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发烧，热得不成体统。我和戴安娜约好晚饭后去老外街喝一杯，聊聊人生意义等重要问题。为了找个清净的酒吧，我提前十几分钟到。没想到，周末之夜，每个酒吧都很清静，果然今非昔比。在上海，这里是我最熟悉的地方。孩子小的时候，周末常约爱德华一家来这里吃饭。希腊餐厅的隔壁，曾经是荷兰人开的面包坊加餐厅。室外，有几排厚厚的木桌。阳光下，两家四个小孩子跑来跑去，逗喂着墙边笼子里的灰白两色的兔子和懒洋洋的流浪猫。整个下午，桌边人来人往，晃过无数不同颜色形状和光洁度的大腿。遮阳伞下，爱德华的太太琳达没有动面前的拿铁和蛋糕，两只漂亮的大眼睛一直捕捉着老公飘向人群的目光。“哇，那个女孩身材真好！”她经常这样感叹，我和爱德华赶紧转头，相视不语。

十几年过去，小孩子们都已长大，按预定计划去了国外。我很少再见到爱德华夫妇，偶尔听他提到琳达，总是咬牙切齿。老外街的冷落已非一朝一夕，说不定哪天也就和上海无数的旧时地标一样悄然消失，就像从来都没存在过。儿子小时，我常牵着他的手，去古羊路东南亚美食街吃吉亨的半筋半肉面。西侧伊犁路这边，夹杂在脏兮兮的出租司机饭馆中间，有几家美容店，不论冬夏，里面都会坐着几个穿短裙露大腿的姑娘。儿子问：“老爸，为什么那些阿姨都向你招手。”我说：“等你大了，阿姨也会向你招手的。”如今，儿子已成年，这里所有的铺面都已被推翻。昔日美容店聚集的地方，现在是十五号线的姚虹路地铁站。

八月的这个晚上，室外闷热如蒸笼。老外街临近虹梅路一端，有家名叫Fat Cow的美式汉堡，里面零散有几桌客人。于是，我发短信给戴安娜，约她来这里。别的地方都太过冷清，弥漫着霍普画里那种后现代式的诡异。坐下来之后，戴安娜告诉我，她很快就要去新加坡，做亚太区的负责人。真的要走吗？那么优秀，还需要证明什么？她微笑着说：不只是为了证明什么吧！文博士在爱尔兰做投资移民中介，最近生意再度火爆。真有人走吗？我感觉不灵敏，只是发现流浪猫的确多了起来。你们都太狠心了！

就在见戴安娜的那个周末的下午，仲伟约我告别，他要和女朋友去定居泰国。“好啊，我很早以前就向往退休之后去清迈。”其实我从来没去过泰国，对清迈的了解仅限于安东尼-波登的美食纪录片。

“噢，我们是去曼谷。不过清迈也不错，现在大理很多人都搬到清迈去了，野夫也去了那里。”仲伟一边说，一边打开他在曼谷的创业计划。那天我们约在1691酒吧，老板小殷在旁边插话：“野夫这老家伙，泡妞可是高手，真的有一套，在大理有不少女朋友。”说完野夫，又聊了几句张贤亮，清迈在我心中的映像越来越灰暗。

也许可以考虑马略卡！唐几何前些年去了西班牙，最早在巴塞罗那开中餐馆，后来因为竞争太激烈，于是跑去马略卡岛上开起了新疆烤肉店。他说：“马略卡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中国人很少，都是英国人德国人过来晒太阳，这里没有像样的中餐馆，露天烤肉才受欢迎。”唐几何是我的同乡老大哥，我从小就认识他，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以后再讲。

小殷的酒吧原来开在长乐路，三月份搬到恒隆广场后面的奉贤庭，刚装修好就遇上了上海两个多月的封控。解封之后，小殷将两个大包间改成了私房菜餐厅，只有每人六百和八百两个档次，不准点菜，据说预订很满。小殷热情地带我参观他的厨房和两个包间，我惭愧地想着未来应该不会吃这么贵的饭。很多年前，我给农民企业家打工，那时经常要出没各色会所，有时洗澡，有时喝酒，有时吃饭，有时洗澡带喝酒带吃饭，每位800元只够喝碗海参小米粥，属于请客的最低配版。那是多么不光彩的岁月啊！每当酒足饭饱在酒店洗手间的镜前看着自己隆起的肚子，我都想学《猜火车》上的麦克格里格那样将脑袋扎进马桶，然后摁下抽水的按键。

世界上最早写美食的作家是法国人萨瓦林，他有句名言：告诉我你吃什么，我能说出你是什么人（Tell me what you eat, and I will tell you who you are）。混迹多年之后，我可以把这句话改成：告诉我你在哪里吃，我能说出你想要什么（Tell me where you eat, and I will tell you what you want）。来酒吧吃八百一顿饭的人们想要什么呢？我看看四周，环绕舞台的是三面满满的书墙，穿短裤的胖子坐在凳上怀抱吉他深情地唱民谣，吧台对面墙上挂满了死去作家的黑白照片，店里每一片空白的地方都用英语写着名人名言。小殷在朋友圈经常发他在这里和漂亮姑娘的合影，但我来得不巧，每次遇到的大都是小屁股细腿大肚子的中年眼镜男。朋友于辉很喜欢这里，那天我带他过来，他一直用手机拍视频，转头对我感叹，唱得真好！真好！于辉以前最不喜欢民谣，十几年前我俩在北京混，他总带我去那些唱摇滚的Live House，现在统统改成了火锅店。

认识小殷让我彻底放弃了今生要开酒吧的梦想，像他那样记住那么多客人并保持春风满面，难度极高。他说要做上海最知名的只传播灵魂不卖肉体的文化妈咪，在为他点赞的同时，我很想提醒他：灵魂交易的成本和收益不成比例，副作用可能远远要大于出卖肉体。小殷很受顾客欢迎，人们都夸他文艺、理想主义、桀骜不羁。我最喜欢他热情爽朗的笑声，其次他也是全中国留齐肩长发最好看的两个男人之一。另一个是我外甥，上海解封后便跑去了大理。至于其他那些把头发编起来支愣着翘在脑后的男人，看上去都像秦始皇兵马俑的后代，我常担心当他们解开小发髻的皮筋，里面会不会飞出几只白蚁。

以貌取人是现代社会化繁为简的生存之道，这不是偏见，只是偏好。小殷说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对此我深表赞同。王尔德说过：选朋友要看其长相，选熟人要看其性格，选敌人要看其智商。我没有敌人，也不想与人为敌，在交往方面的选项只有两个标准：要么好看，要么好玩。

正是基于这个标准，前些天去北京，只见了很少几个人。在好运街潮汕牛肉店一个狭小的包间，我和学生时期最要好的几个伙伴吃饭。昔日志得意满的大老爷们儿现在都改喝北冰洋汽水和酸梅汁，翻来覆去聊的都是谁上谁下那些破事，骂骂咧咧中时光飞逝。在北京还有些体制内的同学同事，有几个被抓了，剩下的几个也都接近二线，据说开始主动拿出多年来收藏的茅台招呼老同学们凑局。和他们交流，我素来有心理障碍，不介意老死不相往来。每次来北京，我更愿意找认识多年的莫莫姑娘吃饭喝咖啡，她的出现让我相信在这美颜泛滥的世界上确实还存在天生丽质。几天前莫莫在朋友圈说：越好看的女人越瞎，越寒碜的男人越渣。我留言说这话让人反省，她回复说我不算寒碜。这也未必，按她的理论，是否寒碜要让不好看的人来判断，对此我了无兴致。

莫莫的感慨也让我想起这次在北京见到的梦洁。几年没见，她又长了两公分，身高到了一米八，牵着个长得完全不像她的上幼儿园中班的男孩。梦洁曾经是模特大赛的冠军，数年前从深圳嫁到北京。望着她瘦弱的身板和憔悴但依然动人的面容，听着她讲述婚姻生活中的不堪，莫莫的结论似乎再一次得到验证。不知是否属于巧合，凡跟我熟悉的人，不管男女，婚姻几乎都出了问题，有些早已了断，有些还在危机。总之，我似乎极少遇到感情生活幸福美满的人，互相或者在骗别人，或者在骗自己，或者两者都骗。于辉和梦洁都是多年的朋友，会跟我讲述他们的烦恼，但除了动员他们赶紧离婚，我想不出别的解决方案。所幸的是，叹气之后，他们都不会接受我的建议。让人们仍在一起煎熬的并不是孩子，就像粉碎爱情的绝非柴米油盐，在所有冷漠、焦虑、争吵、纠缠、互相憎恨和欺骗的背后，既没有新意，也没有美感，表面上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其实没啥事和钱真正有关。

那晚在丽兹卡尔顿楼下送走梦洁和她的儿子，我打电话给只在白天睡觉的南风。他说北京现在找不到酒吧喝酒，于是我们约到酒仙桥附近最早的漫咖啡，那里至少还能坐到十二点。我来回打出租车掠过那些熟悉的地方，一路黑灯瞎火，一路闭口无言。北京司机的所谓洒脱和幽默都只是传说，真正经得起岁月的只有空调也吸不掉的大蒜味道，这让我想起金汇路丰盛胡同的卤煮火烧。这里的夜晚已经凉爽宜人，秋天到了，冬天还会远吗？傍晚的时候，我首次在首都以性感且不失体面的姿势做了核酸，明天回上海，那里未来两周依然每天四十度。高温不可怕，值得记忆的事情都发生在酷热的日子里。蒸笼岁月，不能大声说话，不妨大口喘息。

2022.8.20

今天是父亲节，周围太多不好的事情发生着，我快乐不起来。此外，我感到很惭愧。

我不觉得子女应该理所当然要感恩父母。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并不是他们的选择。将他们抚养成人，是我的义务。除此之外，我还做了什么呢？

据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显然，我是个坏榜样。

有一个关于品德的单词，integrity，大意是正直、完整、心口如一。这一点，我肯定没有做到。几十年下来，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很分裂，经常是说一套做一套。很多赞扬和奉承都是违心的，很多说法都是人云亦云，很多誓言连自己都从不相信，更不可能去兑现。长时间里，我都认为这样做才是有城府，才是情商高，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立足，才能出人头地。

人们经常说要有正义感，要能够见义勇为，这个我更没有做到。我经常分不清什么是正义，即使目睹明显的邪恶，也不敢说什么。偶尔可能会跟着别人喊几句，但一旦感到威胁，或看到大部分人默不作声，便立即缩了回去。可能这就是所谓明哲保身，其实说白了，我就是个胆小懦弱的人。

此外，我还是个健忘的、经常自己骗自己的人。前段时间，被封了两个月，别人问我怎么样，我居然说挺好。我们小区很通融，允许我提前出门溜达；家里分到不少菜，吃得不错；我自己还有工作，不至于失去收入；家里比较宽敞，总有些活动空间。所有这些，都让我很快忘记了那段时间的煎熬。只是，想到有些朋友现在仍然静默着，我也不好意思说自己的日子好过。

总而言之，我不觉得自己是孩子们的榜样。我最大的希望是，下一代不要像我一样成为愚蠢的人。

其实我很能读书，拿了一堆学位。以我在考试方面的技巧，应该可以不太费力考入世界上最好的那些大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会成为愚蠢的人。

这并不是虚伪的谦虚。我所说的愚蠢，与赚钱、事业之类功利性的东西无关。愚蠢，是因为说过很多愚蠢的话，做过很多愚蠢的事情，交过很多不该交往的朋友。而且，所有的愚蠢，都不在于动机如何，而是要看实际的言语和动作，正所谓“存在决定本质”。因为我人生经历中那些愚蠢的言行，决定了到目前为止，我是一个愚蠢的人。

在《理解愚蠢》中，詹姆斯-威尔斯（James Welles）指出：愚蠢和无知不同，愚蠢意味着一个人明知其行为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但他仍然去做。在威尔斯看来，愚蠢是一种知情和故意的选择，而不是一种被迫的行为或者意外状况。干坏事的人知道他会受到惩罚，如果他仍然去做了，这就是威尔斯定义的愚蠢。如果他把受到惩罚只是当成一种不走运，那这就是蠢上加蠢。

更进一步说，如果他知道进入某个系统一定需要做坏事，做坏事是系统自身的feature（性能）而不是bug（漏洞），那这种初始的选择就已经是愚蠢的。

根据威尔斯的定义，愚蠢显然与学历、智商和世俗社会的个人成就无关。历史上，有多少人聪明反被聪明误？当年希特勒和斯大林手下的那些干将，哪一个不是才智超人，他们曾经功名显赫，曾经权倾一时，但事实证明，他们都愚蠢地选择了与邪恶为伍，禽兽不如，至于结局，无需我多言。

我总觉得自己很幸运，生活在一个有更多选择的时代，不至于进入那种做坏事是一种feature的系统。但是，奥托-费尼切尔（Otto Fenichel）认为，当情感动机（欲望）发挥作用时，每个人的智力都开始显示出弱点。由于头脑清醒会导致焦虑或内疚感，或会危及现有的神经性平衡，以至于人们会拒绝去理解真相，不自觉地欺骗自己。这时，人们会临时性地变得愚蠢。我的愚蠢，大多是这一类的。须知，临时性愚蠢可以频繁发生，而且其后果经常是永久性的。

因反对纳粹而牺牲的德国牧师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指出，愚蠢是 “比邪恶更危险的敌人”，因为你对它没有任何防御措施。”抗议和武力都不能触及它，说理是没有用的，与个人偏见相抵触的事实可以被简单地否定”。愚蠢的巨大危险经常表现于对大型群体的影响。在这样的群体中，”愚蠢的人会有能力去做任何邪恶的事情，同时没有能力看到它是邪恶的”。愚蠢的人甚至有可能比强盗更危险，强盗的行动至少有一个理性的目标，即他的利益；强盗是有逻辑的，而愚蠢的人可能只是盲目的跟随。

朋霍费尔进一步认为，世界上如希特勒一般邪恶的人属于极少数，没有愚蠢大众的跟随和帮助，这样的人将无计可施。邪恶本身经常是显而易见的，你可以认清并加以防御；很多情况下，真正让你猝不及防的却是那些愚蠢之人，因为他们可能就在你身边，看上去忠厚老实、循规蹈矩。

你看，愚蠢是不是很可怕？

我经常想自己为啥会成为一个愚蠢之人，因为毕竟我们生而无知但并不愚蠢。我常想去寻找自身的原因，但也知道不能低估环境的影响。一个良性的环境是让其中的人们尽量不那么愚蠢，而恶劣的环境则是别有用心者总想让其中的人们变得更加愚蠢。愚民还是让人民更具智慧，应该是辨别环境善恶的最根本的标准。

伟人的伟大，体现在他致力于让民众开化心智，因为这样才能使人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Empower people）；而坏人处心积虑的，是如何通过愚民实现奴役的目的，即Power over people。

智者的智慧，体现在能否识别并及时逃离那些制造愚蠢的环境。如果爱因斯坦没有及时逃离纳粹德国，如果安兰德没有逃离苏联，如果弗洛伊德没有逃离奥地利，他们个人的命运可想而知，而人类也会失去最优秀的精神财富创造者。

因为愚蠢与邪恶密不可分，所以避免与愚蠢纠缠是明智的。但这一点非常难以做到，原因在于：其一，我们并非有能力辨别到底什么是愚蠢，因为对方可能事业有成，顶着辉煌的标签，显得精明能干；其二，我们与愚蠢之人可能有难以割舍的亲友关系或利益关系；其三，我们太需要获得他人的认可，哪怕对方是愚蠢的；最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也是愚蠢至极。

如果想知道别人的内心有多么黑暗可怕，只需要时常检查一下自己内心的黑暗。同样，如果想看清他人有多愚蠢，就需要明白自己会有多愚蠢。

拿到很多学位并不意味着不愚蠢，出国走遍世界也并不见得能增长智慧。蠢化的过程是渐进式的，常常是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大人的教导、对传统和惯例的遵从、对孤立的惧怕是最容易使人蠢化的。人们最大的误区，是去笑话别人有多么愚蠢，在与别人的比较中获得安慰。如果不能认清自己是怎么回事，如果只看到别人的愚蠢而看不到自己的愚蠢，如果因不甘寂寞或某种利益而选择与愚蠢为伍，如果为了存在感而寻求愚蠢之人的追随，这些其实都是愚蠢。

个人的追求，往往是因为盲从，是因为寻求集体性的认同。人们的变蠢，大都是因为承受不住寂寞，太寻求认同和赞美。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敢于面对自己，保持某种程度的钝性，需要强大的勇气，但这也是避免愚蠢或者寻求智慧最重要的一步。

有人年轻的时候愚蠢，有人老了变愚蠢，愚蠢在人生阶段的不确定性给我提供了某种希望。卡尔-荣格（Carl Jung）说过：愚蠢是智慧之母。

但愿如此，不过我不确定，还没看到过实例。

2022.6.19

  1  

我自幼胆小怕事，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我一直是最瘦小的那个，总是坐在第一排。在农村，瘦弱意味着第一不能干活，第二不能打架，不仅会被嘲笑，还要受欺负。

因为打不过任何人，我很小就学会了逃跑，远离那些强壮的孩子。但凡遇到威胁，第一时间跑掉。想跑又跑不快，难免有时会挨个三拳两脚。但一般情况下，胜利者只是希望看到你害怕，逃跑证明你已经怕了，他们在你身后大笑，并不一定追赶你。

每次受气、逃跑，我都会感到很屈辱、很难过，经常希望自己快快长大，梦想某一天能练就一身武功，回来报复那些欺负我的人。但真的长大之后，就忘记了这些昔日的誓言，我记不起曾经被哪些人追打，也不关心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他们成了与我无关的人。

童年的弱小，让我早早地就放弃了英雄梦，但也培育了随时准备开溜的本能。如今，蓦然回首，竟发现我生命中的许多事件，总与逃离有关。逃离过去，逃离人群，逃离暴力，逃离感动，逃离现场，逃离温情。

逃，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宿命。我逃，故我在。

   2  1  

考上大学的时候，我15岁，身高1米56，体重42公斤。班上同学基本都来自城市，年龄大一些，个子高出很多。我瘦小土气，一无所长，非常自卑，不怎么敢找别人玩。此外，我对工科的课程没有任何兴趣，成绩也不好，课外大部分时间躲在图书馆读外国小说，对男女之间的事情充满与我年龄不相称的好奇。

好奇也没用。我们理工科学校女生很少，别的男生又很高大，体育也好，像我这样的，没有任何机会，幼小的心灵充满挫败感。

少年维特式的烦恼其实算不了什么，真正让我压抑的，是学校里那种沉闷、世故的气氛。我看不懂，小小年纪怎么可以做到那么老成，拍马屁、玩政治，样样精通。那个年代，毕业要统一分配，和辅导员、班主任、系里书记的关系可能会决定人生。我一边读着莫泊桑、卢梭、大仲马，一边眼看着周围同学的积极表现，无所适从。我不知道该如何追求进步，如何向组织靠拢，而辅导员打量我时那浑浊和不屑的眼光更让我胆战心惊。

几乎所有人都会怀念大学时光，都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情，而我完全没有。我不喜欢那里的任何一门课，也从没敬仰过任何一位老师。但我把所有的迷惑和不适都看作是自己的过错，对可能被分配到边远地区工厂的前景充满恐惧。

对我来说，大学四年，好似生活在奥威尔所说的“巨鲸的肚子里”。我只感到黏糊糊的窒息，但绝没有勇气逃离，弱小到甚至都没有能力摆出个桀骜不驯的样子。如今，我可以超然地再看那段经历，才发现那是我习惯性忘恩负义的开始。

  3 

幸运的是，快毕业的时候，我如愿考上了一个文科大学的研究生。尽管新的环境也很正统，但毕竟是文科学校，课程有趣得多，和同学也能有更多的交流。更关键的是，再不需要为毕业分配的事情发愁。我长高了一些，开始和女生交往，但我喜欢的人，都觉得我不够实实在在。

八十年代，被很多亲历者浪漫化了。这也难怪，那是很多人的青春，那个年代记载着精英们的憧憬和辉煌。对我来说，它只意味着有出走的可能。这次，我知道自已要离开什么，正如崔健所唱：

望着那野菊花，我想起了我的家，那老头子，那老太太，咿呀。。。

没有花房姑娘问我要去何方，我也不知道大海的方向。当我读完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走，就是要离开，去哪里都无所谓。

很多年后，读了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和克鲁亚克的《在路上》。原来，青春年少，不只是我这样的弱小者才会想到出走和离去。“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对于年轻人来说，出走，有时候只是想离开一个地方，并没有真正的什么目的，更不见得是由于什么远大的理想。我不知道我是谁，我需要用旅程来定义自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至于奔向什么，寻找到什么，一切都是未知。

所以，那时的离开，不是因为惧怕于暴力，而是由于青春不可抑制的渴望。我是那个年代的幸运儿，在八十年代最后一个春天，我告别了北京，目的地伦敦。

  4 

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似乎总是有那么一条橡皮魔力带，不管你走多远，都要把你拉回来。世世代代几乎所有的出走者，都被系在了这条橡皮带的一端。

只要归来，就一定不再是少年，这不是因为赘肉已经在腰间积聚，也不是因为发际线开始后移。对于我这样一个出身农村的人来说，最初的离开，或许还有那么一点点理想主义的色彩，而八年之后的回归，则是彻头彻尾功利主义的算计。

归来，意味着决计要入围，意味着要以一种所谓成熟的姿态，对这块土地上的规则给予认可。多年未见的大舅电话里问了我一句话：你小子要回国混了？一个混字，道尽了归来的主题。

此后若干年，娶妻生子，买房购车，我按部就班地完成着人生的规定动作。当下是饭局、红酒和雪茄，远方是三亚一个面海的小公寓，未来是麻将、旅游或高尔夫。

清点着善良人们的点赞，我感到空前的绝望。

那曾是一个漫长、充实、热闹的岁月，回头看，我所有的奋斗和享乐、所有的得意或焦虑，都和他人无异。在这样的岁月里，人可能会出轨，但不会脱轨，不会逃离。逃离，意味着失去积聚的认可，意味着失去存在的意义。

那些年里偶尔也会想，人活着为了什么，但随即就会用酒精和忙碌来冲掉这些不打粮食的质疑，甚至嘲笑自己少年时代的多愁善感。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你不会觉得害怕和孤单，也不会想到逃离，只会慢慢迷失自己。

霍珀作品，纽约房间

  5 

2009年的夏天，在北京八号公馆最大的包间里，我参加一个聚会，投行精英们左拥右抱，把酒狂欢；此后某个失眠的夜晚，坐在宋庄那个租来的农家小院里，如水的月光洒下，只有大狗白熊蜷缩在我的脚边。那是一个矛盾和犹豫的夏天，那是我再次逃离的开始。

因为胆小、没有魄力，我被追随多年的大佬Big先生冷落，必须另谋出路。

回上海面试，小学毕业的老板循循善诱地对我说：您这样的人，比较适合去大学当老师。

回老家看母亲，被拉到一个饭局，主人是当地著名企业家。他指着我说：“这位高中时和我同年级，当年是我的偶像！”他的话，让在座所有人都对我报以同情的尬笑，每个人端着酒杯过来，都说要敬“偶像”一杯。

这些小打击不算什么，仍然有大把的机会。但在那条熟悉的道路上，我可以清晰地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什么悬念。失意给了我逃离的借口，可是，年纪越大，越容易沉积于已经建立起来的东西，越容易纠结于当年某个偶然选择的成败 – 所谓的事业，所谓的关系，是一片沼泽地，也是一个舒适区，逃离谈何容易？

辗转十年，当我终于重新找到大学校园里那个迷茫、柔弱、孤寂的少年，面对他，无言以对，羞愧不已。

前些天，Big先生投资的某上市公司因为行骗被曝，和他很熟的一位金融界人士乔伊跟我谈起此事。乔伊感慨诚实的重要性，对我说，我们没挣那么多钱，但我们至少可以为自己的诚实骄傲。

乔伊的话，让我觉得惭愧，当年为Big工作时，我只有对某个人的忠诚，但没有对良心的诚实。促成我逃离的，不是有意识的诚实，而是不自觉的胆小。被冷落之后，我感到的是失落，怀疑自己的人品和能力，甚至懊悔为此失去的机会。

因为胆小和失意而逃，不值得骄傲，只是走运。

  6 

2020，我们终将各奔东西。这是元旦前夜，我在新公众号上发布的第一篇文章。

那天凌晨两点，打开公众号后台。突然看到，文章标题从黑色变成了暗灰。我意识到，就在这个瞬间，文章没了。我已经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所有的敏感，就这样，存活了三个多月，最终还是被灭。

这肯定不是机器干的，此刻，肯定有一个人在暗处，他很清楚我在说什么，手起刀落，毫不留情地按下了删除键。

这么晚了，我没睡，他也没睡；我在明处，他在黑暗里注视着我。尽管我可以嘲笑他如电影《别人的生活》（又译《窃听风暴》）中的威斯勒，尽管我可以原谅这个年轻人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可否认，他和他代表的力量无比强大。他可以随意搞我，而我只能把拳头挥向空气。

那天我失眠了，愤怒、沮丧和厌恶的情绪汹涌而至。当窗帘的缝隙透进亮光的时候，我恍惚回到童年，体弱的我被人欺负；回到大学，再次遇到辅导员阴冷的目光；回到深夜伦敦的街头，被无赖追打。我拼命想跑，迈不动脚步；使劲想吼，可发不出声音。

梦醒，我似乎明白了该何去何从。 

  7 

很多年前，曾经喜欢过一部动画片《小鸡快跑》。母鸡们每天下蛋，生活在鸡场里本来是很幸福的。后来等她们知道接下来要被宰杀做成鸡肉饼的时候，才开始恐惧。但真正能蛊惑她们决心逃离的，是一只在马戏团混过的公鸡洛基。

我想，当她们逃离后在远方的山坡上吃草捉虫的时候，她们该如何回忆当年的鸡场？她们是否会怀念那美味的鸡饲料？她们是否还会关心那些没有离开的鸡？

事实上，根据我在鸡鸭方面有限的知识，骚狂的洛基很可能早就在鸡场里被举报，第一个被绞成肉饼。因为母鸡们认为，只要她们坚持按部就班地下蛋，勤勤恳恳地孵育，主人没有理由不善待她们。洛基的出现，搅乱了她们的好梦，焉能不死？

即使洛基不被清除，他顶多也只能带着那只爱他的鸡逃走，而所有其它的鸡都会在背后恶狠狠地谩骂、诅咒他们的背叛和逃离。

更大的可能是，没有一只母鸡愿意跟他走。但对洛基来说，其实这又何妨，只要飞出去，天涯何处无野鸡？

  8 

上学时，学习成绩好，会受到称赞。现在回想起来，那只是会考试而已。跟考试总不及格的同学打扑克，我从来都没赢过；象棋和围棋都学过一点，但下不过锄地的大叔。我见识过乡下村干部的政治智慧，也目睹过二十来岁理工科大学生的积极向上，个中技巧之高，令我膛目结舌。

放眼望去，周围都是聪明人，吃喝笑骂，嘴巴都没闲着，每个人都快乐。

想要改变的是傻子，是情商低，聪明人满腹经纶、学贯中西，他们在糊涂与清醒之间，在理性与热情之间，切换自如，随机应变，永远都能自圆其说；不如意的是坏人，聪明人也会义愤填庸，也会嫉恶如仇，转身割起韭菜，毫不留情；不合群的是失败者，明白人经营着圈子，抱团取暖，资源共享，流量互换。

所以，不需要说什么，没有人需要唤醒，没有人需要拯救，世界充满快乐，痛苦是一种罪孽。

鲁迅曾经写道：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他不是蒙昧的非洲土人背着雪亮的毛瑟枪，也不是疲惫如中国绿营兵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这个时代，再不需要投枪，四周都是亢奋的人群，你不知道该掷向哪里。转瞬之间，你会被包围、被缴械、被踩踏，毫无生还的希望。我所需要的，可能只是一颗火柴，点亮内心的一盏小灯，当于夜路狂逃之际，还能有那么些许的光亮。

霍珀作品，夜行者

  9 

写到这里的时候，又是深夜。一个未见面的朋友向我要“各奔东西“的原文，问我：我们会成为亚细亚的孤儿吗？

我回复：试着忘记我们。他说：多谢提醒。

有一种逃离，是灵魂出壳，是心理出局，是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不需要远走高飞，不需要归隐田园，不需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只想住在旧城的闹市一隅，因为我热爱这人间的烟火气。街角的便利店，门口的水果摊，小巷尽头的菜市场，阳光下的咖啡馆，都让我感到寻常而蓬勃的生生不息。

这些不都是似曾相识、随处可见吗？在伊斯坦布尔，在巴黎，在纽约，在那不勒斯，在孟买，在清迈，在里斯本，在上海。去哪里已经不重要了。

年轻的时候，一心要背起行囊，走上大路；而终于有一天，你会认识到，你站立的任何地方，都是你自己的船，都能把你带向彼岸。那里，可能有你最需要的珍宝：谦卑和孤独。

人们总是膜拜那些顶天立地的斗士，嘲笑逃兵和那些无根的游士。对此，我已坦然。几十万年前，人类的祖先从非洲启程，跌跌撞撞，何曾停下脚步？逃离是人类的宿命，流浪是宇宙的真相。我逃，故我在。

2020.4.28

欺骗与欺凌

四月一日是愚人节，明天是儿童节。我常想起这样的场景：某A对某B说，你不要把我当成傻瓜；或者，你不要把我当成小孩子。

首先需要阐明的是：傻瓜和小孩子绝对是不同的。

1. 傻瓜的本质是愚蠢，即智力低下，而孩子并不见得缺乏智力，他们的本性是天真。傻瓜没有学习能力，而孩子通过探索求知而成长。 
2. 被认为是傻瓜是一种侮辱；而被称为孩子经常是一种恭维、爱昵或赞扬。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尚是，很多人都不希望自己长大，或者准确点说，不希望被认为已经长大。 
3. 有一种获得快感的途径，是能证明别人是傻瓜。愚人节这天，人们会制造一些恶作剧来捉弄别人，让其信以为真。当对方上当，捉弄者便大叫：好你个傻瓜！然后在对方的窘迫中开心不已。借用北岛式的表达：愚弄是愚弄者的兴奋剂。

前面某A之所以这样说，大多是因为某B在试图通过某种欺骗（Deceptive）的方式让某A来完成某个行为，以实现某B的某种目的。

不管怎么说，假如某B最终达到了他的目的，那么一种可能是，某A的确被成功地欺骗了。这时，某A有可能是傻瓜，也有可能是孩子。作为傻瓜的某A不会知道这是个骗局，而作为孩子的某A则会长大，他（她）终究会识破这个骗局。

所以对于某B来说，他肯定更希望某A是傻瓜，而不是孩子。此外，只要有可能，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孩子变成傻瓜。罗素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小孩子无知但并不愚蠢，是大人将他们变得愚蠢。大人经常不怀好意，所以鲁迅才说，要救救孩子。

假如某A既不是傻瓜，也不是孩子。他不仅有足够的智力，而且也有丰富的经历。在这种情况下，某B如果想达成目的，欺骗（Deception）就行不通，于是他实施欺凌（Bully）。因为某B太强大，某A不得不屈从。很多时候，某B以为某A是被说服了才去行动，但实质上，某A完全明白某B说的都是鬼话，某B只是在胡说八道、自我欺骗（Self-deceptive）而已。成语“掩耳盗铃”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撒谎与胡说八道

英文中有个常用但不太文雅的单词，Bullshit。Bull是公牛，Shit是大粪，Bullshit= 牛粪，中文中与之最接近的词是“狗屁”，文雅一点就是“胡说”。

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哈里-法兰克福写过一本小册子，On Bullshit（《论牛粪》），曾经出奇地畅销。他一开始就直奔主题。”我们的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有如此多的牛粪”。在他看来，撒谎（Lying）和胡说（Bullshitting）都是欺骗，相似之处在于：1）撒谎者（骗子）和胡说八道者都想让你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2）两者都想达到某种目的。

但两者也有多处区别：1）骗子从事的是有意识的欺骗行为，而胡说者并非有意识；2）骗子知道真相，但试图隐藏它，而胡说者不知道甚至不关心真相；3）骗子散布不实之词，但他们仍然接受真假之间的区别，而胡说者忽略或完全拒绝真伪之分。

通俗地说，撒谎者所说的必然是假的；而胡说者所说的可能是假的，也可能是真的。他所关注的只是达到目的，他不在乎真假。

由于胡说者不知道或不关心真相，并试图隐藏他们对真相的不负责任，因此，胡说八道更像是虚张声势或装模作样。法兰克福教授认为，胡说八道比撒谎更危险，因为它侵蚀了真相本身。

撒谎的人是在对真相作出反应，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尊重真相的。当一个诚实的人说话时，他只说他认为是真实的东西；而对于说谎者来说，他其实肯定知道自己的陈述是假的。然而，对于胡说八道者来说，他不像撒谎者那样承认真相但拒绝接受真相的权威性，胡说八道者根本不关注真相。正因如此，胡说八道比谎言更是真相的敌人。

撒谎者总是颠覆事实，而胡说八道者则可能在无意中说出真相。但如果胡说八道者不仅不知道或不关心真相，拒绝两者之间的区别，甚至认为没有真相，那么胡说八道就更糟糕。一个拒绝真相存在的世界，绝对比不上一个至少仍然能分辨真假的世界。正如法兰克福在他的后续著作《论真相》中所说：”一个对真相不关心的社会，怎么可能对其公共事务作出充分知情且最合适的决定？”

愚人节与儿童节

很多人喜欢引用乔布斯的名言：Stay Hungry，Stay Foolish。保持饥饿，保持愚蠢。我想，乔布斯的本意应该是提醒自己的愚蠢，才不至于真正变成傻瓜。经历过去两个月的闭关，我体会过饥饿的威胁，更体会到自己有多么愚蠢，多么容易被骗。所以，愚人节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也有很多人希望能保持童心，这自然值得欣赏。但人终归是要长大的，保持童心应该是保持一份天真，保持一份好奇心，保持对老师和大人的警惕。不然的话，所谓的少年感无非就是孩子气（Childish），装嫩只是用来掩饰愚蠢。提醒自己不做“老顽童”，不做任何人的小伙伴，不做折腾孩子们的老不要脸，或许可以是纪念儿童节的意义。

被欺骗有两种可能。你可能会被谎言所骗，也可能被胡说八道所忽悠。相对来讲，后者欺骗性更强、危害更大。胡说八道中可能有真相，所以你很容易被迷惑。正如韦小宝的骗术，所有的细节都是真实的，但在某个点上偷换概念，你就被引到别的方向。至于危害更大，是因为胡说八道者根本没意识到他自己在说什么，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忽悠你，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没有人希望被欺骗。如果有足够的智力和经历，可能不至于像傻瓜和孩子那样被欺骗，但你还是未必能避免被欺凌。前面说到的某B，如果骗不到某A，他还可以耍流氓。某B很可能知道某A知道他在说什么，但也知道某A不敢去说破。于是，在某B的强大面前，某A只能带着愤怒，乖乖就范，甚至感叹一声：没办法，都一样。

这又让我想起小时候，因为瘦弱，常有被欺负的可能。当时我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依附于一个强大的保护者；要么提高警惕，一旦面临威胁便逃之夭夭。后来却发现，强大的保护者反而更可能会欺负我，保护是有代价的，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逃。我逃，故我在

从愚人节到儿童节，正好是两个月。未来岁月，这两个节日我都想好好记住。

2022.5.31

封城第五十七天，路上已经有不少骑车的人。安福路、武康路和愚园路之类的旧街道上，不同肤色的男女喝着从家里带出来的啤酒，聚在路边畅谈。复兴西路和乌鲁木齐路交界的绿地上，两个外国人弹着吉他，一个说上海话的胖子吹着长号，几个女孩子拍手打节奏，很陶醉的样子。

见到这么多人真好，听到现场演奏的音乐真好，晃动着那么多裸露的肌肤真好。只不过，二千五百万人口中，现在能被放出来的毕竟还是极少数，每个人都还要应对无数饥饿蚊子的叮咬。

夏天到来，枝繁叶茂。我很幸运，小区已解封十来天。连着几个下午，我都骑着单车，穿梭于熟悉但从不会让人厌倦的街道。复兴西路、陕西南路、绍兴路、瑞金二路、思南路、吴兴路、湖南路、建国东路，这里才是真正的上海，人间烟火的上海，有精神和美感的上海。

所有的店铺都停业，很少有机动车驶过，偶尔会有几个人和我一样骑行。望不到尽头的梧桐树后，成千上万错落但和谐有致的门面、弄堂和院落，不论高矮大小，或含蓄或张狂，都有其独特的风格。不同的名字，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形状，不同的精巧，数不清的故事。

英文中有个单词，authenticity。此前见过这个词的很多中文翻译，如真实、本真、真伪，等，都很难准确诠释其意。今天重翻词典，发现有人翻译成“原真性”，意指原创、独特和真实。用“原真性”来代表authenticity，虽然有点拗口，但的确已经很可以意会。

中国有很多的城市，本来都有其“原真性”的。但过去这几十年下来，改变太迅速，推陈出新太任性，于是几乎所有城市都失去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就像人失去了灵魂。每个城市都变成同一个模样，同样冰冷的钢筋水泥玻璃，同样豪悍的宽阔整齐，同样的让人无法亲近流连，同样的只能远观不忍细看。

相比之下，上海浦西还有那么大片地方保持了自己的Authenticity。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和上海相比。对此，也许只可能这样解释：在旧貌变新颜到来之前，上海已经太强太大；此外，上海建起来的东西也足够牢固，经得起风雨，不似那些几千年里多少次推倒重来的青砖房子，动不动就被摧枯拉朽。

行走在梧桐遮天蔽日的旧街道上，感慨之余，我有时也会去想象八九十年前上海的样子。从那时到现在，假如只给这些房子装上空调，其它不做任何改变，不管何等沧桑，不管如何陈旧，这个城市毫无疑问都会远比现在更令人着迷。所有城市中，也只有上海，会让我向往时光倒转一百年，情愿生活于她的过去。

上海有一种从悲情中孕育出来的凄美。每当凝视那些旧时的地标，我忍不住会想起“红颜薄命”几个字。每一座房子里都曾有过绝望和心碎，每一扇窗子都见证了人来人去，每一条街道都曾在喧嚣或宁静中，阅尽风流，无尽别离。而这些昔日的建筑就像一座座纪念碑，泪眼朦胧，沉默不语。

然而，抬头看不远处，巨兽般的高楼拔地而起。你会忍不住地担忧，依然残存下来的这些旧迹，在粗暴和蛮横面前是多么脆弱。那些被欲望和无知驱使着的灵魂，不懂得欣赏美，无法体味与岁月不可分割的生命力。在他们眼里，慷慨就是破坏，痛快就是从头再来，许多本来不该触碰的东西，于是被一遍又一遍地蹂躏。

我看到有些老房子的门侧，贴着“优秀历史建筑”的标牌。凑近细看会发现，很多牌子上中英文的意思却是不同的。中文最多会说是哪一年建的，什么风格或材质的建筑；而英文的注释则会提到最初是谁人所建，为谁所见，那些名字听起似曾相识，又已很遥远。细细体味这些文字上的区别，能稍微感到一丝默契，然后摇头苦笑，太多难言。

从标牌上看到，绝大部分的建筑都完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正值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是世界的黄金岁月，也曾是上海的鼎盛时期。那时的人们精心铺就条条马路，投资建起一座座房子。他们编织着持久的梦，他们构筑着精彩的人生，一定没想到即将会发生什么。也就不过二十年吧！几乎所有好房子便都更换了主人，想来不胜唏嘘。

回看一九二二年，一百年前的那个夏天，世界上哪怕最智慧的大脑，也未必能预料到接下来吞噬了无数生命的世界大战。那时上海的人们，谁又会想到接下来几十年的腥风血雨？谁会想到此后几十年里的地覆天翻？

那么，一百年之后的今天，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谁又能知道接下来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

傍晚时分，有人提醒，对上海来说，五月二十七日其实是个不一般的日子。写完这篇日记，已过半夜。再过几个小时，七十三年前的晨曦，上海人小心翼翼地推开家门，一眼望去，马路牙子上，躺满了无数穿着土黄色军装的年轻战士。

2022.5.28凌晨

封控第四十一天，诸事不顺。所有的消息都是坏消息。

股票狂跌，比特币狂跌，理财爆雷，俄乌战争胶着，核武风险加剧，马斯克发推透露受到暗杀恐吓，全球面临大规模粮食危机。至于我自己，投资损失惨重，想去的地方去不了，想吃的东西吃不着，想干的事干不成，想见的人见不到。就连封控前夜花六百元钱买的六盒锐克电子烟，也至少有一半是坏的。

不过我已经算幸运，这要多亏能住在这个只有三栋楼的模范小区。我们这里没有发生过任何群体冲突，没有过任何强制措施，邻里融洽，物资丰富，和谐平安，业主给物业抗疫团队的捐款超过了三万。虽然早已是防范区，由于实施提级管理，我们仍然只被允许在小区内活动。如果想出大门，保安也大都会默许，悄悄叮嘱：别让人看见，早点回来，别走远。

需要感激的是我们物业孙经理。她家在松江，老公在浦东的燃气公司上班，两个人都坚守在岗位上，已经将近两个月没见面。孙经理带领由保安、物业和修理工组成的小团队，每天跑来跑去，不辞辛苦给业主们送东西，组织核酸。从二楼的窗户里，我能认出孙经理那鼓鼓囊囊的轮廓，很难想象天热的日子她穿那身防疫服会有多么艰难。开始做核酸的时候我曾经很抗拒，甚至粗暴地将上门催促的她赶走，现在想起来不免羞愧。幸亏孙经理及时给我发来抗疫部门公告，警告不做核酸相当于违法行为，才使我及时迷途知返，避免犯错。

我们小区保安的辛苦和宽容也值得称赞。他们住在地下车库的简易宿舍，轮流做菜，用的只是修理工毛师傅的电磁炉，花很长时间才能烧出一顿饭。政府的物资只派送给业主，保安们的蔬菜全部要靠业主们捐赠，大都是些吃不掉的萝卜土豆圆白菜。他们不能回小区外面租住的宿舍，而地下车库里只有一个卫生间，洗澡都要排队。足不出户那几周，我很多次违规偷偷转到楼后面绿地上晒太阳，他们在监控中肯定能看到，但从没有出面制止。这也是我后来积极配合主动做核酸的另外一个缘由。

此外，我们保安看问题也很有深度。“上海发布”上有明文规定，全市仍在做检测，不漏一人。但过去连续十天我们小区都没有核酸，这很不正常。保安小伙子为我分析说：“政府的目标是清零，领导都下了军令状。老做核酸，还怎么可能清零？再说了，现在不做核酸才是好事，至少你们还可以在小区活动。万一做了，发现还有阳的，又得半个月足不出户了。”

精辟之极！我妹妹家住浦东，已经关了六十天。今天他们小区又发现了一例阳性，重新回归封控状态，至少还得再关二十一天。

遗憾的是，朋友们之间已没有什么新鲜事好聊，每天转来传去的都是如出一辙的笑话、难辨真假的对话、以及丑陋荒唐的视频和图片。我拉过一个微信群，里面都是在上海的人们。开始还挺热闹，七嘴八舌，现在大家都不怎么说话。我们曾用微信会议召集起来搞云喝酒，兴高采烈过几次。四十天下来，除了千篇一律的抱怨和猜测，早已没什么新意，也都失去了兴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不说彼此也都清楚，说了也无济于事。

朋友爱德华的烦恼则与众不同。孩子们在国外读大学，保姆在封城前辞职，家里四层带电梯的别墅里，只剩下了他和正房琳达。前几天通电话，我说很羡慕他有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大的花园，没想到他却不断唉声叹气。琳达已经知道他和女友彻底分手，而且选择相信是爱德华主动提出。她再次原谅了他的出轨，并希望趁这段单独相处的时光重新培养感情，以便白头偕老，安度余年。爱德华自己既不会抢菜，也不会做饭，每天都要依靠琳达。琳达几十年吃素念佛，现在不光承担了所有家务，还要变着花样买肉烧菜，这的确也令爱德华有些感动。不过他说自己晚睡晚起，从而几乎可以避免和琳达亲密接触。他特意跟我说：我们家的床很大。

我朋友很少，前些年又退出了所有的同学群和校友群。除了爱德华，老同学中唯一还有联系的是老费，他有个英文名字菲利普，大家私下都叫他费离谱。老费从来没有结过婚，几十年里折腾过很多事，做生意、炒股都不成功，唯一的生活来源是做英文翻译。三月初我们见面，老费眉飞色舞地提起他的新恋情。听说这些天我和别人云喝酒，他很不以为然。因为没想到会封城这么久，他俩没能住到一起，但每周至少有两次云做爱。“我女朋友说我的声音超级好听，每次都能让她很舒服。我准备去喜马拉雅开户，说不定以后卖声音也能赚钱。”老费做什么我一向都很赞同，也从来不曾当真。最近越来越觉得，认识的人物中，只有老费的经历还值得写一写。

我的读者寥寥，以往但凡有人表示认可并私下联系，我总是会把微信给人家。封控前见过一位主动约我喝咖啡的张先生，自我介绍在电力公司做高管。张先生五十来岁，身形挺拔，读书也很多，愤世嫉俗，仪表谈吐丝毫没有人们常说的油腻。作为体制内人士，他能认同我写的东西，令我颇感惊奇。前几天交电费，不小心进入电力公司的公众号，赫然发现他的名字。原来他是其中某家子公司党委书记，照片上，他在带领员工对着党旗宣誓，粉身碎骨之类。我把报道转发给他，他回复道：“没办法，刚上任不久，总归要做做样子。”他很热情地问我要地址，第二天就快递过来他们单位有菜有肉的大礼包。

写道这里，已是夜深。临近高端别墅小区那边似有鞭炮声。我问住在那里的乔伊丝，为何如此热闹。乔伊丝说，他们那边十多天前做检测，发现有家人从外面请到的月嫂是阳性。安排核查密接过程中确认，那栋别墅原来是个没有营业执照的月子会所，里面藏着四对夫妇和婴儿，外加九名工作人员。于是小区业主们立即行动起来，建立了有三百多人参加的查案专群，通过接龙投诉引起有关部门关注，借“动态清零”强力政策，将别墅里二十一人连夜全部转走。群策群力，成功赶走月子会所，封控之中的业主们欢欣鼓舞，微信群中弹冠相庆。接下来，他们会呼吁更多的举报监督，坚持程序正义，争取依法治理更多类似的“居转非”。

无事可做，写点无聊的文字。部分人物用了化名，想必不至被责备。照片上的孩子是宋庄画家马奔的女儿，他们暂时还能去北京郊外野炊写生，令人羡慕。

记得有位哲学家说过：如果去感受，生活就是悲剧；如果去思考，生活就是喜剧。关了这么久，我的感觉越来越麻木，也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此刻，我既不悲哀，也笑不出来。在这寂静的深夜，只是觉得出奇的热闹。而这块土地的人们，似乎永远不拒绝热闹，不在乎悲喜。

2022.5.11

封控第三十七天。我们这里已经被划为防范区，按规定可以出大门。但由于实施提级管理，居民仍然只能在小区内活动。午后时分，楼下空地上，很多孩子们在追逐嬉闹。相对于前几周的一片寂静，如今那些稚嫩的声音的确能给成年人带来不少慰籍。

过去几天里，我问过几个朋友：经历这个春天之后，会不会离开上海，住到别的城市去？

答案很一致：不想。

过去十八年，我一直在外地工作，家安在了上海。来上海之前，我先后长期住在北京、伦敦、首尔、和广东佛山。至少在国内城市中，我最喜欢的地方还是上海。这是个有沧桑故事、令人感到舒适的城市，你很容易和她亲近，而人与人之间又能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

这段时间，几乎所有人都经历了难以忍受的煎熬。人们最初的呼喊，从发现家里只剩下长芽的土豆开始。从此，封在家里的新奇被现实的焦虑取代。最惶恐的日子里，不少人呼唤着可乐咖啡冰激凌。不过，类似的魔幻现实主义幽默也只是昙花一现。各显神通终于得到有限的供应之后，人们开始大展厨艺，化平凡为精致，变着花样，把美食端上饭桌；当不得不接受了近期难以解封的现实，上海的主妇们做起了蛋糕和烘培。

毫无悬念，封城结束之后，上海厨艺水平将稳居全球第一。

解封的希望一次又一次落空，人们变得越来越沉默。没有人知道这沉默背后，有多少悲剧，有多少心冷如灰。时间越久，表达越来越少。既然任何语言都无法改变当下的处境，那不如紧闭双唇，盘算一下如何过好当下的日常以及未来的出路。在努力把小日子过好方面，上海人的执着和创意都令人惊叹，恐怕这也正是上海独特的腔调。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在几乎所有人都无助的时候，追求尽量美好的生活，不应受到任何的奚落；设身处地，没人可以来指点此刻上海的人们应该做什么。当失去了行动的自由，除了居家一日三餐，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展现厨艺，并非在寻求存在感，而可能只是证明自己还正常地活着。上海人是用他们坚持要过好日子的倔强，来对抗荒谬；他们用自己的忙碌和精细，来寻求某种治愈；在无奈中他们用平凡的日常，来表达对安好岁月的留恋。

上海人今天所追求的很多东西，几十年前或曾被归类于腐朽的生活方式。今天能如此毫不掩饰地展示出来，至少意味着时代总是前行的，意味着人们再不想回到那些艰难困苦的时光。

上海是座并不古老的城市，但在她短暂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这个城市所经历的辉煌与磨难都是史诗级的。曾几何时，这里是冒险家们的乐园，这里是繁华的东方巴黎，这里是犹太人的避难所，这里是新文化的发源地。几经捶打，过去二十多年，上海再度繁华，如魔如幻。衬着高耸恢宏的摩天大楼，弄堂里弥漫着淡定温馨的烟火气息，这里有一点伦敦，有一点巴黎，有一点纽约，有一点东京。如此，上海成为世界的上海，上海人的日子，与亿万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记得在上海，我喝过人生中的第一杯咖啡。那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去复旦看读大一的妹妹。听说那里学生开了一个咖啡馆，于是我邀请妹妹和她的同学敏敏一起去喝咖啡。喝过一口后，在上海长大的敏敏迟疑着，小声提醒我：“咖啡是不能用勺来喝的。”其实，敏敏也是第一次喝咖啡，这个规矩是外婆告诉她的。曾经有几十年里，上海是失去过咖啡的。

我从学校毕业之后，曾被单位安排去贵州遵义锻炼，我们一行20多个年轻人要被分配到五个工厂。当时我们争先恐后想去的，是长征电机厂。那是个从上海搬迁过来支援三线的工厂，据说那里的伙食最好，那里的年轻姑娘们最时尚。很遗憾，我没有被分配到电机厂，但记得去看同伴的时候，在厂门口第一次吃到了油炸萝卜丝饼。那是我一直难以忘怀的上海味道。

哪怕在最黑暗、最荒唐的岁月里，上海也始终代表着另外一种可能，另外一种梦想。就像那只“上海”牌的手表，就像那块名叫“大白兔”的奶糖，就像那辆名叫“永久”的自行车。

上海的名字里有一个海字，上海有一双朦胧的蓝色的眼睛。如果其背后那个历经苦难的民族能有希望，那么这个希望肯定与上海有关。同样，上海人遭受劫难的岁月，别的地方也没有好日子。

我曾无数次走在愚园路上，走在思南路上，走在武康路上。凡是风和日丽的下午，总会有年轻男女在那些老房子前面拍照；很多老房子门口贴着历史文化建筑的标识，以及曾有某位名人在此居住；也有很多大宅的铁门，似乎永远紧闭着。

我不止一次想过，这些房子最初的主人，后来都去了哪里？他们都带走了什么？为什么很多人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过去两年多里，在一片颂扬声中，我扫过不少人的兴致。我总觉得，上海成为今天，几乎可以说是如期而至。几年前，住处附近的东南亚美食街几乎被摧毁于一夜之间。梧桐遮天蔽日的街道上，很多熟悉的店铺，突然某一天全部消失。那种所向披靡的高效率，那种翻天覆地般的慷慨淋漓，与今天发生的一切并非没有联系。

从现在开始，上海将何去何从？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人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我有些预感，但我不希望这些预感能够变成现实。

有朋友问我会不会离开，也有朋友明确表示他们自己会离开。我没法告诉别人该做什么，我祝愿每个人都有选择的可能。

至于我自己，不管是否有这个春天，过几年都会离开。这里既不是我的故乡，也不是我的远方。哪怕在这里住了十八年，我仍然只是个过客。只是，每次想到离开上海，我都会记起老鹰乐队在《加州旅馆》中最后的一句歌词：You can check out any time of the night, but you can never leave。上海就像一个神奇的旅店，你随时可以说再见，但却永远不能离开。

上海不是我的故乡，但她是我的孩子们的故乡。他们从小生活在这里，从这里走出开始他们人生的旅程，上海将是他们记忆中的Hometown。他们会记着这里的车水马龙，这里的市井人情，这里的万家灯火，这里的春夏秋冬。

不管怎样，当下的煎熬总归会过去，但愿上海早日重现活力。我盼望着老任连续做了十七年的爵士音乐节不会从此中断，希望他的爵士俱乐部仍然每晚都有现场表演。还有，我盼望能像以前那样，再去小殷的酒吧喝啤酒，再去三金的餐厅吃羊肉。

祝福上海，未来不会再过苦日子；也愿上海的人们都能记住这个春天，只要记住，就有希望。

2022.5.7

1

足不出户，第二十六天。

家庭主妇们扬眉吐气，小区团购热火朝天。我生活如常，尼古拉斯送来一箱百事可乐，三金送来一公斤磨好的咖啡粉；前天，阿甘又骑车送来两袋椒盐花生米（以及两根火腿肠，两粒甜梨）。靠朋友们接济，此类不受官方鼓励的改善型需求大致得到满足，在此一并致谢。

站在二楼的阳台上，面前郁郁葱葱，那棵巨大的石榴树，枝繁叶茂。四周除了鸟鸣，没有别的声音。在这个小区住了十几年，第一次见到树上还有松鼠，肆无忌惮地跳来跳去。眼前这一切，就像午后艳阳下春天的乡野。

从阳台前望十几米，隔着防护墙，有一条小马路。马路上没有汽车，偶尔会有骑着电瓶车的快递小哥驶过。我被提醒着，楼下的草地，树上的松鼠，前面的马路，外面的世界，其实都离我很遥远。

这些日子里，上海人们小心翼翼的幽默和精湛的厨艺，都令我满怀敬意；这里人们追求咖啡可乐冰激凌的热情，也让我深感心有灵犀。然而，不可否认，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个春天已经擦肩而过。不管如何沉默不语，不管如何强颜欢笑，不管怎样用力调侃，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经历着一种煎熬。

无力，因为什么都做不了，无奈，因为说啥都没用处；悲哀，因为无人可以逃避，愤怒，因为常识不被接受；不安，因为未来充满未知，恐惧，因为天网疏而不漏。

这样的煎熬，不能说不是一种深深的痛苦。如果你没有感受到这种煎熬和痛苦，那请到此为止，无需再读。

可怕的从来都不是痛苦本身，而是对痛苦变得无感，是对痛苦的轻率忘记，是把痛苦当成常态，而不去追问痛苦的原因。对痛苦漠然的人，不会发现生命的真相；而对痛苦漠然的民族，将永远摆脱不掉巨大灾难的循环。

2

小时候，我生活在北方农村。上学是没有课桌的，小学时用土坯台子，初中才有了木板；读高中之前，我从来没在电灯下看过书；每个冬天，因为教室里没有取暖，我的手脚上都要生冻疮，直到来年春天才会愈合。

但那时并没怎么觉得痛苦。母亲是教师，属于公职人员，和农村其他孩子相比，我们至少不会挨饿。当别的孩子吃高粱面、玉米面和红薯面做成的窝头时，我是有馒头吃的。

很小年纪，我考大学去了北京。那时人们把大学生称为天之骄子，虽然因为个头小而自卑，但我从没思考过自己在童真岁月里失去过什么。毕竟儿时物质上的匮乏曾经是普遍性的，而当时作为稀缺品的优越，也很容易让一个少年忘乎所以。

真正给我带来冲击的却是到英国之后。令我震惊不已的，并非西方物质世界的丰富，而是发现我自己在专业之外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浅薄无知。

这种痛苦的发现，并非是源于我和西方人的交往。那时经常相聚的，更多是亚洲的同学，来自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他们每个人都能叫出若干歌手或乐队的名字，他们熟悉几乎所有的卡通角色，他们知道很多我从没听说过的人和事。同学聚会，他们在一起可以谈笑风生，而我像个傻子一样，听不懂他们的玩笑，对他们都很熟悉的、年轻人热衷的、跨越了国界和民族的东西一无所知。

和他们一起，我想起了我的童年。在我对世界充满好奇的时候，在大脑像海绵一样可以吸收知识的时候，在最富幻想、最能想象的时候，我所听到的只有震耳欲聋的铿锵歌曲，我所看到的是满墙斑驳丑陋的大字报，我能读到的只有《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我只看过样板戏，从来没看过迪斯尼。我所熟悉的语言贫乏而冰冷，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爵士和摇滚，还有传说中的天籁之音。

那种失落，是一种痛苦。因为我幼时的岁月曾被剥夺，我的心灵被大人们玷污，我梦想的翅膀被粗暴地折断，我错过了成长中最需要的营养。正因如此，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去怀念、更不会去颂扬那些愚昧的童年和青春，不管那时多么天真无邪，不管那时曾多么朝气蓬勃。

失去或被剥夺的时候并不感觉到痛苦，因为你和周围的人都一样。而认识到失去、意识被剥夺才是痛苦的。而且这种认识越晚，其痛苦便越深。但这种痛苦又绝非无益，它是一种觉醒，可以让人去改变，去寻找未来的路。

3

萧歌说他这些日子每天看电影，看来看去也都是些武打、战争、搞笑之类，没心情看深刻的东西。就我来说，也很少能静下来读书。只因4月23日是读书日，我强迫自己重读了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小册子，Man’s Search for Meaning，《寻找生命的意义》。

弗兰克尔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说，送进集中营之后，在目睹过最初残酷的兽行，并亲身经历非人的折磨和无时无刻的死亡威胁之后，他的很多同伴便进入一种漠然（Apathy）状态。现实变得模糊不清，每个人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习以为常，日复一日，生活只是停留在寻求自我保全的“活着”状态。

悲剧是，忘却个人价值而进入动物性生存模式的囚犯，虽然感受到更少的痛苦，但集中营生活对他们“内在自我”的摧毁也会更彻底。他们失去信念，把一切交给命运，不再主动去做任何决定，甘于成为行尸走肉。可悲的是，相对于那些在集中营里还有精神追求的囚犯，失去自我意识的漠然者的存活率反而更低，因为他们丧失了信念的力量，不再抱有希望，最后选择了放弃。

我无意于将当前的煎熬和弗兰克尔受到的折磨相比，但同时也在提醒自己，绝不能以任何借口来否认当下的煎熬，不能停止对这种煎熬的质问，绝不能习惯于这样的日子。弗兰克尔说：对不正常环境的不正常反应，才是正常的行为。

人是一种很脆弱的动物，大部分情况下并不自知，总是不遗余力地要为自己生存的方式找出理由，来说服自己：生命并未虚度，也不曾被剥夺，自己在充实快乐着。其实，这些往往是可悲的自我欺骗，或只是到群体中去寻找一点可怜的优越感。

痛苦是有其意义的。所谓活在当下，不止是去体味当下的快乐，也包括去感受当下的痛苦。我们并不会像受虐狂那般去主动寻求痛苦，但当无力改变恶劣的环境，无法改变自己生存条件时，我们仍然有最后选择的自由。这个选择就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去接受痛苦，是否去追问痛苦的原因，如何在痛苦中丰富自己。面对不可控制的天灾人祸所造成的痛苦，是否屈从，是否记住，是蔑视还是漠然，是保持尊严还是忍受屈辱，这决定了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在西伯利亚经历漫长的劳役，曾经被判处死刑，最后一刻在绞刑架下获得赦免。他后来说：我最怕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配不上我所经历的痛苦。

现在正在经历的这种煎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承受的苦难亦不可同日而语。但程度上的差异并不重要。在这样的日子里，所有的岁月静好只是自我欺骗，荒谬更不应成为理所当然。只有感受到痛苦，才能接近真相。人不应因为感到痛苦而自卑，而应该骄傲于在痛苦中挑战自己。他可能无法改变环境，但却永远可以改变自己。环境越是恶劣，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就会越大，面具便越会被撕下来，露出人性的本来面目，使猪猡和圣者截然可分。

4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囚犯们透过铁丝网凝视夕阳西下。天边云卷云舒，渐渐从湛蓝变成了血红。长久沉默之后，一个囚犯喃喃自语：世界本来可以多么美好！

我的朋友何拓宇曾经在二十年中写过三首关于四月的诗，分别是：四月之序、四月之幕和四月之潮。再过两天是他的忌日，在此录下其中一首，以资纪念，也让我忆起本来的人间四月天。

四月之幕

by 何拓宇/1995年4月

多年

难忘那季节葱茏

草地上如歌的风

带来红桦白杨成长的苦味

赞美过你的兄弟

长眠在西山下果木青青的深处

他说过 春天洁白如玉

生命流逝

时光流逝

伤怀流逝

你看这月色下沙滩如银

白璧无瑕 了无痕迹

我不复追寻归去的流星

星辉都已汲取

无论身在哪里

望向黎明

海浪如大群白马奔驰而来

我们平静地谈起彼此的远方

仿佛经已别离

而你在草帽下柔柔地安睡

白云涌动在晨光海水之际

当候鸟飞翔天涯

我心里满满地漫溢了你

四月 岁月动人地盛开

生命无上美丽

虽然她 只有一次

（注：第一段中长眠西山下的兄弟，是诗人骆一禾，拓宇的同学、好友。）

2022.4.26 上海

谢谢你们这些天来的问候，我还好。

此刻正是周日的午后，我坐在二楼的窗前，抬头能看到的只有眼前的一小片绿地，以及对面的楼。上周下过一场大雨，绿地上的草疯长，早已没有了此前的平整。树上，经历了整个冬天的叶子早已落掉，新叶生出来，翠绿得令人心悸。所有的花都谢了，春天即将远去。阳光灿烂，明亮和阴影泾渭分明。偶尔能看到一个穿蓝色防护服的志愿者收垃圾，除此之外，不做核酸的日子，一整天都见不到人迹。

这些，我能看得到，你看不到。而我能看到的上海，也只有这些。

此外的一切，你我拥有几乎同样的信息源，就看你选择看什么，听什么。

你肯定已经知道，我们这里每家都有自己的购物群。此刻，我们楼里、对面楼里、小区所有楼里、这个街道、这个区、这个2500万人口城市的家家户户，大概都在做着同样的事。老年人忧心忡忡，孩子们百无聊赖，成年人操持生计。

好几天没让我们下楼做核酸，所以失去了难得的放风机会。每天要做抗原，每家只需把检测的结果拍给小区。听人说，如果自己不捅鼻子，只是把拿到的液体直接滴进试剂盒，出来的肯定是代表阴性的一道杠。还有人说，用抗原检出阳性的话，没有任何好处。所以不如用原液去滴，这样的结果肯定是阴。

家里存下的粮食还能维持两个星期，这些天陆续也能团购到东西。政府发过几次物资，这些就像孩子们玩的盲盒，可能有惊喜，但不解决问题。我长期服用的降压药氯沙坦钾还有十粒，明天开始向社区申请购药，不知能否允许。

不知何时能和你们见面再叙，我也不愿意再絮叨发生在上海的事。只有几点简单的建议，或许可供考虑。

我想你们肯定会关心我们，为上海的人们着急。但你们什么都做不了，你们既不可能捐钱，也不可能捐物。你们家里的食物再多，也无法寄给我们。没关系，不要感到不安或罪恶，接下来请好好照顾家人和自己。

你们看到上海的人们忙着一日三餐，你们看到有人在疫情中死去，你们应该听到过很多匪夷所思的故事。可你们唯一能做的，是动动手指转发。去吧，去做吧，不管有用没有。

就我来说，还从来没有和这么多的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经历那么相同的事。请记住，这些其实已经发生过很多次，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都似曾相识。

多准备些粮食！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真的会发生。到那时，重要的不是营养，而是热量。所以，在你家的角落里塞满大米、挂面、罐头、饼干和榨菜，这些不占空间的东西，可以储存很久，关键时刻可以给你救命的卡路里。

不要嘲笑那些去买冰激淋的人。这些天里，我从来没有想念过麻辣烫或烤串，而是破天荒地想在咖啡里加糖。想起读过的那些探险和荒野求生的故事，我从柜子里找出来那些已尘封很久的糖果和零食。在我们人类的基因里，最底层的渴望一定是甜味。前几天最困难的时候，我想留到最后的食物，正是那盒瑞士巧克力。

日子过得飞快。我早就不看股市，不看汇率，不再关心俄乌战争，更不关心地球变暖。我每天在卧室和厨房之间徘徊，不时停下来摸摸那只名叫淑女的猫，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到满满的诧异。

不要嘲笑上海人胆小，想好好过日子、把生活过得精致一点没有任何过错。如今，每个人都在想着接下来该如何生存，不要指望人们会怎么样，有后路的人不愿，没后路的人不敢。昨天楼下有位女士带两个小朋友到院子里，被物业制止，我过去帮那位女士讲话，情绪有些失控。后来警察来电话，说我违反了刑法。接完电话之后，我真的害怕了。未来的日子，我一定会加倍老实。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自成一体。”萧歌发来多恩的诗，这让我想起这些天里那些死去的人。可能是因为同在上海吧，每个人的离去，好像都会带走一小块的自己。是啊！“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也在为你而敲响。”

至于你，也请为那些人祈祷吧，去想一想他们家人的绝望和悲泣。不管今后做什么，不管在哪个岗位上，面对那些与生命有关的事情，真诚希望你不要扭头离开，不要置之不理，帮别人就是帮你自己。

如果今后遇到来自上海的人，如果他们曾经在上海度过了2022年的4月，那么代我请他们喝杯咖啡吧，看他们是否愿意聊聊自己的经历。

我们住在浦西，属于最后一拨封起来的小区。从四月一日凌晨开始封闭，十五天后，隔壁楼里终于测出了一个阳性。这样的话，按规定还要再过十四天，我们会被允许下楼。至于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熟悉的上海，不得而知。

但我真的熟悉上海吗？在这里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前些年里出差多，每次从虹桥出来，坐车行驶在延安西路高架上，湿润的空气里路灯闪过，总会感到由衷的亲切和踏实。这几年里，我感到这个城市越来越陌生，我常去的地方接二连三地关闭。心里早已明白，这里既不是故乡，更不是远方，总有一天我还得再去流浪。

有人问我，这些天关在公寓里，足不出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能理解那些挣钱养家的人的无助，能体会开店的朋友的焦虑。但我没有心情读书，也不想看电影，除了做饭、吃饭、核酸、抗原、刷微信、聊天，每天几乎都是在无所事事中一闪而过。就在这窒息的静寂之中，我没有停止思念，心中充满的是毅然决然的向往，是深思熟虑的希望。

这一切都会过去，而我将义无反顾地去流浪。我想去温暖的地方，在那里，陌生人之间会热情地打招呼，开怀大笑，露出洁白的牙齿。那里应该有很多白色的房子，海里有捕不尽的鱼虾，一年四季树上都有熟透的果子。在那里，我们会开一家小小的餐厅，每张桌子都铺上带格子的桌布，每天都用刚从地里采摘下来的蔬菜。在那里，只有相聚，没有社交。闲下来的时候，我会去听Jordan Peterson的演讲，去看Lex Fridman的访谈，去关注Elon Musk火星移民的进展。傍晚的沙滩上，不同肤色的年轻男女喝着啤酒，抽着带有醉人香味的烟草，弹起吉他，敲着非洲鼓，诉说着欢乐或忧伤。而我和爱人携手漫步，走走停停，看夕阳西下，看群星满天，宛若身在天堂。

我会在那里欢迎你，做客、做邻居，都可以。

2022.4.16

可乐还有三罐。事实上，我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喝过可乐了，剩下这几罐一直不舍得喝。在我们公司，每个办公室的冰箱里，都有可乐；每张会议桌上，中间也摆着可乐。那时我很少想喝可乐，要喝也要选黑字无糖的。

凌晨，长宁宣布了分区结果，我们属于封控区。昨天有两例阳性，所以还要再关十四天。尼古拉斯住在附近，他的小区是防范区，他说会给我送一箱可乐过来。于是，午饭后我拿出来三罐中的一罐，杯子里加上冰。打开易拉罐的那声噗嗤，如奏鸣曲一般悦耳。刚倒进杯子里，就看到尼古拉斯的微信，他们还是不让出门，没法给我送可乐。

我的心一沉，Shit，还有这事？尼古拉斯说，本来解封的小区大都又重新被限制出门，物业说，如果不小心在外面染上，一变阳，全小区还要关十四天。

这个消息，让我平静了许多。封吧，要关大家一块儿关，没什么大不了的。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公司有人打电话过来，我没有去接。坐在沙发上，专心致志地品味这杯冰爽的可乐，最后有一半的冰没有化，让我给嘎嘣嘎嘣吃掉了。

十几天了，从我二楼的窗户望向小区，阳光肆无忌惮地洒过来，草木绿得晃眼。除了做核酸的日子，其它时间段，楼下都空无一人。每栋楼的大门并没有封，但规定了足不出户，人们果然就足不出户。有几个下午，我会从家里出来，溜到楼背后的空地上去晒会儿太阳，做几个俯卧撑。我家对门的住户有两个小孩，他们站在二楼的窗台上望着我：“妈妈、妈妈，快看啊，楼下有人！”

几分钟后，我清清楚楚听到女人大声说：“宝宝，咱不出去，不跟那种人学，素质太低。” 那女的我见过的，长得也还可以。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这里属于好地段，住户有很多是高端人群，高端人群素质高，自然都守规矩。

我没在小区业主群里，对面楼里的Micky妈妈发来微信：“你是不是去过楼下？”

“去过啊，我每天都下去，怎么啦？”我说。

“业主群里有人说你了，还说你跟保安吵架。”

“那说的肯定不是我，没有任何人找过我。如果保安拦我，我肯定立马回家。”

“肯定是你啦！有照片。小心点哦，别让人家把你抓了去。”Micky妈妈没再跟我说话，从朋友圈动态看，她在忙着团购。我们小区的业主很勤奋，大家都不愁没菜吃，邻居们和睦相处，互相帮忙，再过几个星期应该无妨。

昨天做核酸的时候，听人讲，三号楼有对老夫妻，儿子在国外，他们一直不下楼做核酸。后来有邻居通知了物业，一检测，果然都是阳。老两口请求居家隔离，让物业给他们贴封条。但楼里其他的业主协商下来，最后一致决定把他们送进了方舱。人们算下来，把他们送走之后，我们小区应该就安全了，十四天后解封有望。

老妹家住浦东，已经封了一个多月。他们那个小区才叫高端，业主们有更多门路，各显神通，建立了多个专业的团购群，像活鱼群、鲜肉群、牛奶咖啡群，等等。他们的房子都很大，自己家都有花园。邻居们本来都不怎么来往，封起来之后，邻里关系变得温情而和谐，内循环搞得热火朝天。据说，业主们还为小区里被封在会所的那些清洁工、修理工捐款，一共筹了几十万，令人感动。

最初说要封四天，现在关了将近十四天，每天越过越快。小谢律师说，原本还以为日子会很难捱，结果一眨眼十几天就过去了。对啊，一大早起来抢菜、核酸、做饭、发朋友圈、聊天，回答那些好久都没联系过的外地朋友们的问候，很快天就黑了。实际上，我们不怕封的时间长，就怕到了该解封的日子，通知你再加两周。不过，难受几个小时之后，接下来的日子又开始嗖嗖地过。

日子就是这样。多数微信群里，人们并不抱怨，交流最多的还是购物经验。我打开朋友圈，凡是住在上海的，几乎都在发照片，要么是收到了政府派发的食物，要么就是自己团购到蔬菜，当然还少不了家中的晚餐。我给所有的人点赞。

公司也为我们团购了东西，老板说让我们摆得好看些，拍照发到朋友圈。头像上带着小国旗的同事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终于吃上肉了，感谢张总、感谢李总、感谢公司大家庭！我还想说，感谢投资人。

唱歌的南豫和弹曼陀铃的鹏鹏有个小院子，他们事先准备了不同颜色的豆种，在塑料方盘里种出豆苗，郁郁葱葱，令人艳羡。我没有种子，家里有颗洋葱已发芽，放在碗里加上水，也开始茁壮成长。葱已用光好多天，我期待着尽快吃上绿油油的洋葱苗。

晚上翻箱倒柜清点家里的库存，发现一包伦敦哈罗兹百货定制的咖啡粉，如获至宝。再一看，2019年1月到期，这应该是女儿多年前买回来的，忘记喝掉。没关系，陈年咖啡应该和茶酒一样，时间越久越有味道。

还有一大桶过期的鱼油，想了半天，没舍得扔。留着吧，万一呢。至于那些过期的益生菌、胶原蛋白、钙片之类，就没有留下来的必要。我把包装剪开，粉和药片倒进湿垃圾，塑料扔进干垃圾，折腾了很久。

这些天里，在家时间很宽裕，但并不能静下来读书。我不再像以往那样思考什么人生的意义，多年来困扰我的失眠症也大有改善。一夜之间，似乎和很多人一样，都重新回到了曾经无法想象的群体性求生模式。

但对个人来说，还能做什么呢？首先要确保自己和家人都能有吃的，其次要小心千万不能生病。除此之外，如果还能有份可以居家办公的工作，那简直就已经是非常幸运了。

在我前面的文章后面，有人留言说上海人太矫情，这个时候了还总想着可乐、咖啡、健身、养花、烹饪、雪茄，还会从这样的日子里去寻找美感。我宁肯认为，上海人并非是在寻找被鲁迅所嘲讽的那种美感，而是在尚可从容的时候，用某种海派的幽默来无可奈何地应对荒诞。也许，这正是人性不至泯灭的微弱希望所在吧！

问题是，这样的从容还会有多久？为什么又会陷入这样的不堪？想来真是悲哀，这个年代，我们居然还要为带鱼和胡萝卜感恩戴德，那些住豪宅穿爱马仕的也要嗷嗷待哺。我对朋友说，发生在上海，我们当然都在suffer，不过也是好事。要是发生在别的城市，闹不好会更惨。这样的事情不会从天而降，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发生在哪里都有可能。

夜深了，无事翻INS，看到英国作家阿伦-华兹（Alan Watts）的一句话：人们痛苦，是因为他们对诸神为了取乐而创造的世界太过认真。他错了，因为他没有经历过饥饿的威胁。即便对这个世界漠不关心，但你无法忽视胃肠的呼唤。为了取乐，神创造荒诞，容忍荒诞，人间荒诞过头了，就一定会触犯天条。

三年前，孩子们从街上捡回来一只断了尾巴的小猫，给她起名Lady。封之前，国外读书的女儿特意叮嘱，要给Lady备足吃的用的。此刻，窗外一片寂静，Lady已颇有淑女风范，没了尾巴，扭动着她性感的屁股，悄然走到我身边。我想象此刻的上海，春分沉醉，百花盛开，昏黄的街灯下，空无一人，黑暗处隐约许多饿狗和流浪猫绿色的眼睛。

我盘点了一下库存，家里还有一颗卷心菜、五个土豆、五个西红柿、三颗胡萝卜、一个洋葱、半颗白萝卜、半颗大白菜、半个南瓜。作为北方人，我对绿叶菜没有要求，肉和粮食也能对付半个月。此刻想念的反倒是有着人味的歌声，来打破这死一般的寂静。南豫说，明晚你来我直播间吧，我唱给你听。想点啥歌？

我瞬间想到的是邓丽君，四十年前听到的第一首港台歌，就是她的《美酒加咖啡》：

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

2022.4.13

上文写于凌晨。午饭之后雨声不断，尼古拉斯终于成功跨区，送来一箱24瓶百事可乐和一大包咖啡豆。我家里没有磨粉机，或许可以用擀面杖试试。政府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百姓吃饭会遇更大难题，上海掩面而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