他更感兴趣的是猎艳。最初在海外注册公司都是弗朗索瓦做股东，他们在国外购置的房产也都是弗朗索瓦的名义。晓阳现在的苦恼是，如果离婚，弗朗索瓦会分走至少一半的资产。她让我帮她想想对策，如何拿回公司控制权。可我对这些的确不熟悉，所以也帮不上什么忙。听说我还在莘庄租房子，晓阳提议把现在这套房子卖给我，她要搬到世贸湖滨那边新买的别墅。这个我哪里买得起，于是她又推荐我买她中山公园那边的一套三居。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去看过那套房子，但她的报价并没什么优惠，于是这事也就没了下文。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中国以令世界惊奇的速度发展。金茂大厦之后，更高的国际金融中心成为新地标，上海中心也在动工。伯尼曾因受到父亲责骂，一度抑郁，在欧洲沉寂若干年后，重新回到北京，这时，国贸对面的银泰中心刚刚开业。我跟伯尼提起晓阳，没想到他满脸怒气。“那个女人太糟糕，没有任何信用可言！”原来，伯尼曾经为晓阳介绍过一个英国大客户，说好成功后佣金平分。没想到后来晓阳和英国客户直接签约，完全绕过伯尼，成交后没给他分文报酬。我问他：“你确定不是弗朗索瓦在捣鬼？”伯尼很确信，弗朗索瓦只负责法国业务，从来没有接触过英国的客户。我们谈起这对夫妻的关系，伯尼说弗朗索瓦那里也有晓阳出轨的证据。They deserve each other，他俩十分般配，这是伯尼恶狠狠的结论。

回到上海，我和晓阳见面，婉转提起伯尼对她的不满。晓阳温婉一笑：“你太单纯了，怎么能相信他们这帮老外！伯尼除了会泡中国女孩，还能干什么？那个项目如果让他去跟，绝对搞黄，人家英国大公司，根本不想和伯尼这种个人打交道！”以我对伯尼的了解，晓阳说的似乎也有道理。“不过毕竟客户最早是伯尼找到的，你总该分他一点。”我的正义感让晓阳无可奈何地摇头，改变话题再次继续控诉弗朗索瓦，说起他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夫妻生活，对此我更难表达意见。晓阳再三提醒我，今后千万不要指望和伯尼合作，她这边有机会一定会想着我，还是咱们中国人在一起做事靠谱。我连连说好，关于伯尼，她大概是正确的；至于等她给我安排机会，不过就是说说而已。临别的时候，她对我说：“你见了伯尼，跟他说我可以出个好价钱，把他北京的房子买下来，老空在那里也是浪费。”我从没跟伯尼提起过晓阳的意向，实在不想让他再受刺激。

3

自从弗朗索瓦和晓阳走在一起，二十来年里我从来没再和桑德琳来往。三年前的一天，在领英里收到一条短信，来信的正是桑德琳。重新联系上，我们都很开心。此后不久，我去巴黎出差，桑德琳邀请我去她家吃晚餐，“你知道吗，弗朗索瓦正好也在巴黎，离我们家很近，到时候我也请他过来。”

桑德琳热情依旧，脸上布满皱纹但眼神依然像当年一样明亮。此时的她在里昂银行做风控总监，和另外一个法国同学杰罗米结婚，有两个上寄宿中学的男孩。她家在巴黎西郊勒瓦图瓦-佩雷地区的一处联排别墅，花园很精致，摆下长餐桌，就剩下小小一片绿地，在雨后夕阳的照耀下，葱葱翠翠；四周单薄而整齐的灌木之间，漫不经意生长着些鲜花。弗朗索瓦揣着一瓶白葡萄酒姗姗来迟，当年高高瘦瘦的他早已发福，浓密的黑发几乎完全消失，精心修剪过的胡子也已灰白。听说我们也是差不多二十年没见，桑德琳惊讶着表示不解，我们也只是笑笑没做解释。她是个能干的女主人，为我们准备了丰盛且地道的家宴，只要坐下来，负责倒酒的杰罗米就会抓起她的手。慵懒的法语歌声在弥漫着花香和青草味道的空气中荡漾着，我们喝了不少酒，桑德琳和我谈着这二十来年各自的经历、趣闻，当然，还有叛逆期的孩子。弗朗索瓦偶尔插话，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杰罗米用法语交谈。看得出来，他和桑德琳夫妇应该经常来往。

深夜，我们和桑德琳拥抱告别，计程车先送弗朗索瓦到他的住处。坐进车里，沉默良久，还是我先开口：“这些年我见过阳阳几次。“

“我知道，她告诉过我。是不是总说我不好？”弗朗索瓦转头看着我，接着说道：“没事，她跟谁都这么说，不是吗？”

我不知如何作答，问道：“你还常回上海吗？”

“以前我真的很喜欢上海，可对我来说，现在没剩下什么了，我找不到理由过去。”

很快，车子驶过树林，停在一幢很大的独栋别墅门前，我下车和弗朗索瓦道别，“So，happy ending，my friend。”

他怔了一下，然后大笑，灯影下露出一口白牙，紧紧握住我的手，“哈哈哈，是啊！但愿如此吧，happy ending。”

回到车里，我才想起没和弗朗索瓦交换联系办法。

有时我会犹豫，写这些无足轻重的旧事到底有何意义，是否合适。前面说过，用第一人称记录，我很难完全诚实，人名都是虚构。其实也无所谓，老卡早就死了，弗朗索瓦和伯尼也看不到我写什么。至于晓阳，她的故事远远不止这些。我们最后见面，是一年多前在安福路上喝咖啡。她胖了些，感觉也矮了很多，一眼望去就是个朴素且普通的中年女人。她不住地叹息，半生操心打拼，把姐姐、外甥、弟弟都安排得很好，自己的头发却越来越少，头顶上一大块已经斑白。她后悔把钱交给私人银行做投资，亏了很多，我只好打消给她介绍理财的念头。和以往一样，晓阳依然兴奋地谈那些我难以理解的生意，热情地邀请我参与她新投资的高科技项目。

“你来帮我吧，我给你股份，将来做大了，咱们去美国上市。”

“高科技的事情我可做不来！你有那么多房子，不如让我帮你收房租吧！”

“哎，上海也就只剩三套了。当年就不应该听弗朗索瓦的，在法国买房子没啥增值！伯尼在北京的房子呢？他现在跟哪个女人好了？”

“那房子空着呢，他来不了中国。不过伯尼挺好，女朋友也是英国人，他们从小就认识。”

“他要结婚吗？”

“这个不好说，他女朋友离过婚，有个女儿。弗朗索瓦什么时候回来？”

“他个烂人就别回来了，赶紧染上新冠，死在法国最好！”说完，晓阳张嘴哈哈大笑，引得周围客人都朝这边看。我呆呆望着她，那对小虎牙早已不在，嘴里有好多还没咽下去的布朗尼。

2021.10.20

那挥之不去的焦虑，那未曾活过的人生 – 关于死亡问题的哲学笔记（1）

自恋、自我实现、英雄主义的哀歌 – 关于死亡问题的哲学笔记（2）

死亡恐惧与现世肉体享乐主义

人生苦短，实际上是关于生命有限性和其痛苦本质的最凝练的表达。这种表达直接的结论，通常是及时行乐。既然身体总有一天要消亡，所以必须不加抑制。

诺曼-布朗（Norman Brown）认为，不受抑制的人生即是身体的享乐，是解除耻辱和罪恶感，让身体重生作为最重要的快感，人类最大的敌人是对身体的抑制。

肉体，总有一天会消失，它代表着人的动物命运，人无法避免与肉体抗争的命运。同时，肉体为人提供内在象征世界所缺乏的经验、感觉和坚实的快感。

过去三十年，谢尔登-所罗门（Sheldon Solomon）和他的同事一直致力于通过实验来验证厄内斯特-贝克尔的理论，他们的发现是：怕死，让人更加追求享乐。如果给予实验者“死亡提醒”，他们接下来的行为会更加追求物质享受、及时行乐、更多地释放自己的恶意、更强烈地寻求群体认同。

也就是说，存在焦虑、不安全感、对死亡的恐惧，会引起人们追求即时满足，追求肉体享乐，同时会让人更多地被人性中的恶所驱动，会让人失去理性。所谓智慧，实际上是一种延迟满足。

对大多数人来说，享乐主义并不是英雄主义。异教徒不明白这一点，最后败给基督教；现代人同样没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把灵魂卖给消费资本主义或以持续不断的心理治疗取而代之。

肉体享乐：罪恶感与成瘾

内生自我代表着思想和想象永恒延伸的自由，而身体代表着确定性和边界，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很难进行性行为而不带罪恶感。享乐之后所谓的空虚无聊实质上是一种罪恶感。罪恶感来自于意识到个人肉体的局限以及世界的神奇和无边无际，它不是因为幼稚的幻想，而是有自我意识的成人的现实。

身体快感解除不了罪恶感，它无法克服、而是只会加深被造物的死亡焦虑。

罪恶感的存在是因为身体向内心的自由投下一道阴影，我们真正的自我在性交行为中被强迫进入一种标准的、生物的、机械的角色，我们身体的困境和重要性被强调。这就是为什么女人在性行为时需要得到安慰，即对方需要的不止是她的身体。她痛苦地意识到，她自己与众不同的内生人格可以在性行为中被消灭。

爱是一枚伟大的钥匙，因为它可以让个人陷入动物状态，而同时不必惧怕和带有负罪感，取而代之的是信任和保证。爱使我们与众不同的内生自由不会因屈从于动物性而丧失。

舒适的性爱关系显然大有益处。在性爱中，假如身体和灵魂不再分离，身体就不再是我们自身的敌人。

但这里隐含着根本的矛盾：性是身体行为，而身体会死。死亡是性的孪生兄弟，能生育的动物一定会死。如果性是人类动物性的体现，那么性行为代表着有意识的动物个人化和人格的失败。从一开始，性就意味着双重否认：身体的有限性和人格的特殊性。

人人追求快乐，对快乐感觉的不懈追求使人类得以区别于其它动物。快乐的物理原理是神经系统快速释放多巴胺，成为一种心理上的奖赏，它促使人们更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每个人的大脑中，都有一个奖赏回路系统。

随着刺激不断重复，对某种奖赏会从“喜欢”变成“依赖”，这就是上瘾，成瘾就是人们发现了某种物质或行为能带给最大快感。

成瘾者对快感反应下降，造成刺激阈值提高。得不到快乐、无法获得满足即是痛苦。对于成瘾者来说，他们需要超正常刺激才能启动其即时奖赏的快感。

西门庆的早死，来自兰陵笑笑生认识到成瘾、肉体的有限以及超正常刺激的危险，但道德学家却借此来宣传报应。更深刻的哲学探讨，应该是让西门庆进入古稀，得以颐养天年。

人生的浪漫主义方案

浪漫主义者将对宇宙英雄主义的渴望以爱的形式聚焦某一个人，爱侣成为个人实现的神圣理想，所有精神和道德的需要都集中在某个人身上。他要生活在两个人的宇宙。

在传统的社会中，伴侣不可能是神圣的。但在现代社会，爱侣的神圣成为可能。如果爱侣具有神圣的完美，那本人也会升华。现代人在爱侣身上寻求自我实现与追求得到上帝认可并没有区别。现代人对爱侣的精神依赖，是失去精神意识形态的结果，和依赖上帝或心理医生无异。

性爱是人生问题令人失望的答案。爱侣并非而且也不可能成为人类困境的完整和持久的解决方案。他一方面代表着从意识和罪恶感中的自由实现，同时又代表着对个性的否认。

个人关系带着深层的危险，即混淆身体世界的真实面目和精神境界的完美想象。浪漫之爱的二人宇宙可能是一个勇敢和创造性的尝试，但由于它依然是世上因果项目的继续，所以注定要失败。

如果你找到理想中的爱，让他成为你好坏的唯一判断，你只会成为另外一个人的映照，你的发展被对方限制，被对方吞没，你在对方那里失去自己。当你被对方的人性缺点贬低，你会感到空虚、愤怒、生命失去价值。当你混淆个人爱欲与宇宙英雄主义，你会两者俱败。

给过度投资的伴侣减值是一个创造性的行动，这有助于让我们不再生活在谎言之中，有助于重树我们的内在成长的自由，让我们不再被移情客体所捆绑。但这很不容易，因为人们更愿意为自己减值。

奥托-朗克（Otto Rank）认为：现代爱情关系的精神负担太重，人们为其赋予了太多的意义，这导致他们只能以去精神化和去个人化来应对这种关系，其解决方案是着重身体（让对方成为纯粹的快感客体）和金钱（交换）。

性的神秘性是一个浅薄的贪求，它只适用于那些已经绝望到不再追求宇宙英雄主义的人，他们把全部的意义集中于身体和现世。

从爱侣那里需要太少和需要太多一样，都会是自找失败。

浪漫者和快感者：浪漫者试图在对象的内在和神秘中寻求全部意义，视对象为智慧之源、缪斯、纯粹的动力、持续焕新力量的无底之泉。而快感追去者不在对象那里寻找绝对，她只是一个物件。他在他自己那里寻找绝对，女人只不过是用于激起活力并让其释放。

朗克对性的蔑视并非他不在意身体之爱和快感，而是他看到人无法从他自己那里得到绝对，宇宙英雄主义一定要超越人类关系。这里，重要的是人的自由、生命质量和个性。

如果将意义集中于现世，人依然会绝望，因为他们无法克服对绝对的、神秘的自我超越力量的渴望。真正的救赎只可能来自个体外部，来自上面，来自我们想象中的终极源头，来自创造的完美。

人们需要一个超我，但他们总是从近处寻找，这给他们所谓的实现，但同时会限制并奴役他们。大部分人用安全玩法，他们选择标准的移情客体，如父母、领导、爱人，他们接受文化和传统所定义的英雄主义，从而成为模范公民。

抑制与智慧

性是人类关于生命意义的迷惑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但假如人们希望通过性来回答形而上学问题，它会变成一个关于真实的谎言，成为对抗真实意识的屏障。如果成人将人生意义集中于性，他无非是重复孩子对于母亲私处的迷恋。性于是变成恐惧的镜像，变成关于人生真正问题的全部意识的虐恋。

人的身体是“命运的诅咒”，我们的文化是建立于自我抑制之上的。这并非是因为像弗洛伊德所讲，人总是要寻求性、寻求身体的快感，而是因为人首先是想通过抑制来避免死亡。死亡意识才是自我抑制的原因，而非性欲本身。抑制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动物才具有的。

自我代表着生命力量自身需要经验扩展和更多生命的渴望。当进化给了人类一个“自我”，一个经验的内在象征世界，这就将人割裂成二，给了他一个多余的负担。这个负担是人类获取更多生命必须承担的代价，是人类生命力量发展并到达更高体验所需付出的代价。

自我，如果需要任何成长，一定需要否认、需要与时间捆绑、需要与肉体脱离并与之对立。同样，要想真正体验身体，必须让自我隔岸观火。认为“新的人类”是灵魂和肉体能结合，其实说的不是超人而是次级人。

没有抑制，就无法生活。抑制并非世界的假象化，而是“真理”，人类唯一可以理解的真理，因为他无法体验其它。我们必须接受生命的极限和负担。

如果需要一个真实的人类体验，一定要有界限，我们所说的文化和超级自我确定了这个界限。文化是生活的妥协，它使人类生存成为可能。

马克思说，我一无所是，我什么都是。一个人可以爆发进入没有界限的宏大癫狂，超越所有界限；它也可以缩为虫蛹，成为没有任何价值的罪人。对于界定接受多少真实，或者如何设计个人能力的产出，这里没有安全的自我平衡。

成熟就是有能力看到界限和可能性之间的平衡，然后创造性地去适应。智慧就是学会延迟满足。

那些推崇无需抑制的先知们根本不懂人性，他们设想的是乌托邦。人需要移情，因为他们需要看到他们的道德观落在实处，他们需要某种支持以应对自然力量没有穷尽的轰然而入。

无数科学家如大卫-辛克莱（David Sinclair）都在试图用科学解决问题，尽量让生命延长。也许未来会有一个乌托邦，生命没有尽头，人再无生死之忧。到那时，人类可以永远活在“永恒的当下”，尽情享受快感和和平，变成真正的上帝一般的创造物。

但是，延长生命、推迟死亡并不是解决方案，因为还有会提前死去的恐惧。设想人类的寿命可以到达九百岁，如果病毒或愚蠢的事故使人的生命停留在九十而不是九百，荒诞就要增长十倍。

（以上为个人读书笔记，内容主要摘译自Ernest Becker 《The Denial of Death》，厄内斯特-贝克尔《死亡否认》，本书曾获1974年普利策奖。）

2021.10.8

有时你需要用一种轻佻的表情来看待周围的一切，否则生活将会难以承受。岁月匆匆，目光呆浊和嘴角下垂将成为每个人的常态。正因如此，我们才要给自己画上小丑般的面具，哪怕内心哭丧到地老天荒，嘴角至少仍然上扬着。

上海的秋天到了，等下过几场淅淅沥沥的雨，潮湿的空气中便开始有丝丝凉意。该死的疫情打乱了原来的出走计划，夏天发生的变故，入秋仍不消停。桂花飘香之后，凄冷的冬天即将到来，偶尔伤感和惆怅应该是可以被原谅的。

即便如此，凑热闹还是要谨慎。前些天我去参加饭局，在座的貌似都大我一轮。那次聚会让我深刻意识到，老男人和老年男人不是同样的物种。几位大哥要么下过乡，要么曾因家庭出身不好被下放，每个人都经历过苦难，但每个人看上去都很谦和、坦然。他们都不多言，既不回忆，也不抱怨，只是等到有人谈股票，眼睛才亮起来，生怕错过任何消息。此外，他们最关心的话题，还是会不会和美国打仗，以及什么时候统一祖国。

似乎有人说过，凡是见到无需上战场的人期盼打仗或热衷于谈打仗，一定要尽量远离。我很苦闷，如果以这种标准来与人相处，估计未来很难再有朋友。

正为这事发愁，亨利发来消息：“老劳，要不要找个时间抽雪茄喝咖啡？”

十来年前，我和亨利相识于黄金城道上的咖啡店。那时的人们还讲情怀，善良且特别爱哭的女老板会组织好看的客人一起电影观摩，吃喝免单。亨利是八零后，在雁荡路南昌路附近长大，毕业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哲学系。有段时间，我们来往很多，他是我中年危机思考人生的哲学启蒙老师。后来亨利严肃地谈起恋爱，带女朋友面试过我一次。但凡男人成家，总要为表爱心过滤掉几个旧人，我不幸便因德高望重老不正经成为其中之一。女孩家境优越，又是金融才女，这种组合和我之间显然存在阶级矛盾和价值冲突。婚后亨利搬到浦东住豪宅，我们从此便很少见面。我也没太在乎，你出卖色相也就罢了，居然还会住到浦东去，哲学家的节操看来不过如此。

这几年我写过不少忧国忧民的东西，但总是无法打动亨利。直到前几天发了一篇关于艺术家嫖娼的文章，他看到后立即转发，并附言说读完这篇，默默退出好几个朋友群。能得到亨利这样的认可，令我难免百感交集。我激动地对他说：改日带你去1691喝酒。

长乐路上1691的老板小殷来自南京，开这个酒吧已经十年。我对南京人素有好感，在我认识的所有省会级的城里人中，南京人好人比例最高，长得好看，连口音都可爱。小殷中文系毕业，曾经在文学杂志当编辑。年轻时我曾认识《十月》的两个编辑，不过他们早就死了。正因如此，我特别珍惜小殷。我写的东西可能永远没机会出版，但如果哪天能得到小殷的认可，也就相当于发表了。

小殷自嘲，开酒吧不容易，他每晚都要来坐台，如果单身，他肯定仍然会浪迹着。对啊，不做浪子，怎么对得起他那一头自然卷的乌黑长发。可有了女儿就不一样了，毕竟还要挣钱养家、给女儿报课外班。当我看到他在店里来回穿梭，招待那些穿大裤衩子、腕子上挂几串珠子的中年男人上台唱臧天朔，总不免为他心疼。小殷说，有天睡回笼觉，梦见把女儿橘子丢了，醒来泪湿床单和枕头。“世界再烂我都能原谅，只要我女儿好好的”。哎，讴歌诗与远方的人，其实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也成为文艺青年。

初秋周末的晚上，乐手还没开始演出，我和小殷坐在店门口喝啤酒。这个季节的魅力在于，姑娘们既可以像夏天那样穿很少的衣服，站在室外又不需要忍受闷热和蚊子。穿短裤的小简带两个女伴来店里，欢快地跟小殷哥打招呼。她们三人都是英国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在初中教英文，兼做班主任。小简坐下来和我们聊天，两个女伴进酒吧看了下，转身向巨鹿路走去，那里的大同坊要热闹很多。小简指着牛仔裤女孩的背影说，她是国标。哦，身材不错。

看小简清爽可人的模样，我没法把她和记忆或想象中的初中班主任联系起来。以前儿子读初中的时候，每次收到他班主任的微信我都会战战兢兢。我问小简：“你们一定要很凶吗？”小简说，“对学生必须凶，不然他们会欺负你。”我提醒小简，你要小心，文革那会儿，动手打老师最狠的红卫兵都是初中生。

小殷很真切地恭喜小简找到稳定的工作，又即将取得上海户口，下一步就该解决终身大事。现在上海房价这么贵，很多男生都去附近别的城市，那里生活压力要小很多，而女孩子都不愿意离开上海，以至于适龄青年中女多男少，找对象不容易。小简对此很认可，没办法，离开学校就要面对现实。那晚，小殷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他和小简及女伴们的照片，特意说明三个可爱的姑娘都还单身，非诚勿扰。小殷很热心于让小店成为邂逅爱情的地方，只是不知成功率如何。我想，外甥今年二十八，上海户口，海归有房，等他过几天从丽江回来，我一定带他来1691碰碰运气。

丽江我去过的，那里似乎所有的酒吧都叫一米阳光，每个酒吧都有个男生抱着吉他无精打采地弹唱。正是那次丽江之行，让我对民谣产生了恐惧症。所以，当乐手小龙开始唱歌，我并没响应小殷的招呼进店，还是继续坐在外面和小简聊天。小殷很快发了一个朋友圈：劳伦斯刚才和我聊完丝袜，现在和姑娘聊莎士比亚。

真相是，我和小殷聊的是小脚和丝袜，此前是他提起过莎士比亚，塞纳河左岸那个名叫莎士比亚的书店。一百多年前，很多落魄作家曾在那里住过，在那里借书、写书、出书，至今还会有读书会。小殷自称读书人，开书店可能更是他的梦想。他把1691的三楼装修成咖啡店和小书吧，我去看过几次，似乎从来都是空荡荡的。在长乐路看书，呵呵。

来上海将近二十年，认识过很多人，但像小殷这样实实在在不怎么会掩饰的人，寥寥无几。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曾梦想过在都市的某个角落开个酒吧，但那念头几乎总是一闪而过，无聊扯淡时倒是个热闹的话题。小殷能在这里坚持十来年，其中的不易，我很难得知。但有那么多人为他而来，的确很让人羡慕欣慰。小简说：小殷哥很热情，妻子非常美，像娄烨电影里的女主角。还好，她指的既不是周迅，也不是郝蕾。几天之后，小殷在朋友圈里发了张和妻女在一起的照片。我留言道：你真幸运，以后千万别再提什么当年还有百亿富婆想撩你。

真没想到小简也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孩子。那晚小殷鼓励她上台唱歌，等她拿起吉他一开口，我对民谣的偏见瞬间消散。她唱了鲍勃-迪伦的You belong to me，问我是否看过《天生杀人狂》，里面最惨烈血腥的枪战之后，背景响起的就是这苍老而温柔的声音。原来她说的是Natural Born Killers，我在英国看过，那时小简应该还没出生。我记得男女主角分别是Woody Harrelson和Juliette Lewis，但早已忘了里面还有You belong to me。

午夜之后，酒吧里的人都已散去。小简说：“我能念首诗吗？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小殷很开心：“当然行，让小龙给你伴奏！”

小殷不懂英语，小龙也不知道小简会朗诵什么。但这都不重要，诗歌是不用翻译的，听声音就行。在这初秋的深夜，门外依然喧哗，长乐路上树影婆娑，橘黄色的路灯让所有的斑驳凌乱变得抽象。伴着吉他，初中班主任小简在缓缓朗诵莎士比亚。这样的声音很稀罕，这个场景也有点超现实，可能我们算是幸运的。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Rough winds do shake the darling buds of May,

And summer’s lease hath all to short a date……

2021.9.28

关于整容的一点浅见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非凡的时代，其中最神奇的创新之一就是科技改变容颜。在文明进程中，美貌向来属于稀有资源，最古老的特洛伊之战，起因就是对美人海伦的争夺。对此，信息时代的人们恐怕无法理解。王尔德曾经说：朋友要选相貌美的，熟人要挑性格好的，敌人要找智商高的。可惜他生不逢时，而未来的科技完全可以实现他的理想 – 遍地朋友，没有敌人，我们欢快地走进美丽新世界，人人相爱平安。

心理学家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提到，少年自卑多来自容貌或身体的缺陷，而自卑感则会影响人生。我一直觉得自己相貌粗鄙，后来还不断被好心人提醒。我常想，如果年轻的时候有条件让自己变得好看，估计今生会少很多失败感。整容要趁早，到现在这年纪，原本的疑难杂症已变成不治之症。

当前，若干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都在进行整顿，很多曾令我讨厌的人不敢再猖狂。在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拍手称快的同时，我已深刻感受到铁拳的铿锵力量。遗憾的是，对游戏行业的限制来得太晚。前些年儿子着迷此道，长期和我斗智斗勇，最后令我冲动地诉诸暴力，以至于给本来和睦的父子关系蒙上阴影，让人追悔莫及。

有传言说医美和直播视频等领域也将被严格监管，这却让我不免喜忧参半。整容有利于人们之间的吸引，有利于两性关系的发生，有利于繁殖，应该受到鼓励；而直播和视频行业则不然。如果年轻人着迷于视频中那些被过度美颜的形象，他们就很难再对身边那些自然朴素的异性发生兴趣；如果他们将有限的收入用于打赏屏幕中虚幻的佳人，能用于结婚生子的资源就会大打折扣。所以，从鼓励生育、增加人口的角度来看，对整容和直播行业或许应区别对待。

当然，整容本身也有负面效果。有几位女性朋友，整容之后就再不敢大笑。我总觉得，人在张口开怀大笑时会有一种特别的美。我认识的某位男士也曾抱怨，伴侣整容之后，他就被禁止触碰那些修整过的部位。这样来说，整容有可能导致中看不中用，能看不能碰。

我们的时代日新月异，人们的审美也在迅速变化。现在时尚的女孩子喜欢瓜子脸，听说不少人还为此去削骨。如果某天瓜子脸过时，削骨之后是否还可还原？不过，我选择相信科技的力量，这些应不是难题。如果我们把时间的维度拉长，上千年里，女人都要为三寸金莲缠足，遭受的痛苦难以想象。幸亏这样的陋习早已被根除，否则科技肯定都会为类似的变态审美找到无痛快速的捷径。

讲下面的故事之前，有必要在此简要免责声明：

本人没有整容，本文也并非倡导整容。从心理学角度看，追求过度整容有可能与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或BPD）有关。这种类型人格的特征之一是自我身份认同紊乱，不知道自己是谁，个人形象和自我感觉之间会发生冲突，于是患者便选择通过经常整容、更换发型、体型、肤色来改变形象。同时，整容行为也符合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另外两个明显特征，即冲动性消费和自我伤害。以上情况，望读者能予留意。

F女士讲述的故事

东南山区某个贫穷的村落里，村民们集体投票选出一个女孩儿，这孩子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心地善良，头脑聪明，我们姑且叫她甜甜。大伙儿集资百万送甜甜到韩国整容，姑娘自己吃尽苦头。不过，这一切都很值得！当甜甜以这冰冰的相貌、那冰冰的身材再次出现在乡亲们面前时，他们分明看到了女神下凡，他们看到奇迹和无限的希望。老人们都说，甜甜有福了。

告别家乡，在上海接受三个月名媛培训之后，甜甜来到深圳，进入一家财富管理公司做顾问。通过这个平台，她很快认识了不少有钱人，并被其中某位富二代疯狂追求。这位二代是F女士的亲戚，F女士是我好友，所以，我相信故事的真实性。

甜甜很懂得矜持，坚决不肯让二代轻易得手，对礼品钱财也无动于衷。二代最后只好和精明能干的妻子离婚，娶下甜甜。

一年之后，甜甜生了儿子，二代家族企业成功上市。双喜临门，甜甜不仅被二代宠爱有加，公婆也对这个温柔、懂事、旺夫的儿媳另眼相看。他们给甜甜买房买车买名包买钻石，还让甜甜到家族企业任职并以高管身份获得期权激励。

前妻和二代共同有个女儿，离婚时分到了家族企业不少股份，上市后身价倍增，自然满心欢喜。因为女儿以及财富上的联系，前妻和二代还能如朋友般相处。某日，二代问前妻：“你们女人要的那个二十五万美金的爱马仕限量版铂金包，这东西到哪里去买？”

“你买这个给谁？又有新欢了？”前妻冷笑着调侃。

“你怎么还这么看我？是我老婆要啦，我不知道去哪里买。”二代毫不掩饰他现在对甜甜的赤胆忠心，而甜甜在消费方面品味的迅速提升令他深感自豪。

这件事让前妻又气又疑，她知道甜甜来自乡下，怎么现在居然胆敢张口要起铂金包限量版？于是，前妻雇了私家侦探，调查甜甜所有的社会关系。辗转找到山村，私家侦探耍点小手腕，就有村民失去警惕，把集资整容的事居然说了出来。

前妻见过世面，她亲自来到山村，吓唬乡亲们：这属于严重诈骗，不完全交代要坐牢杀头。深山里的村里人没见过这阵势，赶紧坦白了事情全部经过，并承认甜甜到深圳一年之后，他们便开始有分红。

二代很快和甜甜平静地离婚。事实上，甜甜的美貌和贤惠令他不舍，他甚至并不介意甜甜的整容，因为他从没见过甜甜整容之前的样子。但前妻的提醒让他顿悟：甜甜美貌的所有权属于参与众筹的村民，而他只有使用权。如果不离婚，将造成家族财产持续外流。

前妻知书达理，为人大气，她所做的一切并非是为了和二代重归于好，也不是为了复仇。作为独立而且智慧的女人，她只求获得真相，她只为保护家族的利益。在她的劝告和安慰下，二代没有大动肝火，也没有诉诸法律，他留下了儿子，将两套房子、玛莎拉蒂、珠宝首饰以及近百万现金送给了甜甜。而甜甜也很快就把分到的财产变现，连同那近百万现金一起，按照协议约定和乡亲们分红。二代还特意告诉F女士，甜甜在上市公司的期权激励仍然有效，如果股价上涨，将来行权还会有可观收益。

评论和想象

我和F女士同在一个读书群，而文人们通常怀有强烈的好奇心，热情的参与感，以及丰富的想象力。F女士的故事很能活跃气氛，大家纷纷向她追问细节以及下文，但F女士说她只知道二代告诉她的内容，其它必须要靠自己想象。

感谢二代的有情有义，乡亲们已经收回成本并有盈余。不过，他们所设想的，是几十年的长期投资，他们本来都衷心祝愿着甜甜能和二代多子多福、白头偕老。项目提前结束令他们深感失望，但合同中对突发事件应该已有约定，显然，甜甜还要从头再来。

群里的投资专家高度赞扬村民们的价值投资意识。他们认为，折旧还没有开始，乡亲们的投资依然在升值。通过和二代这种顶级富豪家庭两年多的相处，本来就聪明伶俐的甜甜如今大方时尚优雅。乡亲们应该从长计议，从分红中留出部分款项送她去读EMBA，那接下来肯定会有更好的回报。

经济学家感叹，这可是“帕累托最优”的绝佳案例！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是赢家，个体都有可能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社会资源实现合理配置，经济活动得到了充分刺激。

社会学家观察到实现财富再分配的可能。二代的行为，可以促进共同富裕，无论是对二代本人，还是对社会，其价值都远远高于挥霍。

管理学家指出，村民们平时一盘散沙，互相拆台，共同投资才让他们得以通过利益绑定而团结。但破案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成熟说明，这种自治形式并不紧密，仍然需要加强领导，需要建立流程以应对系统风险。

法律专家更关注此前分红过程是否顺利进行，他们认为这种民间契约关系对于建立法治社会具有普适意义。新的商业模式需要新的法律体系，因此很有必要制定出完善和规范的合同模板。

教育学家叹息，当前二代们普遍文化水平太低，和甜甜们之间的实际区别仅仅在于财富差距。不过，艺术批评人士立即指出，审美能力远比学历更重要，某著名富二代哪怕在英国获得哲学学位，回国仍然还是找了网红脸。

相对于学者们理性而又节制的论证和评估，文学家们则表现得更为兴奋，他们认为这是阎连科式极有价值的小说素材，完全可以拍成温情励志主旋律大片。大家各自发挥想象力，设计出若干皆大欢喜的情节：

比如，甜甜回乡后对村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说他们拿出部分资金开整容医院，带领更多的姐妹们致富。二代心里一直放不下甜甜，等带着儿子再找到她，甜甜已经创业成功，二人重续前缘。

比如，前妻的弟弟幼时被拐卖到了山村，曾是甜甜的初恋情人。遗传了家族商业基因的弟弟不忍看到乡亲们的贫穷，提出众筹建议。乡亲们投票选中甜甜，他只好忍痛割爱，甚至在离别之夜的抱头痛哭中，狠心拒绝了甜甜以处女之身的奉献。前妻在谈判过程中意外认出了弟弟，后来又促成弟弟和甜甜同结连理，她自己也和二代重归于好，四人决定一起在山村投资办学，带乡亲们走上富裕之路。

我本已获得F女士许可来加工这个素材，但兴致很快就被打消。有人出来泼凉水：“这种事情太多了，都已经形成产业，没啥新鲜。”

立即有人附和：“对啊，这个女孩是低配版。你到脸书上去看看，别人培训都是到欧洲游学。”

2021.9.15

那挥之不去的焦虑，那未曾活过的人生 – 关于死亡问题的哲学笔记（1）

掌握了“为何”而活的人，可以承受所有的“如何”而活。

– 尼采

对于个人来说，如果没有上帝、没有主人，岁月的重量就会将其压垮，所以他必须选择一个主人，上帝已经过时。- 加缪

自恋与自敬（自尊）

弗洛伊德发现，每个人都在不断重复希腊神话中那喀西斯的悲剧：我们不可救药地被自己吞噬淹没。如果说我们在乎什么人，这个人通常是我们自己。

几千年的文明没有改变人的自恋，自恋是人类的基本特质。幼儿从不羞于展示他的需求，他的整个器官都在宣告着他本能的自恋。

在日常层面，自恋和自敬难以分离。自敬（Self-Esteem 又译“自尊”），意味着自我感觉良好，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个体。人类是唯一的追求自我感觉良好的动物。

将天然的自恋与自敬的基本需求相结合，创造出人类这种动物，他一定要感觉自己具有某种价值，在宇宙之中，终生代表他自己。这是人类悲惨的命运，因为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他要不遗余力地证明自己，寻求自敬，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我们靠寻找意义与终将到来的死亡搏斗。

文化为价值提供了定义，我们努力扮演着文化角色，成为“医生”、“律师”、“建筑师”、“艺术家”、“企业家”或“好母亲”，因此被安全地嵌在符号现实之中。在这种现实中，我们的身份帮助我们超越了生物存在短暂性的限制。

自敬是我们所有人心理坚毅的基础，是我们缓解焦虑、“怒斥光明消逝“的灵丹妙药。自敬需要存在感、需要优越感、需要超过他人、需要获得认可。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人类成为英雄的愿望有多么自然，这种冲动对于进化和肌体构成的影响有多么深刻。人在孩童时期就已经将他的自恋和贪婪展露无遗。令人奇怪的是，我们大多数人居然还假装对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一无所知。

自敬与英雄主义追求

我们掩盖自己想成为英雄的宏图大志，但拥有更多的金钱、更大的房子、更多的赞美、更优秀的孩子反映着我们内心对英雄价值的向往。其实，不管我们如何希望通过谦卑和对琐事的关心来掩饰，我们的内心激荡着要在宇宙间与众不同的渴望。

出人头地、成为英雄的渴望是自然的，承认才是诚实。

社会一直而且将永远如此，它有象征性的行为规范、身份和地位的结构、价值体系和惯例，这些都是设计好的人间英雄主义的载体。人类学家所称的“文化相对性”无非是英雄系统的相对性。

每种文化体系无非都是人间英雄的戏剧化，都为不同程度的英雄行为做了定义；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英雄评估体系，我们将其称为价值观。

文化英雄体系可能是神秘的、宗教的、原始的、文明的、世俗的、科学的，但无论如何，人们最终都是努力希望获取一种长期价值，它独一无二、有着不可动摇的意义。人们渴望建功立业、著书立说、青史留名、血脉绵延；他们梦想通过庙宇、教堂、雕像或摩天大楼留下自己在人间的印记，超越死亡和腐烂。

所谓人生追求，归根到底只是想获取英雄感觉。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是自我分析最重要的起点。

英雄主义的盲目驱动使得人类筋疲力尽。对于富有激情的人来说，不加审视和反思地呼唤荣耀如同柴门犬吠。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种呼唤常被隐藏起来。他们谦卑地满腹抱怨着，遵从着社会为他们准备好的英雄规范，希望在系统中出人头地，奖章和锦旗便会使他们心满意足。

人会为他的国家和家庭献出生命，他会为保护同志而扑向手榴弹，他有能力做出最大的自我牺牲，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他必须感到并相信所有这一切真正是英雄行为、不朽、绝对有意义。罗马雄辩家西塞罗宣称：“如果不是为了永生，没有人愿意为国捐躯。”

我们时代的困惑，是年轻人不再相信他们文化认可的那些行为仍然具有英雄性，他们意识到那些毫无意义的自我牺牲，他们目睹着整个社会在生产着各种不光彩的英雄。英雄主义危机的背后，是价值观的迷惑，这导致反英雄的崛起。

商业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对财富的过分追求，财富的“英雄主义”价值及无法获取财富的耻辱感，是无数人昼夜焦虑的世俗原因。

两千五百年来，我们曾经希望并相信人类能够认识自己，希望人们能认清其自以为是的行为的动机。如果那样的话，或许人类可以让幸运的天平更偏向自己。

失败的英雄主义与群体受虐

因为总在攀比，人注定无法实现他的英雄主义，所以他们需要一个神奇的救星。

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仍然是孩子，而且一生都是。人有一种对权威的激情，希望被一种不受限制的力量统治着。

人们渴望被催眠，恰好是因为他想回到一种神奇的保护，回到那种被母亲爱护时期畅游海洋的感觉。只要人类不能承认他自己潜意识的动机，催眠就是神秘的。

人的天然自恋被对领袖的依赖强化。这就是为什么战争中人们会在枪林弹雨中冲出战壕，他们已被部分催眠。

为什么群体如此盲目、愚蠢？弗洛伊德说，因为他们永远更热爱虚幻而不是真实。真实世界太残酷糟糕，它告诉人他是渺小、颤抖的动物，会死去并腐烂。幻觉可以改变这些，让人感到重要，对宇宙有用，甚至可能永垂不朽。

人的奴性并非来自对自己利益的计算，而是深嵌在其灵魂之中。魔性人物的魔性在他自己身上，但对魔性着迷的是那些追随的人。

弗洛伊德的群体理论表明，大众需要领袖来给予他们所需要的虚幻和假象，带他们庄严进入英雄胜利。这是一种群体受虐行为。

群体利用领袖有时并非是由于多么看中领袖个人，他们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当群体接受指令时，他们认为一切都是领袖所为，是领袖的责任。这种心理让群体在执行恶毒犯罪时变得毫无罪恶感。他们的罪行越不可思议，他们越会觉得这与他们自己无关。

当人们从一种奴才的地位去从事英雄行为时，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赞美，这种英雄行为太自动、太可以预料、太可怜。

以六十年代的曼森家族为例。家族成员渴望在曼森的荣光下效力，按照他的指令和计划去完成他提供给他们的幻觉。这种幻觉允许他们英雄般地改造世界，在这个催眠咒语之下，带着他们对自我英雄追求的渴望，他们不需要恐惧，他们可以平静地杀戮。

消极、空虚的人，被内心冲突、负罪感和失败感撕裂，会做出大恶，从而换取廉价的英雄主义，感觉自己可以控制命运，影响生死。廉价是因为这既非他们的意愿，也不是他们的勇气，他们甚至无法克服恐惧，一切都是来自领袖形象在他们心里中的映射。

移情与崇拜

为什么人会崇拜偶像、英雄和权力？这种心理学现象被称为移情（Transference）。

人不仅是天然具有破坏性的动物，自以为是、毫无顾忌地制造垃圾；他更是瑟瑟发抖的动物，寻求保护和支持，以懦弱的方式试图证明自己拥有力量。

孩童时期我们从父母那里获得平静，长大后从文化背景中获得平静。但当久久无法摆脱困境，当危机重重、昔日的文化体系不能继续提供可靠保证，人们无法获得安全感或无法肯定自己的价值时，他们会到别处寻找对这种需求的满足。

于是，人们会转向效忠那些表面上人格无缺陷的个人，他们勇敢自信，能够描绘伟大蓝图，使人们觉得可重新加入某项崇高的使命。这位魅力型领袖一定会做出引人注目的初始行动，显得高大伟岸、迷倒众生，让追随者愿意肝脑涂地。带着崇敬之情和重燃生命之火的希望，人们纷纷加入到领袖的事业，以求实现全人类的价值和意义。

领袖需要追随者，一如追随者需要领袖。领袖向追随者揭示他们独自站立的无能，让他们感受对孤立的恐惧。如果找不到拥有魅力的自然领袖，人们便会创造出领袖，正如领袖也会创造追随者。

我们希望否认自己的赤裸，我们希望被笼罩在光芒之中，这些愿望让我们不愿承认皇帝没有穿衣。

移情根本上说是一个勇气的问题，代表着人类的怯懦。他是人们抗拒真实的持续的纪念碑，是人类不成熟的固执坚持，是人们为克服内心的空虚和无能而做出的情感选择。

移情是一种变态，是为了控制恐惧，是对自身面临问题的逃避，是一种对人类困境的精细安排。我们把自己的无助、罪恶、冲突集中倾注在某个外部的东西。它帮助我们在世界上找到位置，创立一个我们认同的目标，哪怕这些认同是毁灭性的。

移情是一种对生命的恐惧，世界太过宏大，让人不敢直视。移情客体对个人来说代表着自然伟大的生物力量，成为个人自由问题的中心，自我可以在情感和精神上与其捆绑。

一个人自我力量越少，恐惧就会越多，移情就会越强。你越害怕死亡越无助，就会越想让自己的世界充满父亲类人物以及神奇的救星。

移情代表对死亡的恐惧，人们通过领袖的不朽、群体的延续来缓解自己对生命的焦虑。朗克说：人类永远饥渴，希望得到某种能让他永生的东西。人们会为领袖的死亡而痛哭，是因为如果主宰生死的力量会死去，那么他们自己的永存不朽也值得怀疑。

人的双重性矛盾

被造物一方面被一种强烈的欲望驱动着，和宇宙过程相认同，与自然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他又希望独一无二。前一种是来自他惧怕孤独，与宏大融合、与天地相连让他有安全感，有超越价值，这是神的意义。但绝对服从于神，则会失去自己。

人类因此拥有双重性的绝对紧张，这是被造物的悲剧：个体化意味着人类必须与其余的自然作对，制造孤立、渺小、罪恶、不值，意味着切断自己的自然依靠，脱离感恩和谦卑的治愈力量。

人的需求不可能实现，他既想摆脱孤独，又想陷于其中；既想与可以超越他的力量融为一体，又想保持他的个性来发展自我。

我们是否想过，为什么人的主要特质是折磨自己，对自己不满意，不断的自我批评？这是他克服自身绝望的唯一方式。独裁者和虐待狂知道人们需要被鞭打，需要被责骂一文不值，这是因为人们的确自觉如此。虐待者并不创造受虐者，后者是现成的。

如果历史是一系列永生的意识形态，那么人类的问题可以很容易由这些意识形态来解释。现代生活的特点是所有传统的永生意识形态都已失败，他们无法来消除和解决人类自我追求和英雄主义的渴望。现代人无法从日常生活（生儿育女、祈祷、工作）中找到英雄主义。

当普通人无法满怀信心地表现他的英雄主义，或者不能掩藏他成为自己英雄的失败，他就收缩到抑郁及负罪感。这是现代心理疾病患者的共同特征。

和自然界其它动物相比，人类是一种无法对自己满意的被造物，始终被恐惧和无力纠缠着。这让人想起四百多年前蒙恬的嘲讽：哪怕在世界最高的皇位，人也是坐在他的屁股之上。

更高的英雄主义与自我设计

康德说，人类有一种内在对“善”和“正确”的渴望，一种内在对“本该如此”的敏感，以及对美、善良和完美的热忱。所有的肌体都希望自己有好的感觉，人类是探索何为感觉好的唯一动物。

移情同样也可以成为对更高英雄主义的渴求，人们需要辨别是非，需要被告知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移情英雄行为给人某种精确定义的个性，同时又有确定的参考让他可以行善，从而实现某种程度的安全可控性。

移情是一种宇宙范围的欲望，它代表着一种自然的尝试去获得治愈、成为整体。通过遵从英雄式的自我发展，人们创造出一种他们需要的真实来发现自己。人需要给生活找到价值以定义其“好”，移情客体代表着人对高级追求和努力的自然变态。

对于自我实现来说，设计是必要的，不然人会被他的孤独、隔离所笼罩，并被他自己生命的负担否定。

我们并没有创造自己，但我们被自己束缚。移情是英雄主义的天然功能，是忍耐生死和自己的必要设计。移情反映着人类状况的基本特质，同时也提出了关于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什么是最具创造力的人生设计？什么是可以自我促进的幻象？

（以上为个人读书笔记，内容主要摘译自Ernest Becker 《The Denial of Death》，厄内斯特-贝克尔《死亡否认》，本书曾获1974年普利策奖。）

2020.9.8

及时行乐与浪漫至上 – 关于死亡问题的哲学笔记（3）

凡人皆有一死，凡人皆须侍奉。

-《权力的游戏》

大自然母亲是个残忍的荡妇，她长着猩面獠牙，毫不留情地要将她自己创造的一切摧毁。

-Sam Keen

人的死亡意识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有自我意识，可以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同时可以意识到自己的死亡。关于死亡的知觉是反应性的、概念性的、抽象性的，动物没有这种知觉。人在一生中都被这种梦魇困扰着，哪怕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十九世纪苏格兰作家亚历山大-史密斯曾经说：知道自己将会死亡，使我们成为人类（It is the knowledge that we have to die made us human）。

人是一个有象征性的自我，他是一个有名有姓有人生经历的被造之物。他的大脑可以去想象量子和永恒，可以将自已置于太虚，设想自己是自己的星球。这种无限的扩展、这种灵巧与飘逸、这种自我意识给人类本质上一个小上帝的角色。

但人是双重的，他可以触及星空，而同时又困抑于一个心跳不止、呼吸急促的身体，这个身体本来属于一条鱼，现在还带着鱼的很多特征。这个身体对他来说是一个肉体的躯壳，在很多方面与他的意志为敌 – 疼痛、流血、死亡、腐烂。

帕斯卡尔说：人类很有必要发疯，不发疯本身意味着另外一种形式的发疯。必要是因为人类存在的双重性创造了一个不可能的状态，一个残酷的危机；发疯是因为，人类在表象世界中所作的一切，都是在努力否认和克服他悲惨丑陋的命运。他实际上将自己驱赶进一个掩耳盗铃的困境：用社会游戏、心理把戏、无休止忙碌来逃离个人状态的真实。

自然嘲笑我们，诗人活在备受折磨之中。

焦虑是人的内生设置，它来自对死亡的终极恐惧

人类焦虑是一种自然，因为我们最终将会无助地被抛弃在这个世界上不可避免地死去。惊慌、恐惧和焦虑是我们抵抗死亡这一基本事实的自然伴侣。

人类被授予个性化的意识，他有神性的创造、独特的自我，他同时也具有了自己将死亡并腐烂的意识，这给他以恐惧，这是动物王国最特殊、最庞大的焦虑，无边无际、如影随形。亚当和夏娃被从伊甸园驱逐，是因为他们偷吃了智慧之树上的苹果，从而具有了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人类的原罪，是人类受苦的根源，死亡意识是苹果核中的蠕虫。

克尔凯郭尔的折磨，来自于他看到自身作为“被造物”的真面目。一旦意识到自己是要腐烂的被造物，你就被焦虑的海洋淹没。焦虑是认识到个体状况真相的结果。人类的矛盾在于他可以意识到自己肉体的局限，意识到自己终将会成为灰烬、成为虫子的食物。这是一种自我意识带来的恐怖，来自无物和虚空。

只要人不能永生，他就永远不能摆脱焦虑。但他可以将焦虑当作泉水，来帮助他成长到思想和信仰的新天地。

克尔凯郭尔认为，焦虑的洪水不是人的终结，而是一个学校、一种教育，它给人带来最终的成熟。被焦虑所教育意味着人要直面他的自然无能和最终死亡，意味着他要摧毁人设的谎言。

自我一定要被消除才能被发现，真正的生存一定是要感觉到自己的迷失。如果一个人不感到自己迷失，他就不会找到自己。在遗忘的边缘，他无比孤独，颤抖不已，这也是永恒的边缘。

这样就有了一种新的可能，新的真相，通过直面存在恐惧的焦虑，摧毁自我，让其成为无物，这样自我超越才能开始。

人类的失败，常因为他无法直面自己状况的真相：一个具有灵魂的自己，代表着某种自由和可能性；然而又被身体的有限性捆绑着，代表着宿命或必然性。无视上述状况的尝试，即抑制可能性或否认必然性，意味着人必将生活在谎言之中。

精神分裂来自过多的可能性，是个人过高评价自我的力量，否认身体的有限，整个人丧失平衡，从而被毁灭。身体无法容纳自我产生出来的意识自由，追逐可能性，回不到自己，造成自我和身体的分离。

精神抑郁是过多的必然性，太多的限制，内心自由不够，妥协于他人的需求，无法让自己从责任义务中脱离，虽然这些已经不给他带来自敬、价值和英雄感觉。忘记自已，不敢相信自己，等所有的事情同时变成必要而且琐碎，人便会完全绝望。带有意义幻觉的必要性是人类行为的动力，当这些变成琐碎，生命便失去感觉。

绝大部分人属于平庸主义者，介于抑郁和精神分裂之间，总是避免失去平衡，追求社会规范，让自己的人生填满忙碌与琐碎。

存在焦虑与人类行为的动机

在所有驱动人的因素中，最根本的就是他对死亡的恐惧。寻找生命的意义、追求英雄主义是这种恐惧的自然反应。

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是我们要控制自身焦虑的生物性需要，是要否认潜意识中对死亡的恐惧。正是因为认识到身体在时间上的有限性，人才不遗余力地要给自己的生命找到某种意义。

由于对死亡的恐惧如此庞大无边、如此不可忍受，我们努力将其忘记，视而不见。我们将自己困据于人设防御体系之中，冀望抑制身体来换取永恒的灵魂，牺牲享乐来购买永生，裹住自己来避免死亡，而生命就在我们忙碌于构建人设城堡的时刻与我们渐行渐远。

社会为我们与生俱来的无能为力构建了第二层防御体系，即构筑一个“英雄”体系让我们相信可以通过参与某项具有长期价值的事情来超越死亡– 征服帝国、建立庙宇、书写宏篇巨著、光宗耀祖、升官发财，等等。这个体系通常被称为文化或传统。

人设是一个人面对世界的脸面，它隐藏着内在的失败。不管人假装自己是什么，他与极度脆弱与消亡只有一线之隔。

很多所谓的“正常人”会自称没有焦虑，天天快乐，其实他们只是生活在某种焦虑遗忘之中，是因为他们树立起一面巨大的抑制之墙来掩藏生与死的问题。到头来，他们只产生垃圾，忘记自己。

宗教作为“永生”项目

如果佛教没有轮回，如果基督教没有死而复生，人们还会去宗教中寻求避难和救赎吗？

上帝是恐慌的国王，是真正的生命渴望。人类对天堂中上帝的向往代表了人类所有的稚嫩和自私：他的无助、恐惧、他对尽可能更多保护和满足的贪婪。

基督教是神秘邪教的竞争者，最后得以胜出，它有一个“治疗者”具有超自然能力，可以死而复生。当哲学超越宗教，它也承接了宗教的中心问题，死亡成了哲学的缪斯 – 从希腊哲学，经过海德格尔直到当代存在主义都是如此。

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本质上来说都是“永生”项目之间的搏斗，亦即圣战。我们战胜恶魔的许多英雄行为经常适得其反，带给世界更多的恶。人类之恶的根源并非人的动物性、并非领地攻击性、并非自私本能，而是由于人类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对死亡的否认、和对英雄形象的热衷。

当人生活在基督教世界，他是巨大整体的一部分，他的英雄主义已经被描绘完毕，没有破绽。他因上帝的创造从不可见的世界来到可见的世界，带着尊严和信仰为上帝尽责，以结婚为责任，以生育为义务，将全部生命贡献给上帝，换来天父对他的认可并将其最终带回不可见的世界，在天堂获得永生。

上帝之所以能够成为完美的精神客体，是因为他的抽象性。没有任何人可以提供这种完美。

人设防御体系与自我抑制

战胜焦虑最直接的方式可以总结为：建立人设防御体系和自我抑制。

我们所有的意义都是来自外部，来自我们与他人的交往，这给予我们“自我”或超级自我。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个人与世界之间的人设防御体系来保护自我。

人会为自己勾刻出一个可以掌控的世界，不假思索、不予质疑地投入其中。他接受一个文化程序，隐藏在某种强大之下，刻苦学习各种技能，为自己建立安全的人设防御体系。这是一个幻觉的没有错误的世界。当他脚踏实地，生活展现为一个预制的迷宫，他不会觉得恐惧。所谓活在当下，往往是因为选择了忘记或忽视。这就是为什么当自我抑制不再有用，当前进的动力忽然消失，人们会突然后背出汗，被恐慌击倒。

人设防御体系支持着一个伟大的幻觉，据此我们便能理解人类的驱动 – 他被从内向外驱使，离开自己、离开自我认知和自我反思，他正是被让他焦虑的那些东西吸引着，将自己推向那些人设的谎言。

同时，一个人还需要全方位抑制，才能克服焦虑。如果他想感到温暖或安全，他必须抑制外部世界的宏大和可能的丰富经验，这样，他才可以克服自己在世界面前的无助感、渺小感、身体和道德的不足、罪恶感、邪恶的打算、死亡意向、仇恨、对自然的恐惧和不解。

自我抑制同样还意味着被社会日常的事情填满，关闭对真实的认知，这样才能感觉满意。自由是危险的，它让人眩晕，太多的可能性会让人发狂，只有繁琐的日常生活才会让人踏实。

生活吞没着我们，我们需要一层又一层地包裹自己，我们追求享乐，我们追求被社会认可的成功，我们让运气、家庭和爱国主义来主宰自己的人生。就这样，我们在“快乐生活”的歌颂声中日趋平庸，一步步走进死亡的深渊。

蒙田描绘过不堪的农民生活，他们所谓的岁月静好，实际上大都深陷于种种具有疯狂特征的生活方式：连续不断的闲话、虐待、吵闹、抱怨、家庭争吵、自我仇视、迷信、受控于威权，等等。这些足以让他们忘记远方。

当我们离开童年，我们就开始了自我抑制。减少生命的密度、逃离个人成长、指定低水平追求、惧怕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自愿残废、假装愚蠢、貌似谦卑实际上都是针对宏伟的防御。

人的软弱和自欺

让人啼笑皆非又无能为力的是，我们需要一个谎言来生存，这让我们注定拥有一个不属于我们的生命。

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的重大发现是：精神系统疾病的主要来源是对了解自己的恐惧，人无法剖析自己的情绪、冲动、记忆、能力、潜质、命运，惧怕自知和惧怕世界并肩而行。

这种惧怕是防御性的，它保护我们的自敬（self-esteem）、自爱和自尊。我们似乎惧怕那些让我们绝望或让我们感到自卑、软弱、恶毒的知识。我们通过抑制来保护自己理想的形象，我们避免意识上接受不开心或危险的真相。

我们不想承认我们对真相的不忠诚，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人生。我们不想承认我们无法独自站立，永远依靠一样东西来实现超越，需要某种思想体系、传统和惯例让我们可以隐入其中，获得支持的力量。这种力量并不见得一定要像上帝般强大或者以强人姿态出现，它可能是某项让人完全投入的行动、激情、对某种游戏的热衷、某类生活方式，就像一个舒适的网让人沉浸并忘记自己。

克尔凯郭尔说，焦虑吸引着我们，成为我们行动的刺激，我们与自己的成长调情，并不忠诚。我们进入一种共生关系来获取保护以减轻焦虑、孤独、无助、空洞感和失落感，但这些关系同样捆绑着我们、奴役着我们，因为它们支持我们自己创造的谎言。所以我们寻求叛逆以获取自由，但嘲讽的是，我们不加批评地叛逆，与我们自己的盔甲搏斗，挑战自己，殊不知这样获取的也只是“二手”自由。

我们所谓的挑战自己，无非是通过提高极限来寻求压力，这种挑战针对的是“绝望的屏障”而不是绝望本身。赛车、股市、公司级别、马拉松、登山无不是如此。

这就是我们所寻求的丰富人生的二手特征：甚至在激情中，我们也无非是小孩子在玩弄着代表真实的玩具。甚至当这些玩具毁灭，带走我们的生命，我们还自我安慰着，以为这些是真实世界而不是幻想的矩阵。

人们的非本真，在于他们不属于自己，不是他们本人，不是从自我出发，不是凝视真实。他们是单向的人，完全倾注于社会的虚构游戏之中，无法超越其社会制约，不能独立思考。他们是被动的文化人，是文化建构的奴隶，是被文化限制的庸人；他们从信用卡的颜色中找感觉，以为开着保时捷就能主宰自己的生活。

人性结构的最深层是死亡或死亡恐惧层，这是我们真实而基本的动物焦虑。到达这一层，才能找到我们的“本真自我” – 我们真实是什么。这里没有耻辱、没有包装、没有针对恐惧的防御。

在《黑客帝国》中，莫斐斯让尼奥选择红药丸和蓝药丸，前者可以让他看到残酷的真实，后者可以让他回到过去生活舒适的谎言。尼奥吞下了红药丸，眼前的世界瞬间崩溃，当他赤裸着在充满液体的玻璃罐中重新醒来，才看到真实的自己。要想看到真实，一个人必须死去，然后重生。

（个人读书笔记，内容几乎全部摘译自Ernest Becker 《The Denial of Death》，厄内斯特-贝克尔《死亡否认》，本书曾获1974年普利策奖。）

2020.8.28

自恋、自我实现、英雄主义的哀歌 – 关于死亡问题的哲学笔记（2）

及时行乐与浪漫至上 – 关于死亡问题的哲学笔记（3）

每次到北京，我都住在朝阳公园西门对面的一座旧公寓。这是我朋友的房子，位于大楼顶部，一共三层，上下全部打通，楼梯相连，底层做办公室、保姆工作间和厨房，中间层是餐厅和客厅，顶层是健身房和两个卧室。朋友伯尼是英国人，近几年已很少来北京，这座将近六百平米的公寓平时总是空着。虽然每周有人打扫，但因为窗户长期关闭，房子里有些怪怪的味道。住在这里并不舒服，前几天过来，卧室空调太旧无法工作，我只好跑到楼下客厅的沙发上睡觉，快到天亮才睡着。

房子是伯尼的父亲在九十年代中期买下的，那时朝阳公园周围最好的就是这三栋外销公寓楼，售价两千五百美元一平方米，按当时汇率相当于两万多人民币。伯尼的父亲是个商人，在中国做生意赚过很多钱，后来在北京投资实业失败，撤回英国时，把房子留给了伯尼。

和这座房子的缘分应追溯到香港回归那年，我从英国回到北京，和年轻的伯尼同时开始为他父亲做事。投资项目注定要失败，和我们两个人的无能并没太大关系。第一次到公寓，是被两个清洁阿姨紧急打电话找过来，我以为发生了火灾或盗窃，而事实是伯尼回欧洲休假，他的中国女朋友带人进来搞派对，把房子搞得很脏很乱。我像个侦探一样拍下不少照片，但后来并没给伯尼看。很显然，北京下岗再就业的阿姨们看不起那个来自天津的女孩：“她忒么什么模特啊，就是个野鸡!”

不出所料，那女孩只是伯尼在北京诸多情史的一个序曲。二十来年的时间里，这座公寓顶楼伯尼巨大的卧室里换过不少女主，其中不乏名媛、名模、名主播、名设计师之类。两年前，伯尼听说我开始写作，跟我说可以写他的故事。对此我想过很久，也倒没觉得有什么东西值得写。他所有女朋友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位名媛。虽然长得丑，这个瘦小的女孩却最具英雄气概。在衣柜里发现伯尼前日本女友的内衣后，基于对日本的刻骨仇恨，她与伯尼大吵一场，愤而离去。后来趁伯尼回英国，名媛潜回公寓，将卧室的四壁用黑漆喷满涂鸦，厚厚的进口波斯地毯上，画了一个真人大小的双腿叉开的女人，胸罩和内裤都上下各归其位，指往私处的地方，有个血红的箭头和几个黑色大字：I Am From Japan。

我把卧室的惨状拍给伯尼，他在电话里大声咆哮，问我能否帮他联系律师去告名媛破坏私人财产。我强憋住笑，对伯尼说：找律师并不难，只是我们没办法把诉状送到名媛家里。就此，这事不了了之，伯尼后来带着满腔愤怒重新装修卧室，费尽周折。

二十年前，朝阳公园周围还没有什么像样的高层住宅，西门前面的朝阳公园路也很窄很破。最早出现在这里的酒吧叫鹅与鸭，里面活跃着不少来自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浓妆艳抹的姑娘。三里屯在九十年代末成为喧闹的热门旅游景点，部分具有开拓精神的老外向东转战鹅与鸭。几年后，据说因为有人贩毒，这个酒吧被关掉，但它确实曾是这一带娱乐行业的先驱和传奇，促成朝阳公园路西侧成为在京外国人首选的聚集区。

鹅与鸭关掉之后，朝阳公园路反而更兴旺。路的北端，如今蓝色港湾斜对面，建起一大排铺面房，取名为好运街，汇集了诸多东南亚餐厅和西式酒吧。原来在三里屯南街很火爆的Nashville乡谣酒吧也搬到这里，但生意从此大不如以前。这也难怪，很多场子离开最初的位置，就失去了根，再也找不到原来的味道。就像上海只有复兴西路时期的JZ Club才让人留恋，吉亨牛肉面只有在古羊路的时候才值得排队，白宫必须留在华盛顿才代表美国。

从好运街向南步行十分钟，就到了朝阳公园西门我们公寓的对面，这里也陆续新增了若干店面。Jenny Lou里除了平价红酒，还有全中国最好吃的法国面包；俺爹俺娘四周摆满腌着腊八蒜的玻璃缸，还卖着全世界最大的山东肉丁包子。从Jenny Lou左边的门上到三楼，有个名叫苏丝黄的大型酒吧，号称当年北京最时尚最国际化的夜场。在英国作家梅森的小说里，苏丝黄是一百年前的香港妓女，黑发披肩、旗袍修身、嗲声嗲气、虚荣浅薄而不失内心善良，这大概是西方男人对东方女性的终极幻想。我去过一次作为夜店的苏丝黄，音乐震耳欲聋，每个人的眼睛都泛滥着亢奋的光。这里的女孩远比好莱坞电影里关南施扮演的苏丝黄时髦，至少穿着方面绝对极简路线。红唇假胸的蒙古大妞早已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醒目的长腿金发俄罗斯姑娘。

地产中介宣传朝阳公园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公园，不过从东南西北四面任何一个门进去，你都无法穿过公园从别的门出来。公园外围，总有新的商业项目圈地动工。最西南角有一大块空地被围多年，现在是蝈蝈笼子形状的凤凰卫视大楼，黑绿色的玻璃外壳上常年覆盖着脏兮兮的黄沙；俺爹俺娘北侧有个大门，里面巨大的建筑群统称为公园八号。这里有各式餐厅和辉煌的温泉，温泉隔壁的夜总会即是曾与天上人间齐名的八号公馆，后来在扫黄打非中同时被端。有次遇上在香港大摩做投行MD的上海朋友来北京请客，我跟着进去开过一次眼界。那是一个至尊包间，女孩子们鱼贯而入，好几个自我介绍来自中戏、北电，晚自习后直接过来勤工俭学。那个年代还不时兴网红脸，女生们除了妆容有些夸张，基本还都是原生态的漂亮。散场的时候，MD抢着买单，看了眼价钱，带着歉意地挠头说：“哎呀不行，我老婆要检查信用卡账单。”还好，北京从来不缺大哥，不用担心没人出钱。

奥运会之后几年，是八号公馆的黄金时代。中心建筑群的楼顶，曾经有过一个巨大的人造沙滩酒吧。夏日的夜晚，乐声在夜空飘荡，低音炮沉闷地和着心跳的节奏轰隆，灯光飘忽中，轻烟袅袅，舞影翩翩。四周的风扇把凉风和白色的水雾吹向沙滩上扭动的肉体，侍者们端着装满鸡尾酒的盘子在人群中穿梭。在这个酒吧，伯尼带我认识了美国人加斯帕。加斯帕是八零后，比我们都年轻很多，高大帅气阳光，因为舅舅曾任美国大使馆商务参赞，他大学毕业就来了北京。这小哥不会中文读写，但听和说都毫无障碍，甚至还带点京片子腔。那晚加斯帕带着新交的女友，电视台的美籍华裔英文主播，酥胸白肩，光彩无限。我们在酒吧喝到很晚，意犹未尽，后来又被伯尼邀请到公寓畅谈。加斯帕在北京认识很多政商两界名人大佬，这让伯尼深受鼓舞，他俩一拍即合，当晚就决定共同成立公司，做跨国大宗商品业务。我作为伯尼多年好友，被邀请成为合伙人，主要负责翻译。

接下来几个月时间里，加斯帕和伯尼策划过若干跨国项目，介绍我们见过不少重要人物，其中还有巴西、蒙古和印尼的官员。加斯帕开销很大，因为公司没收入，伯尼、我、还有一个东北大哥马丁每人借给他五万元。几经折腾，没做成任何生意，加斯帕回美国度假，一去就是多半年。回来后，马丁和我好不容易再度联系上他，约在棕榈泉楼下的王家渡吃火锅。加斯帕神采飞扬地说，他已经和女主播分手，现在负责帮一个地产界前辈打理私人投资项目。前辈新婚的年轻太太曾经是他刚到中国时的女友，现在成了拍档。马丁对前辈极其崇拜，反复宣称此人未来会在政坛大有作为，诚恳希望继续和加斯帕合作。后来得知，借钱给加斯帕的三人中，只有伯尼要回了他那五万元，不仅如此，他还和加斯帕的女主播前女友先是暗度陈仓，然后出人意料地恩恩爱爱好几年。

大宗商品项目泡汤，除了搭进去的时间和借给加斯帕的五万，对我并无其它损失。某天，百无聊赖中开车路过通州郊外一条大路，看到路口的拱门上廓然铸着“中国宋庄”几个大字，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金光。在宋庄小堡村的一个农家院咖啡馆，我认识了多才多艺的山东人老K。老K多年前曾在宋庄烤羊肉串，是艺术村兴旺的见证者。老K很想让我买画，带着我走了一个又一个狗比人多的农家院，但我只看中了那位耳聋的河北老乡。老乡五十多岁到北京，从过期的时尚杂志中找到创作灵感，开始画起美女配军装。潜藏在我体内多年的艺术本能告诉我，这画肯定能卖，于是提议和老K开画廊，主推老乡。考虑到伯尼认识欧洲的有钱人，我盛情邀请他入伙，伯尼欣然同意。

那时我们把潜在的顾客尊称为藏家，藏家们都很欣赏老乡的画，制服诱惑的魅力势不可挡。望着军帽下那些冷峻如瓷质般精致的面孔以及敞开的领口，他们就像在审视夜总会的小姐，不过这时可以更肆无忌惮，更流连忘返。我认识的佛山顾老板最爽快，远在广东只凭画册就决定买下印在封面上的作品，声言他至少还可以翻五倍转卖。某个早晨，我被电话吵醒，顾老板告诉我，他刚收到画，不过已经损坏。“画里这靓女嘴唇上有白漆，怎么肥四？”他这一说，我反倒长舒一口气：“顾总您真仔细，不过您退后两米再看，就知道怎么肥四了。”当顾总看到那点点白漆其实是少女鲜嫩嘴唇晶莹的反光，于是开始大赞艺术之精妙。

伯尼对画廊事务很热心，带不少外国友人去宋庄看画，可惜一幅没卖出去，他自己用内部价买下不少老乡的画，如今仍然挂在公寓里。我们那时唯一的外国客户多米尼克来自法国，六十来岁，专挑素描和费时费料的画。多米尼克年轻时曾经在摇滚乐队弹吉他，晚饭后问我北京有没有现场音乐。我从宋庄带他到朝阳公园北侧，穿过亮马桥路，驶进一片树林，树林右边的空地是露天汽车影院，我在那里看过电影，树林左边有个隐蔽的摇滚酒吧。酒吧里烟雾缭绕，声嘶力竭的乐队和舞台下闭着眼摇头的观众们都像中学生。北京只有年轻人才是年轻着的，进去后我有些不适应，但多米尼克却很快聊上几个女孩，并邀请她们去别的酒吧继续喝酒。女孩们捂嘴笑着婉拒，不过还是和他交换了电话，说改日再约。往外走的时候，多米尼克抱怨音乐很烂，但又不情愿离开。第二天一早他飞回法国，不久后检查得了癌症，很快也就撒手人寰。

北京的腾飞，日新月异，到2013年左右，朝阳公园周围已是高楼林立。因为要卖画，我在北京凑过几次成功人士的饭局，席间发现很多潜在藏家都住在朝阳公园周边，棕榈泉、公园大道、北京公馆、公园1872、泛海国际，听上去都很高端。杯盏交错之中，有人提议可以搞个小范围朝阳公园俱乐部，甚至提议由我来牵头，众人齐声附议。饭后，我们去了公园大道一个大平层公寓抽雪茄喝红酒，主人说这是他们公司的内部小会所，今后可以用来做为朝阳公园俱乐部的活动场地。主人兴致勃勃地让我们体验高科技音响，从为数不多的几张唱片中选出他百听不厌的惠特尼-休斯顿。坐下聊天，人们提到每次去我们画廊看展览，总能看到不少年轻的姑娘，今后希望我能多找些文艺女青年到俱乐部，让大家的文娱活动更具艺术风范。那天我喝多了，记不起当时怎么承诺。

事实上，那次饭局之后，没人再提过俱乐部的事。老乡的美女军装画渐渐不再好卖，画廊原址租约到期，老K也找到新的金主重新选址。我和伯尼并不完全情愿地退出，主要是未来不好意思再吹自己是画廊老板。我们心里同时也很清楚，卖画赚的钱还不够支付公寓阿姨的工钱。此后这些年里，我长住上海。伯尼在欧洲和非洲之间飞来飞去谈大生意，和女主播分手后，也极少再到北京。三年前，他来中国，我特意飞到北京和他相聚。这时，伯尼已蓄起胡子，头发都已经灰白，英俊依然，但也增添了不少沧桑。我们仍然像以往一样，东拉西扯，欢声笑语。彼此心照不宣的是，在这座大房子里，我们聊过无数宏图，最后没干成一件正事。他没结过婚，没有子女，但很喜欢聊关于我孩子的成长和教育。他说我养大一对子女，应该很有成就感，他为我高兴。我说你有过那么多女人，才更令人羡慕。很显然，我的话触动到什么，他瞪眼注视着我，面露愠色，持久不语。

前些天陪女儿到北京办事，在蓝色港湾吃完饭，我们一同骑车到朝阳公园西门的公寓。她说：“这附近我有印象，以前很多饭馆，我还吃过春饼和意大利菜。”她说的很对，那是十来年前的情形，春饼店是二月二，意大利餐厅叫安妮。如今，当年那些餐馆、酒吧、超市早已全部消失，只留下一道绵延的高墙，刷着黄白相间的油漆。八号院偌大的停车场空空荡荡，熟悉的餐厅只剩下做杭帮菜的孔乙己。西门早已冷落，喧闹被整齐取代。人生如戏，谁都不会闲着。有人背着道具，带着满身盔甲和卸不掉的浓妆，马不停蹄地寻找着新的角色和舞台；更多的人做着群众演员，乐呵呵地还自以为在免费看戏。

晚上，从公寓出来散步，穿过麦子店，走到好运街，曾经通宵热闹的地方现在都是黑灯瞎火，夜幕中隐约有些行人，匆匆沉默着。我在北京上学七年，前后又工作过十几年，这里曾是我最在意、最熟悉的地方。在这个城市认识的人，超过我在其它所有地方认识的人的总和；读书时骑着自行车，也曾期望路边寥寥高楼中某个亮灯的窗子属于我。如今，走遍世界，身处这楼群的森林，看那一个个紧闭的窗户，觉得像是无数悬在空中的谎言。一切都不陌生，没有什么值得纠缠；一切都只是重复，推倒重来也不意味着改变；北京不相信怀旧，去到哪里都有一样的既视感。走回公寓大门，隔壁那座停工二十多年的大楼，如同一座黑色的城堡，蛮横地矗立在寂静中。我想起女儿白天的问题：为什么会烂尾？确切说，我不知道，管它呢！抬头看夜空灰白，额上丝丝凉意，起风了，天要下雨，I felt free。

2021.8.6

1

那个隆冬的夜一定很黑，平原上的村庄万籁俱静。微微驼背的中年汉子在妻子的叹息声中，在几个孩子不解的注视中，披衣走出低矮的土坯房，从院里推出那辆上面摆满家什物件的木轮小车，弯着腰，悄悄穿过他熟悉的坑洼不平的小路，来到村子中央一处大瓦房旁边的农家小院。他看看四周没有动静，轻轻叩门。

开门的是一个瘦弱的小脚少妇，手里拿着煤油灯。面对她惊恐的眼神，中年汉子示意她不要说话，轻轻把车子推进小院，在沉默中将车上所有的物件卸下来，然后沉默着离去。

中年汉子是我的姥爷，贫农，抗日时期堡垒户的户主，村里第一个共产党员。那个小脚少妇是地主的小老婆，地主已经携家逃走，只留下她孤零零一个人，被村委会赶出了原来的宅院。

很多年后，母亲对我说，本来姥爷分到了大瓦房，但他坚持不要，说住那样的房子不踏实，日后总归是要还的；于是，村里只好把地主家的家具摆设缎被之类分给他，他说服姥姥，趁黑夜全部送还给了人家。

我在母亲家乡那个有上千人的村子读完小学，记忆中的姥爷是一个沉默的行动迟缓的老人。我很为他的贫农成分而自豪，也很失望于每当学校组织贫下中农来忆苦思甜，姥爷从不出面。我曾经问他给地主当长工时是否被欺负，他却说地主全家都很厚道；我也缠着他讲述抗日被鬼子抓走坐老虎凳、又被组织营救的往事，他总是摇头笑笑，一言不发。

大人们说起姥爷，总为他惋惜：组织曾动员他随部队南下，被他以孩子太多为由婉拒；抗日时被他救过的游击队长后来在北京做大官，邀请他赴京，他也从没接受。不懂事的我看着那个越来越驼但又总是慢吞吞操劳着的小老头，觉得他有些窝囊。

等我自己已是中年，见过些所谓的世面，读过几本没用的书，姥爷的形象在我心中反而高大起来。我觉得，姥爷很像那种会冒着风险，把犹太人藏在家里的极少数的德国人；如果他是军人，当面对赤手空拳的百姓，他肯定会把枪口抬高一寸。

姥爷活到八十多岁，和姥姥养大六个孩子。我的大舅后来考上空军学校，做了军官，我的大姨嫁给抗美援朝的英雄。姥爷供母亲读到初中毕业，成为村子有史以来第一个“吃商品粮”的女教师。

我有时后悔，小的时候应该多跟姥爷混。那样的话，长大后可能会少做很多蠢事。

2

我姥爷不识字。依稀记得村里老人说，姥爷小的时候，也曾跟着乡下先生读过几天书。不过他很捣蛋，声言：人之初、性本善，越打老子越不念。

奥斯卡颁奖，女导演致辞，也提到人之初、性本善。她说这几个字一直影响着她，她总能从身边人那里看到善的一面。她要把自己的获奖，献给那些有勇气和信念，不管如何艰难，也能坚持自己善良并以善待人的人。

以我有限的育儿经验，我很怀疑人之初性本善这个说法。至少从折腾大人这个角度讲，刚出生的小孩子没显露出丝毫善意。进化论告诉我们，人一出生，首先体现的是自私的动物天性。当然，自私并不是恶，正如利他未必一定是善。我倾向于认为，人类本性中，善与恶并存。我们的内心，既有善良的天使，也有邪恶的魔鬼。善恶不在于思，而在于行。

“行动”本身善恶的界限常令人感到迷惑。我欣赏的近代大作家，如塞林格、米勒、克鲁亚克和纳博科夫，都在他们的作品中以第一人称来讲述年轻时寻找性交易的经历。他们并非津津乐道，而是在以个人的经历透析人性最底层的原始欲望。

寻求性交易属于“私德”范畴，不难想象，很多人都做，只是通常做了都不会说，因为这毕竟“不体面”。不久前我却遇到例外：若干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邀我喝酒，我以为与多年前的有志青年相会，总免不了指点江山。没想到两个半小时的话题，全都是有关性交易时间长短、成本高低和质量优劣。在为朋友们身体健康感到欣喜之余，我也很震惊于把这事拿上台面的坦诚。不过我很快意识到：一起谋坏事、干坏事、聊坏事恰恰是中式友谊的核心。

再重申一下，我不是道德学家，不想评判性交易本身的是非。这次聚会的话题让我联想到，周围实际到处都是对各种“不体面”的集体性热情和参与。比如，你注视一下酒局上的杯盏交错，寒暄、溜须拍马背后那些互相利用的动机尽人皆知，但每个人都很享受这种气氛；你再想想有多少场合，谁都知道所有的发言都在撒谎，但每个人都在正襟危坐着鼓掌；在多少公司里，老板完全无视下属尊严，破口大骂，而所有参与者都装孙子默不作声。

表面看上去，参与者都只是无伤大雅地应酬着、顾全大局地顺从着、循规蹈矩地勤奋着，但这种群体对不体面、小“丑恶”或坏习俗的共同不在乎，意味着基础价值体系的崩塌。当丑态毕露成为情感的纽带，人们便会忘记高贵的真正含义；当假话开始发自肺腑，真相便无处可寻；当套路成为人生的智慧，你就再也看不到人性的光辉；当察言观色和话术被誉为情商，正直和忠诚就会消失。汉娜-阿伦特曾提出过Banality of evil，人们通常将此译成平庸之恶，但她的本意其实是恶的平庸。恶，没有什么深度，恶的开始，往往就是细微之处的所谓人之常情。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曾经论述，孤立的个体会有很多恶劣的动机或打算，即使受到诱惑，他也能权衡，并且有可能控制住自己。但个人一旦进入美丑不分、善恶不辨、黑白不明的群体，个人就不再为其言行承担责任，每个人都会尽情暴露自己不受约束的一面，证人消失，全体成为共谋，这就出现了“集体性趋恶”。

在一种随处可见的“集体性趋恶”状态下，人们更习惯的将是以恶交友，更崇尚的是因恶而赢，以共同的恶来获得安全感，既不必谴责，也无需忏悔。只需要一句”都一样、没办法“，所有的同流合污于是便都成了天经地义，文明赖以形成所需要的道德力量从而烟消云散。

当人们不再顾及体面，当仁慈善良被看作愚蠢，当说谎成为生存的必须，可以肯定，人类本性中邪恶的魔鬼已开始大行其道，个体恶意将在群体的引导和纵容下无限放大。

3

毋庸置疑，我们生活在一个空前舒适和平的时代。尽管过去一年多的疫情给世界带来巨大的伤痛，尽管媒体上经常充斥着凶杀与悲苦的新闻，尽管预言家们总喜欢以制造对未来的焦虑来获取关注，尽管人们经常会对远逝的岁月给予浪漫的想象，人类社会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富裕、方便、安全。

曾几何时，暴力和死亡是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但过去七十多年，人类社会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文明世界几千年的历史趋势也表明，不仅军事战争的频率在下降，几乎所有形式的对生命造成威胁的人际暴力都在减少。我们已经目睹甚至仍然可以期待越来越少的谋杀、屠杀、抢劫、刑罚、以及对弱者的欺凌。

为什么能够这样？斯蒂文-平克总结说，这是因为人类越来越被我们本性中更好的天使指引着。天使是同理心，让人们能设身处地去感受他人的痛苦；天使是自我控制能力，让人们能基于预知的结果而行动；天使是道德感，让人们能明白是非；天使是理性，让人们不再因蛊惑而疯狂。

平克是学者中少见的乐观主义者，他进一步总结，现代民族国家对武力的克制，商业行为的扩大与技术进步，女性地位的上升，文化与见识的提高，以及人类事务的理性化，共同形成合力，抑制了人性中导致暴力的五种“邪恶”心理系统，即：捕食或工具性暴力冲动、支配欲、复仇心、虐待欲以及意识形态狂热。

当社会达到一定文明程度后，理性是人类得以抑制暴力的最大希望。集体性趋善而非趋恶，才是终极的致赢之路。如果某个群体丧失了理性与逻辑，丧失了道德感和同理心，又膨胀到难以自我控制的地步，最终一定会灾难临头，惹火烧身。

囚徒困境是一个简单的博弈游戏。两个在监狱中的囚徒，有共同犯罪嫌疑。囚徒们被分开审讯，各自被劝诱背叛同伴，将所有罪行栽赃给对方。如果甲方所有罪过推给乙方，而乙方保持沉默，那么乙方将接受重罚，而栽赃的甲方则被无罪释放，享受背叛的红利。如果两人互相背叛，便都将获罪，但会因供认得到判罚，这是互相背叛的“坏处”。如果两人选择不与警方合作，闭口不言，也会因证据不足获得轻判，得到互相合作的“好处”。因为担心对方的背叛，假设两人都以自私动机来选择，最终都会选择背叛，从而受到惩罚。

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讨论了囚徒困境里双方如果持续重复博弈，采取哪种策略可以最终赢出。在重复博弈中，实验者征集了几十种不同的策略，同时加入随机性策略。他们将这些策略翻译成计算机语言，让每一个策略都轮流与其它策略进行反复博弈。出乎意料的是，最后胜出的策略最简单、看上去也最不聪明。

这个策略是善良与宽容的组合。“善良”是指实施者从不率先背叛，但假如对方在上轮背叛，那么他接下来会立即报复，针锋相对，毫不手软。“宽容”是指实施者只有短期记忆，虽然他采取报复行为，但也很快忘记对手的劣迹。这种“一报还一报”的策略鼓励实施者勇敢地向对方率先发出善意，而不是执着于判断对方做什么。如果发现对方并没有对善意作出回应，则立即改变行动，但这种改变只根据对方上一轮的反应而定。

善良、宽容但同时“针锋相对”的策略，在很多轮中可能是吃亏的，持续重复之后最终胜出的结果也未必大幅超过其它策略，同时还会不断受到其它恶意策略组合的攻击。科学家的推理是，相对于恶意的“背叛”策略，从善意出发的“针锋相对“更容易获得个体聚合，从而超越决胜点。

人类在宇宙中，亦如囚徒。道金斯说：“即使我们都由自私的基因掌舵，好人终有好报“。囚徒困境是一个非零和博弈，带着善意，人们可以一起笑到最后。这个结论让我对人类的未来谨慎乐观。爱拼未必能赢，最具智慧的人们一定不会选择邪恶，他们一定能聚在一起，共同让本性中更好的天使来指引着，他们一定会选择最简单、最不聪明的策略：善良、宽容，针锋相对。

大道至简，个体如何选择，看上去很难，其实也很简单。

2021.7.3

二〇一八年的秋天，我和JZ爵士的创始人老任在咖啡馆闲聊，他突然说：老劳你写的东西我喜欢，找几段发在我们爵士邮报上吧！

老任提到的我写的东西，不过是我胡乱发在朋友圈的稍长一些的随感。我不觉得那算是文章，但有人喜欢总归令人开心。于是笑笑对老任说，好吧，你随便发。

那年圣诞节前，爵士邮报的编辑发来一个链接，正是下面这篇《我的咖啡馆》，短短只有一千多字，成了我的处女作。从那开始，我陆续为邮报写过几篇。后来因为想写的东西和艺术生活相差太远，于是开设了自己的公众号。第三个月的时候，有篇文章的阅读量超过了三十万，关注者猛增。女儿对我说，主要是你文章的题目比较长。

《荒诞主义咖啡》被消灭之后，伊璐又帮我开了现在的《局外人咖啡》。两年下来，写了几十万字，但愿意拿出来给人看的内容却很少。我有时会想，写这些东西，有何意义？我到底改变了什么呢？

显然，我并没能让世界变得更好一些，人间依然是日复一日渗进每一个缝隙的喧嚣繁杂，每天都有愤怒，每天都有灾难。我也并未能如愿帮到我生活中重要的人，很多时候你掏心掏肺，很多时候你以为亲近无间，两颗心的距离却远过万水千山。聊以欣慰的是，在空茫虚拟的空间里，我知道的确还有少许同样挣扎着的灵魂。

古往今来，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往往是那些傲慢地以为可以改变世界的人；许多自以为高尚的个人牺牲，往往是为并非真正爱着的人们去战斗，实在无谓，实在不值。一个人能改变和拯救的，最终可能只有他自己。也许，这应该是写作终极的意义。

Lex Fridman在他的访谈节目中，经常向那些卓越的科学家和作家提问：你是否怕死？最能触动到我的回答是：当然怕死，但主要是怕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没有做完自己能做的事；而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再也不能被人记起。我没有想过名垂千古，但内心的确有个小小的奢望：留下一点东西，留下一点只属于我的东西，在遥远的未来，我已离去，而我牵挂的人或许看到这些东西，就像抚摸着我的手臂。

那么，我该留下什么东西呢？去年疫情期间，我在短文中写到的那个咖啡馆关闭，夜里从门前路过，里面一片漆黑。不久之后，那里可能会有新的装修，开出某个新店，抹去过去所有的痕迹，有谁还会记起那里曾经流逝的生命、曾经发生的故事？那里真的有过生命、有过故事吗？关于那个咖啡馆，关于我在那里度过的那些下午，唯一能留下来的也许就是我写的那几行字。如果再看人类历史，除了浓缩于艺术、符号和文字的思想，最后还有什么能战胜时光、暴力和无数天灾人祸的摧残？

而以我浅疏的才学，又能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我不想批评或揭露，也学不会颂扬。大道至简，公理昭然若揭，是非曲直清晰可见，人们只是任凭内心的恶魔信马由缰。我愿意和能做的，或许只是在到处都是谎言的时刻说几句人话，不让自己已经长大的孩子难为情，不让我敬仰的人们耻笑，而自己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再看，也无需任何修改。还有，或许我可从自己半生的挣扎中，清点出片许黑暗中能闪亮的燃料，分享给旅程中让我在意的那些人们。

此刻，是周六的下午，我坐在古北一个咖啡馆露天的座位上胡思乱想。刚才不久，我在这里和年轻的外甥喝过咖啡，我们聊了很多：职业、金钱、权力、爱情、人生的种种枷锁，那是两代人之间朋友般坦诚的交谈。对呀，即便不必重述细节，但何不记下今天这段很认真也很轻松的时光。

我刚搬到上海的时候，外甥只有十来岁。那时我肯定不是个好舅舅，经常搞点恶作剧逗他，弄得他很愤怒，不愿理我。后来他去美国读高中，暑假回来一下成了个大小伙子，我开始把他当成大人，从此发现我们有越来越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如今，他大学毕业回上海做视觉艺术已经好几年，慢慢悠悠，长发飘飘，我很欣赏他的澄澈，他也认可我的努力。能和自己的外甥做朋友，实在是平淡人生的一大幸事。

世间轻飘飘的快乐随处可寻，可人生又能有多少值得记下来的认真、厚实而温情的回忆呢？今天，我独自坐在附近这家新找到的咖啡馆，想着刚才和外甥的对话。他是个因多思和友善而显得过于严肃的青年，有很多困惑，他在寻找，寻找自己，寻找梦想，寻找世界的真实，寻找那些能为人生带来复利和累加的体验。

眼前的一切年复一年地生机勃勃：右边望去，初夏的阳光此时依然耀眼；转头透过浓密的树叶远眺，大上海天空湛蓝；咖啡馆门前灌木的顶部，小虫飞舞，新绿葱葱。我和外甥说起一百年前，斯泰因曾在巴黎烟雾弥漫的咖啡馆里对海明威说：你们是迷失的一代！七十年前，克鲁亚克和金斯堡们瘫坐在丹佛热腾腾的爵士酒吧里，也曾自嘲是垮掉的一代，疲惫不堪。

被指责迷失时，海明威们只有三十来岁；自嘲为垮掉时，金斯堡们也正值壮年。此后几十年里，他们各自既没有停止寻找，也没有结束战斗。等他们终于有一天选择躺倒的时候，大地悲歌、群星璀璨，他们再无需站起，因为他们已没有遗憾。

回想自己，在外甥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迷失，那是因为没有去寻找；也没有觉得无力，那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去寻找属于我的战斗。照此说来，他是幸运的，他不想浑浑噩噩，更不会随波逐流。我帮他做不了什么，只能默默为他鼓劲：可以迷失，可以疲惫，跌倒再爬起来，走错就重新来过，无论如何，只要有梦，就不会躺下。

外甥要去徐家汇和同伴聚会，与我道别。看着阳光下他年轻的背影，我有些怅然。想着这两年半的经历，想到最初写过的那个咖啡馆，想想未来，我知道，有种感觉似曾相识，会不断轰然而至，那是迷失，是疲惫，也是无尽的悲哀。有个苍老的声音在嘲笑：年轻人都在躺平，你已是晓风残月，不要再做梦了吧。

其实这也未必。新找到的咖啡馆名叫“简单的梦”，很应承我此刻的心境。年轻的梦大都是凌乱而又荒诞的，人们醒来往往什么都记不住。我不应该去羡慕年轻人，更不必自怜自哀。毕竟，我终于找到一个简单的梦，一个能天天记在心里的梦。

20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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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塘江临近入海的北岸一线，有个地方叫大缺口。站在这里的堤岸上，前方的江面如同一个巨大的喇叭口。每当涨潮时分，汹涌的海潮从南向北，由宽及窄，层层相叠，撞向大缺口的堤岸，然后在此处愤怒地转头，滚滚向西而去，如素练横江，奔向古今千年以观潮闻名的海宁盐官。

大缺口北面的小镇，名叫袁花。1951年4月的某个清晨，田野里油菜花金黄一片，镇上公安人员从临时监狱里拉出54岁的乡绅查树勋，草草验明正身之后，不赏酒饭，将其五花大绑甩上刑车，奔向镇上小学。抵达后，查树勋和另外三人被摁着跪在操场上，脑后枪声响起，四人倒地而亡。

在此几年之前，查树勋曾经在他洒下一滩紫血的这个操场上给孩子们讲话。作为当地世代名流，他一生诸多善事义举，重建这所小学则最令他自豪。毕竟，才华已露、有望继承渊源家学的爱子查良镛，当年就是从这所小学毕业。

此时，文艺青年查良镛已经远遁香港，对于父亲的被枪毙，他只能面向北方，以痛哭宣泄悲愤。1955年，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开始写作《书剑恩仇录》，其最初场景即为自己的家乡浙江海宁。此后，金庸陆续写下十几部武侠小说，成为全球华人社会享誉斐然的大侠，他自己在小说中也塑造过许多失去父亲的英雄，要么一生执意寻父，要么立誓报杀父之仇。

父亲被枪毙三十年之后，查良镛已是香港名流，应邀进京，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受到邓小平接见。会谈中，邓公主动谈起查父被杀之事，劝导查良镛要“团结起来向前看。“

查连连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回港之后，查良镛立即寄给邓公一套小说全集。从此，金庸小说在内地开禁，迅速风靡大江南北。神州一代学子精英，无不摩拳擦掌，做起壮志凌云、快意恩仇的江湖梦。

2

大学时代，我也读过几套武侠，可越读越绝望。那时只有二十来岁，看到能让女生倾心相许的人物如乔峰、令狐冲、张无忌、郭靖之流，个个武功高强、豪情满怀，像我这般的文弱书生则毫无出路，从此难免对江湖心生恐惧。

江湖，River and Lake, 听上去清俊浪漫。和众多汉语概念一样，你无法给它下定义，但它在诗书和交谈中又无处不在，不属于“博大精深“，更像是 “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金庸曾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的地方就有江湖。照此说法，江湖的空间边界可无限延伸，家之外、国之内，均为江湖。离开了家，只要你在华人世界，理论上讲，你已经身在江湖。

江湖与恩怨密不可分，而恩怨正负相等，只是零和游戏。所以江湖中必定是有输有赢，有成有败，有火并但没有购并，江湖不相信价值创造。

人们可以唱，让世界充满爱；好像没人唱过，让江湖充满爱。江湖刀光剑影，打打杀杀，只有英雄才配享受血色浪漫，你何时见过喽罗们儿女情长？ 

关于江湖，最多的说法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何为己？己就是我，江湖里不允许有自我，除了老大的任性，它严禁任何形式的个人主义。江湖只讲规矩，不讲法律；只需忠诚，不要真诚；只求侠义，不求正义。你可以自称微风清扬，你可以意淫逍遥自在。一旦你忘记规矩，便将有口难辨，成为众矢之的。凡有清高，必是异己。

江湖需要投名状，无论是情谊的巩固，还是忠诚的建立，总要基于一起干些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事。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把柄，而所有的心照不宣都意味着深不见底。

昔日的江湖有帮，人们在帮里寻求安全；如今的世界有圈，人们在圈里找到存在。无论是帮还是圈，都只是共同利益的维护，而不是信仰的捍卫。帮里有帮主，圈内有大哥，江湖生涯的成败只取决于能否做老大或是否能跟对老大。

金庸在《笑傲江湖》中咏道：天下英雄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可见，江湖基本上是一个吃青春饭的地方，时光急，老的快。这里不可能有慢生活，既不安稳，也不静好。无论大碗喝酒，还是大口吃肉，都只是将粗鲁当成豪放，背后是有今日没明朝的深深恐惧。

江湖故事中，英雄最好的归宿往往是看透一切，携佳人远走天涯，而这毕竟只是写故事者自己都不相信的希冀。现实中，有志向者进入江湖是天经地义，是人生的默认配置，在你有可能对其发出质问之前，已经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江湖有一种自我和谐和均衡的逻辑，它既能满足虚荣心，又能解除孤独感，以至于每个人不管得意还是委屈，都愿意为之筑堤开渠。所以，江湖人士只会抱怨但不会逃离，因为只要逃离便意味着既得利益和人生意义的双重失去。

3

我对武侠小说没有太多兴趣，对金庸生平的少许兴趣仅仅是由于多年前曾在他的家乡海宁打工。那时，每当我开车经过他出生的袁花镇，看到指向他旧宅的旅游路标，总是不免疑问，作为华人世界最著名的作家，曾塑造出那么多的英雄豪杰，对他自己父亲的被杀，为啥却没有写下任何文字？

据说，当年金庸写《书剑恩仇录》的初衷，是为给自己创办的《明报》扩大读者群，解决短期财务危机。可见，他的小说创作首先还是流量的考虑，而非直抒胸怀，不吐不快。我一向认为，艺术创作可以分成三个境界，即用手、用脑还是用灵魂。金庸写下十几部几百万字的武侠小说，用到的只是手和大脑。他娴熟地把都市青年的浪漫幻想和大众最为自豪的中华国粹，融入进似是而非的历史背景，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成人童话，其技巧与才华确实无人能及。这也难怪，中国文学史上，在世便能如金庸一样功成名就、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地驰骋于政、商、文三界，再无他人。

但金庸有其清醒，最终毕竟还是委婉地用个人行为和文学的双重隐喻展示了灵魂一隅：写下《鹿鼎记》之后他毅然封笔，此后四十多年中再未创作武侠。在《鹿鼎记》中，他塑造出韦小宝这样一个厚黑学最高段位级的“反英雄”，也算找到些艺术创作最不该缺失的诚实。

八十年代后，金庸曾多次被政府热情邀请回到浙江，他的出生地祖宅被翻修成纪念馆，他家乡的道路改成了与他和武侠有关的名字。家国厚重，盛情难却，他到过杭州，到过嘉兴，到过海宁，但他从没回过袁花，从未踏上他家乡的土地，而且一直以不近人情的执拗拒绝见到他那仍然留在祖籍的胞弟。

我只能猜想，金庸到了海宁而不去袁花，甚至拒绝与几十年未见的弟弟重逢，或许是想到了他自己小学时代的那个操场。对于父亲的死，这是他做到的所有的表示。当然，人们可以引用他的名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英雄岂能纠结于自家那点小事。但假如这样，又何以谈及“大闹一场，悄然离去”？其实，千年来文人所谓的心怀天下，依然不过是魂系江湖。侠之大者，最懂江湖规矩也。

十几年前，金庸偕夫人回海宁，先是为金庸书院奠基，后又在各级领导陪同下登上盐官的观潮亭。据报道，那天金庸不时拿起望远镜，热切等待大潮的到来。最后，他终于远远看到一道白线化作“雪岭”，但没听到轰鸣。领导们解释说：风太大，风太大。金庸含笑称是。

当年在海宁，曾趁月明星稀去袁花镇南的大缺口观夜潮。翻过高处的防护堤，来到距离江面最近的平台，我和同伴喝着啤酒，等大潮的到来。午夜时分，隐约听到远方沉闷的响声，良久之后，响声才慢慢轰隆，越来越急促，越来越如滚滚雷鸣。月光下望去，渐渐逼近的白线并不迅猛，但骤然之间，白浪下巨大的水墙已扑向堤岸，正如金庸所写：“月影银涛，光摇喷雪，云移玉岸，浪卷轰雷，海潮势若万马奔腾，奋蹄疾驰。”

惊吓之中，我们屁滚尿流跑回防护堤上，等大潮向西而去，才敢回到堤下平台。这时，江面已经涨起，浊浪翻卷，地上，啤酒还在，猪蹄也在。

海潮汹涌，真实而壮美，只要把握距离，近观并无危险；而江湖如梦如幻，波光粼粼的浅水之下，深厚的淤泥温柔细软，它从不拒绝任何人，你随时都可以踏进，甚至有时可以脱身，但你永远无法逃离。

2021.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