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年轻而且愚蠢

每当回首往事,想起浪费了多少时光,想起为徒劳、错误、懒惰、无力生活消耗了多少岁月,想起有多么不珍惜生命,想起多少次对自己的内心和灵魂犯罪…我的心就会流血。

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

保罗说话的语气,就像我们还常见面。“你来塔桥吧!泰晤士河边停着那艘皇家贝尔法斯特号,咱们在门口见,你不会错过的。”

离开伦敦已经二十七年了,中间回来过几次,和保罗上次见,还是十三年前。不过,我依然熟悉这里。从西北的帕丁顿到东南的塔桥,差不多十公里,我要走路过去,中间好几个地方要看看。

约好五点半见面,一大早我就出发了。“网友”吕枫从洛杉矶过来,在哥文花园的常春藤餐厅和闺蜜吃午饭,顺便约我首次见面。我看了下她下榻的酒店,一万多人民币一晚,有钱人!中午肯定不用我买单。

穿过Marble Arch、Oxford Street、Mayfair、Chinatown。经过一座天主教堂,进去休息了半个小时;路过Soho,在马克思故居对面的咖啡馆喝了杯奶茶。这个城市高冷又亲切,我想起《加州旅馆》最后一句歌词:You can check out any time of the night, but you can never leave。

伦敦于我也是如此:随时都可以走人,但永远无法离开。

曾经去过路过的酒吧还在,它们已在同个地方开了几百年;唐人街还是以前的样子,龙凤超市已开门迎客,对面茶餐厅的橱窗里挂满新出炉的烧味;Shaftesbury Avenue上,《悲惨世界》还在上演,从1985年到现在,同样的剧照,美丽瘦弱的女孩;路上匆匆的行人,男的,女的,不男不女的,也都和当年一样。一切如旧,只有我不再年轻。回故乡应该就是这种感觉的,不过回我的沧州老家就没这种感觉。

午后艳阳高照,伦敦街景如天堂般绚丽。我带女士们在剧院区闲逛,不知不觉中走到伦敦经济学院。小小的Wright’s Bar还在,某个夏天门口短暂竖起过白色女神塑像,我在旁边Old Building的台阶上拍过毕业照。拐角那里的老古玩店,是狄更斯小说的原型,如今重新刷过新漆。不知接下来他们是否还会将当年的店名写上去:Old Curiosity Shop,Since 1573, Immortolised by Charles Dickens。新加坡的同学凯瑟琳曾经说,在这里开店卖肉骨茶多好。

那天带女士们游览的终点是不远处的圣殿教堂(Temple Church)。吕枫指给我看,不起眼的牌子上写着:从1163年起,伦敦的耶路撒冷;从1214年起,普通法的摇篮;从1584年起,美利坚在伦敦的教堂。

圣殿骑士团最初创立于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作为十字军东征时朝圣者的护卫,是基督教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和影响力的武士社团。1163年开始,英格兰的圣殿骑士们在此聚会并建造教堂,圆柱形的中殿象征着与耶路撒冷圆顶圣墓之间的渊源;1214年,约翰王遭贵族们抗议,曾躲在这里受到骑士和教会的保护,多番角力博弈之后,不情愿地签下《大宪章》,从此也奠定了普通法的基础;1584年,清教徒们在这里曾与官方宗教势力展开论战,为了建立理想中的世界,他们从此启程,穿过大西洋的惊涛骇浪奔向了美利坚,而《大宪章》后来又影响了《独立宣言》。

所有这些,都是我那天参观教堂时才学到的。伦敦那些年,我曾无数次从Temple地铁站进出,但从来不知道有这个Temple Church。直到多年之后,读到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才知道这里是传奇圣迹。

从Temple地铁站到学校之间,每天也要经过属于皇家空军的圣克莱蒙教堂。我对吕枫说,撒切尔夫人举行国葬时,灵柩都曾停在这里,祈祷后由炮车载着,沿舰队街送到圣保罗大教堂。教堂门口有两座铜像,左边是“轰炸机”阿瑟-哈里斯(Athur Harris),右边是休-道丁(Hugh Dowding), 他们都曾在二战期间指挥过英吉利海峡的空战。女士们夸我是个好向导,但我觉很惭愧,因为以前只是路过,从没进去圣克莱蒙里面。

我经常问自己,年轻时为什么对身边的风景视而不见?为何对旅途中古老的遗迹毫不兴趣?为什么耐不住寂寞,将大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热闹上?

在伦敦七年多,我只去过一次大英博物馆,而且只看了很少几个展馆;无数次去唐人街买菜吃饭,但只匆匆去过一次旁边的国立美术馆;曾经住在Earl’s Court,却从来没走进过附近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在西敏寺大教堂里,Jacky细心给我介绍那些名人的墓穴,而我竟如梦游般无感;学校附近的剧院区,每天都上演着很多举世闻名的音乐剧,我一个都没看;杂志和报纸上每天都招募各种伦敦徒步游,我也从来没参与过。

那些被错过的地方还可以重游,那些古老的痕迹还可以再次寻觅,但有些人却永远找不到了。深夜难眠,脑中会掠过些旧日时光。有很多人,尽管和他们曾朝夕相处,尽管和他们曾呼朋唤友,尽管他们当中也不乏精英权贵,但他们于我没有任何追忆的意义。时光流逝,一些面孔却又无比清晰起来,从遥远的过去,笑眯眯地看着我。他们平凡、体面、充满善意,他们是我中年后才又想起、而终生将不愿忘记的人。

最初到英国,为省钱我找到一座破旧的大房子,住宿免费,条件是帮房东贴墙纸刷油漆。和我同住的,是来自约克郡的Gerry Riordan。他在建筑工地上做工,每周发工资都会带我去吃中餐,每次餐后他都偷偷独自再去吃个汉堡。第一次在国外过圣诞,Gerry给我买火车票去他老家,和他的家人一起吃火鸡餐。他只对我严厉过一次,因为他说闻到我身上有毒品的气味。还好,那是个误会。

我在家里排行老大,也曾称呼别人为大哥,但对我来说,Gerry是此生唯一像哥哥的人。

我记起三十年前Jacky Jennings略带羞涩的笑容,她脸上的每条皱纹都洋溢着温暖。Jacky和我母亲应该同龄,在研究中心给Jean Dreze博士做秘书。在我最难过的日子里,她带我去西敏寺大教堂,走过无名烈士、牛顿和狄更斯的墓地,去附近圣詹姆斯公园的草地上午餐听演奏。她能讲很多历史故事,只是那时我太无知,甚至可能都没表示出听故事的兴趣。

曾经,Jacky是我理想中未来岳母的形象。当然,我从没奢望能娶到她的女儿。

进入公司工作后,最难忘的是送信员Frank。那时他应该有六十来岁,高挑的身材,爽朗热忱的声音,看气质和衣着更像是大学教授。的确,他很博学,加以不露锋芒的幽默和善解人意,一直是全公司最受欢迎的人。每天午饭后,女孩子们都围着他在公司楼下喝咖啡,听他讲笑话、向他咨询人生小问题。部门女秘书Els曾跟我说,她周末在大学里读哲学硕士,Frank还是她平时的指导老师。

因为同是单身,我和Frank一起度过若干周末。可是,我自己太浅薄,无法和他探讨有深度的问题,也没听他讲自己的故事。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此生可能错过了一个最好的老师,只是这时甚至已忘记了他的姓氏。

那天在塔桥见到保罗,高大的他给我一个熊抱,然后我们打量着对方的老相,忍俊不已。年轻时和保罗一起出差,晚饭后在酒店游泳,每当他从水下钻出来,甩起满头金发,就像一头英俊的雄狮。现在,他的头发已经快掉光了,而我的胡子都已全白。

路边坐下来吃饭,我迫不及待地地对保罗说:当年在欧洲出差,他曾抱怨为何每次都要由他租车开车。当时我给他的理由是因酒驾被抓,驾照被临时吊销。“保罗,我心里有个疙瘩,一直想亲口告诉你。其实我当时根本没驾照,面试的时候就撒谎了。我在英国考了六次才拿到驾照,实在没脸跟别人说,才编出酒驾被抓的理由。”保罗听罢哈哈大笑,说他早已不记得了。

之后,我们谈起Frank,谈起我们的老板迈克,谈起我们共同的令人窘迫的往事。保罗也讲了他自己的故事。

十七岁时,为了学德语,保罗去德国巴伐利亚一个小农场主家里过暑假。没呆多久,他就特别想家,原定的三个月没住满,就跑回英国。保罗说:“很多年后,我才想起来,那个暑假其实有多开心!每天都是蓝天白云,放牛、劈材、晒太阳、看书,无忧无虑,真是最美的一段日子。”

从那以后,已是中年的保罗每个圣诞节都会给那个农场主写信,告诉他自己的近况,寄上自己家人的照片,并感谢农场主全家多年前的热情招待。

我也想给Gerry、Jacky、Frank写信,可和他们已失去联系太久,这是我此生很难平复的深刻遗憾。

伦敦的春天还很冷,傍晚的阳光依然明媚。保罗建议我们沿着泰晤士河南岸,边走边聊。可我已经很累了,没走多远,就想停下来休息。保罗以为我身体不好,我对他说,那天我已经走了将近三万步。他很惊讶:“耶稣啊!你怎么会走这么多路?”

“因为我想仔细看看以前错过的地方。记得吗,咱们当年在欧洲出差,周末完全可以留下来。米兰、威尼斯、哥本哈根、马德里,都是好地方,公司报销所有费用,但我们都会飞回伦敦。你有女朋友还好,我是单身,回伦敦只是为了找熟人喝酒,讲老板坏话。现在想,迈克这家伙真不错!”

“对啊!我喜欢迈克的。那时出差真没啥事,大把时间,好吃好喝,我只想每个城市都找个女朋友,对别的完全没兴趣。”保罗现在绝对是个好男人,谈起他的西班牙太太和两个可爱的女儿,满脸幸福。

“我们当年错过的东西太多了!”

“是的,因为我们年轻而且愚蠢。”保罗说。

2023.6.13

和Gerry在唐人街,1989

Frank在家门口,1996

保罗在德国,1995

和保罗在泰晤士河南岸,2023

理科生与文科生

因为懒惰和无知,我的脑袋里充满偏见,比如我曾宣称爱猫的人比爱狗的人更善良。这种谬论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也没有统计上的支持,我的胡说八道是因为自己家有猫、希特勒养过狗。

同时我又很虚荣,总想结交高智商的人。十几年前,生物博士辰晖从美国回来,我常约他去宛平南路名叫提香的咖啡馆聊天。后来他再次毅然决然地离开祖国,回到新泽西。我很想念他,他却不怎么再搭理我。他有时说我是个艺术家,这让我汗颜,总觉得他是在笑话我的浅薄。

这几年我又傍上做软件的诗万博士。他平时住在芝加哥,三年多没见,四月他从美国飞过来,我立即跑去虹桥找他。在一家名叫Lost Time的酒吧,就某个历史问题,我们发生了激烈争论。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又拿不出足够的论据。面对他的咄咄逼人,我脱口而出:你这是用理科生的思维来看历史!

这个说法受到了诗万的严肃批评,他说我用这样简单的逻辑下结论既蛮横又傲慢,不能以理服人。

我内心也觉得这样说不妥,但又不肯认输,仍然在为自己狡辩。诗万说:看你喝了几杯,姑且不跟你计较。

听到诗万质疑我的酒量,并宣告他道义和辩论上的双重胜利,我更加恼羞成怒。大声叫嚷着要和他比酒,看谁先喝醉。诗万笑着说,他从不和任何人拼酒,因为那很愚蠢。

两个老男人的争论吓倒了服务员,不停加零食来避免我们动手。结束之后,我很沮丧。为了修补关系,后来又邀请诗万去三金店里吃烤羊排。他回美国两个月了,还会跟我联系。回想起那晚的失态,我总还有些忐忑。

我从小不喜欢数理化,但家人不让我读文科,说读文科容易犯错误。就这样,我考进一个女生比例极小的理工大学,痛苦度过了四年,幼小而敏感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大学时,我的成绩很差。幸运的是,研究生可改文科。我用两个月时间背熟一本百十页的小册子,政治经济学考了八十六分,居然被人大录取。

在逻辑、推理和分析方面我都很差劲,此生也从没被理工科的女生青睐过,正因如此,我更加仰望数理化很好的人。我给自己立下过规则:跟着理科生挣钱,跟着文科生花钱。这些年总结下来,跟着理科生挣钱通常是正确的,不过要看是哪里的理科生,长相如何;跟着文科生花钱通常是错误的,浪费了时光,也不利于身心健康。某天猛然意识到,熟人中,写诗的跳楼,弹琴的吃药,画画的抑郁,学哲学的坐牢,拍电影的酗酒,当记者的出逃。总体说来,这些人平均寿命短,离婚率高。这难免让我想起小时候大人们的警告:千万别读文科!

我高中的班主任朱太喜老师毕业于物理系,文革中被打倒过。高考报志愿,他给我建议说:你读理工科的确会很吃力,去学中医吧!越老会越吃香的。我现在非常后悔,当年没听朱老师的话。如今再看,我的同龄人很多成了中医大师,深受中年妇女们追捧。我翻过他们的书,也听过几个讲座,感觉他们都不像是理科生,至少不像诗万和辰晖那样的理科生。

从历史上来看,理科生在中国只是一个近代现象。两千多年的科举,只有文科,只有四书五经,对于大脑左半球发达的人来说,实在没什么机会。传统文化的根本,是文科生文化。

黄亚生教授在接受Tyler Cowen采访时说,西方人对科举制度有着浪漫化的想象,以为这样的确可以选出精英来治国。但事实上是,占人口一半的女性被剥夺了任何参与的可能,不擅长死记硬背、写不好小楷的理科生很难被垂青。对于那些能旁征博引写好诗文的人,你不可有任何创新,离经叛道就相当于大逆不道,长此以往,精英只能变成人精。

辰晖和诗万都爱好文学,但他们太喜欢深度思考,在不求甚解方面远不如我。如果回到古时候,我能考中举人,他们或许只能考个秀才。每当想到我做州官,他们当县官,要哈着腰给我拍马屁,我都会梦想回到从前。不过,那时文科生金榜题名,一时风光,最终的下场却未必圆满,能告老还乡已属善终,被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的不在少数。即使很多有名的文人墨客,多半也是终日喝个烂醉,装疯卖傻,哭哭啼啼,最后留下点小诗小文,毒害后人。

第一代的科学家出现在民国。中央研究院成立于一九四八年,共有八十一名院士,其中数理组二十八人,生物组二十五人,人文组二十八人。这些人都曾受到蒋氏的邀请或劝说,但真正离开的只有二十九人,其中人文组离开比例最高,超过十人。响应召唤回国参加建设的人,好像也是理工科多,文科生少。像张爱玲那样先留后走的,也有一些。单纯从比例上说,人文学者和作家之类似乎不够进步,对建设国家缺乏热情。但我的样本量实在太小,很难支撑起这么重要的结论。

五十年代后期,人文院士毫无悬念地成为右派分子的主力。但没过几年,就轮到理科生共享噩运,曾受重用的科学家们大都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备受屈辱,多人自杀。那些年里,文科生的日子依然煎熬,只是相比之下,经过了前一轮折磨,他们承受能力更强,有些甚至能随机应变,还当过几天风云人物。

过去几十年里,理科生深受欢迎。诗万和辰晖每次回国,都有单位请他们去做讲座,风光无限。相比之下,除了个别在体制内但又“没进去”的,我的文科朋友,大都牢骚满腹,负能量居多。当然,诗万和辰晖的确有真才实学,不仅在专业领域成就非凡,人文方面的知识也很丰富。作为他们的朋友,我本该为他们骄傲。但事实上,我的内心很不平衡,常愤愤地自言:文科生落魄,你们理科生的好日子也长不了。不过再想,人家都是美国人,顶多不再回来了。

我儿子数理成绩也不好,高考报志愿,他选择了心理学,而且是偏向社会学的那种心理学,而不是偏理科的临床心理学或脑科学。听罢我有些失望,因为我有几个读社会学的老朋友,都是北大毕业,如今都神经兮兮。这时,我再次想起高考时朱老师的教导,想起“越老越吃香”很重要。于是对儿子建议:去学吧,先读几年社会心理学,然后再学中医。

2023.6.9

伊丽莎白的身价

早上醒来,伊丽莎白不见了。我意识到,这下子闯了大祸。

伊丽莎白是我们家那只中华田园猫。四年前,孩子们从街上将她捡回家。当时还只有几周大,又瘦又弱,尾巴只剩短短一小截。女儿给她起名Lady(淑女),和弟弟一起精心照料。猫咪很快亭亭玉立起来,成年后越发雍容性感。女王老太太去世后,我给Lady改名伊丽莎白。不过每次这么叫她,她都瞪着我,一脸茫然。

孩子们依然叫她Lady,她只是我的伊丽莎白。前几天家里没人,由我来照顾她。没想到,临睡前去阳台上收东西,她很可能悄悄跟着。关门的时候我没检查,她被困在二楼阳台上,从窗子里跳下楼去。

我走遍小区的花园和树丛,查遍了地下车库每一个角落。天气预报说晚上会下雨,想到干净的伊丽莎白在雨中呼唤,想到胆小的她今后将四处流浪,我心如刀割,什么都吃不下,做什么都没心思。看到家里的猫窝、抓板、玩具、猫砂盆,我一遍又一遍唉声叹气,无法想象今后没有她的日子该怎么过,更不知道该如何向孩子们交代。

所幸的是,儿子从网上紧急找到了专业寻宠公司。晚上九点半,他们帮我们找回了伊丽莎白。

回想那十几个小时的煎熬,我对女儿说:我自己难过,还要感受你和弟弟的难过,这就是三份难过。此外这是我的过错,再加倍,至少有六份的难过!

找回了伊丽莎白,我们都很开心。有几点感慨,要记录下来。

要相信下一代、相信年轻人。儿子在寄宿学校正准备高考,我犹豫很久是否把真相告诉他,让他请假回家。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让他回来找猫是那天最正确的决定。儿子没有责怪我,这令我感动。他小时候做错事,我曾经诉诸武力,现在想来倍感羞愧。儿子也很镇定成熟,他在保安室看了几个小时监控录像,分析信息,沉着思索下一步行动,迅速在小红书和淘宝上找到专业寻宠团队。这些都是我想不到的事情。

由此可见,年轻一代更有办法解决问题。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年老的人出钱,年轻人做事。

另外,要相信专业、相信内行。寻宠公司的马小平师傅到来后,非常肯定地说猫咪还在附近。而此前我自己跑到周围小区,求人家把我拉到业主群发寻猫启示,纯属无用功。马师傅的判断很正确,不到两个小时,他就在我们自己完全没想到的地方找到了猫咪。

能找到猫咪,也证明了市场经济的力量。宠物走失不是个例,主人注定会万分焦急。市场经济就是关于需求与供给,是花钱来解决你最紧迫的问题。我们选的这个寻宠公司,开始工作前收费两千八,找到后再付剩下的七千元。这意味着在预付和全付之间有足够的空间来激励,能充分调动寻猫的积极性。

在伊丽莎白走失的那段时间,朋友和小区的邻居热情推荐了占卜大师,有的用玄学风水,有的用塔罗牌。他们收费都不超过一百,只是我还没来得及做法事,寻宠公司就找到了猫咪。我并不相信这类办法,但的确想过要去尝试。可见,人急了,就很容易丧失理智,丧失拒绝荒诞的能力

此前几天前已约好,那晚八点要向在美国的朋友马克请教基督教哲学。开始我就告诉他,猫丢了,我心情很糟,以前想好的问题都忘记了。马克安慰我说,上帝会保佑你能找到猫。我和马克聊了一个小时关于宗教的话题,刚结束,寻猫公司的马师傅就找到了猫咪。我想,上帝肯定并不会帮我找猫,但上帝有可能会指引我做正确的决定。

人们都很关切我是怎么找到猫的,当我提到付给寻宠公司九千八百,大家感到吃惊。我觉得花这些钱很值得,一点都不冤枉。以前孩子们认为我属于省吃俭用很抠门的人,通过这件事,我在他们心中的形象也许会有所改变:关键时刻,老爸是愿意为了爱而付出的。

其次,他们应该也能深刻地体会到挣钱的重要性,会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学业和职业。星辰大海令人向往,但养猫是需要花钱的。

寻宠公司的马师傅不顾脏臭,长时间全身钻进草丛里观察搜索。对于马师傅的专业和敬业,儿子表示非常佩服。他这样说,也令我欣慰。

这件事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伊丽莎白不是买来的,而是从外面捡回来的。现在,伊丽莎白终于拥有了身价。当然,她对我的重要性,超过主义,超过偶像,超过人类未来。她的价值,远远超过这个价格

2023.5.27

顽童与巨婴

去年六一下午,我独自坐在水城路BeerPLus外面喝啤酒。十几个小时之前,在小区门口,我郑重地从保安小张手里接过剪刀,于零点到来之际,剪断了那条红白两色的塑料带。这条薄薄的带子存在了整整两个月,曾是无法跨越的屏障,其坚固和庄严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深宅高墙。

我平生从没剪过彩,为获得这个难得的机会,还特意送给小张一包玉溪。虽然没有穿红色开衩旗袍的礼仪小姐捧剪刀,也没有任何邻居下来鼓掌,我仍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白天,看着步行街上的人们欢天喜地,我写了篇短文《愚人节和儿童节》。不过,发布之后,很快也就被删了。​

今年儿童节,我再次发现,每人都长了一岁,童心却都似乎更加鲜活,一大早就有人奔走相告节日快乐。孩子们可能有半天放假的欢快,老男人和中年妇女的“顽童”梦想却整天都在放飞。

的确,对“小”的膜拜几乎具有了宗教般的响应。且不说小盆友小伙伴小哥哥小姐姐成为最受欢迎的称呼,所有的品牌似乎也都要带上“小”字才会有市场,如今购物,就像在逛迷你版的动物园。

顽童的吸引力不容忽视,金庸笔下的周伯通曾是无数人的偶像。其实,顽童代表着某种男权传统,就像老头子们的玩鸟,就像大老爷们挤在一起逗蟋蟀,就像几千年的酒桌文化。如今,顽童不再只是男人们的追求,夏日傍晚的城市广场,已被花枝招展的阿姨们占领。

顽不是玩,“顽”代表着一种拒绝,比如拒绝长大,比如把装疯卖傻当成童心未泯,比如把不堪的青春浪漫化,比如放声高歌做一只小小小小鸟儿。只是这种拒绝必须要以遗忘为前提,必须以群体的参与获得正义感和合理性。顽童的确是快乐的,他们只有节日,没有纪念日。

然而记着分明是有意义的,记着才能不再一代又一代,不再循环往复;记忆是成长的标志,记忆才能让过往的悲剧和牺牲更有意义。

不能记着的人不是成人,所谓的少年感无非就是孩子气,成年人的童心无非是痛感器官失灵,装嫩也多半是以浑然的方式掩饰愚蠢。从这个意义上说,顽童和巨婴没什么区别。

其实我并不喜欢巨婴这个说法,心理学上所说的“彼得潘综合症”可能更为准确。写下过《美丽新世界》的阿德斯-赫胥黎曾经警示,彼得潘综合症是心理变态,成年彼得潘的肆意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据说人口老龄化已是必然,照此看来,未来会不会满大街都是老顽童?那样的话,儿童节的确会更受欢迎。这样的场景细思恐极,所以,成年人与其呼喊“救救孩子”,真不如想办法救救自己、饶了孩子吧。

2023.6.1

为什么活着?- 关于活着的“求生模式”和“意义模式”

 1 

思考人生的意义,对于每个人将要做出的选择,具有非凡的意义。这是一个古老的、关于人类状况的基本问题:如果人生有意义,那它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意义,那为什么还要活着?

加缪说:唯一值得讨论的哲学问题,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类存在的奥秘不在于只是活着,而是在于要找到活着的意义。

但人们却总在说:活着就行了,不需要去问为什么。然而,你怎么可能活一辈子,却没有故事可讲?

造物主平等地赋予了人类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对人来说,生命是基本的,但不应该仅仅是生命。

活着本身是动物性的,为何而活以及如何活着才是人性的。前者是“求生模式”,后者是“意义模式”。

 2 

如果“能否活着”依然是个问题,那么鲁迅在今天便仍然有相关性。鲁迅的愤慨和绝望,来自于他目睹着不能活的现实。一百年前,他的文学几乎都是关于能不能活着,而结局是:阿Q死了,祥林嫂死了,孔乙己死了,子绢、华小栓、夏瑜,等等,他们都死了。

因为目睹活着的残酷和艰难,鲁迅不得不将现实批判优先于形而上学。甚至胡适也说:要少谈主义,多谈问题。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能否活着是最大的问题。至于为何而活,无法顾及。

葛兆光教授在新年访谈中推荐人们去看电影《活着》。在他看来,这几乎是民族历史的全部。在《活着》中,除了主人公,其他所有人都死了。以至于小说作者自己都说:不要问为什么,活着本身就是意义。

这样的答案,反映着作者在情感上的绝望和智力上的懒惰。乡土艺术家肯定是有才华的,但他们缺乏勇气且没见过世面,他们的局限性在于没有意识到:活着从来都应该是天经地义,应该是理所当然。

反过来说,如果动物性的求生模式成为形而上的最高追求,活着成为终极意义而不是起点,这又是多大的悲哀?

 3 

活着,为什么会这么难呢?为什么一直都有这种肉体的存在主义危机?鲁迅所说的国民性是如何形成的?会不会是因为长期处于“求生模式”,以至于形成了不可治愈的民族心理创伤?

鲁迅并非没有去思考这些问题。他痛苦地发现,不能活着,是因为总是被吃。《狂人日记》中有这样的疯人疯语: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在鲁迅看来,他的文化传统中长期存在着一种Cannibalism。延绵不断的同类残食,来自于一种亘古零和游戏的争先恐后。(这些,在今天被称为“卷”,也可以形容为神话中的摩洛克Moloch。)

人生如戏,悲哀在于总是零和甚至是负和游戏,其中从不缺乏人生智慧,却看不到人性光辉。励志是需要被质疑的: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吃得苦中苦,方能做得人上人”,所谓“不能输在起跑线上”,都经不起灵魂的垂问。

争做人上人,和竞相人吃人,没有本质的差距。将成为“人上人”作为一种人生目标,无非是要爬上食物链顶端,试图来逃脱被吃的命运。

你以为是朝上走,实际的结果却是Racing to the bottom,每个人都不可逆转地、没有知觉地沉沦下去,被利益埋没,被权力吞噬,被享乐麻醉,被传统和惯例窒息。

活着本来应该是天赋的。人们不能活,是因为被吃掉了,是因为人们选择了去吃人。对很多人来说,食量成为人生成败的标准,他们全然不顾了吃相。

这里的悲剧是,吃人将人变成非人。然而,食物链是一个闭环,没有任何位置是值得向往的。吃人的同时,也在被吃,吃人者也终将被吃掉。只要身处这个食物链上,所有人都处于“求生模式”,都逃离不了吃与被吃的命运。所以,也许应该换一种问法。

 4 

林语堂曾经提到,中国历史上的精英们,总是带着入世的理想,顺风顺水的时候都是儒家,要济世达人,要成功立业,要光宗耀祖;官场不得已的时候便回归山林,成为道家。儒家是工作状态,道家是游戏状态,看上去和谐自洽,其实却是自欺。

鲁迅认为:儒教是吃人的,而且,“儒教的吃人并不是一次毕竟的吃完,而是一次又一次、永远的吃。”就这样,几千年里,占人口一半的女人被吃掉了,所有的理科生被吃掉了,所有不听话的被吃掉了,听话的也被吃掉了。有谁没被吃掉呢?

鲁迅在其《伪证-杀人事件-校样》中也提到道教,他说:“在这黑暗之时,如果没有鬼神,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这是民族的悲观主义。从道教的角度看,他们认为这个世界荒谬到无法容忍,生命都是不过苦役,所以要逃避。”

如果儒教是吃别人,那么道教则是吃自己。放弃反抗,放弃做人的价值,看似享受生活,实质上是浪费生命。这是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结合。

不管是儒还是道,他们都不质问为什么而活,都没有超越肉体。也就是说,对于为什么活着,他们既没有提问,也没有个人主义的答案。儒家强调社会秩序,道家关注顺乎自然。在这里,个体生命的价值要么被消灭于宏大叙事,要么被淹没在鸡毛蒜皮。

这让我想起近期看到的文章的标题:从弄潮儿到修行者。这依然是知识分子出世入世说的现代语境:弄潮是进入时用力过猛,修行是退出时心绪不宁。

所以,不是国民没素质,而是自以为有素质的国民没出息。

 5 

作为王子的哈姆雷特,可以选择任何方式潇洒地活着,等待某一天继位成为国王。但他还是质问: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这是哈姆雷特式的纠结,在中国人眼里,属于身在福中不知福。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如果个人不去追问为何而活,那么群体就会始终被能否而活困扰。换句话说,人类或者一个民族能否好好地活着,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或者有愿望去质问为什么活着。

显然首先还是要活着,活着是一种本能。通常的观点是,只有当活着本身不再是问题,人们才会开始去追问活着有什么意义。然而,如果个体追问意义,对控制者来说,就是危险的。于是,我们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求生模式”是稳定性的需求。

马基亚维里主义者、反社会人格和自恋狂,是心理学意义上的黑暗三角。他希望被控制者永远处在一个求生模式,因为在这个模式中能否存在、能否活着得不到保障,这就使他有足够的力量让人们去忘记为何而活。

可以这样说,群体可以受控于一个“完美”的求生模式:外面有坏人天天打他们的主意,有豺狼虎豹的威胁,内部有基础物质的长期短缺。维持这种群体性“求生模式”并不容易,它需要全面而长期的封闭和欺骗。

 6 

在乡土经济时代,土地资源的产出有限。面朝黄土,靠天吃饭,于是老天爷成为人们想象力的顶点。茅草屋里,早早熄灯睡觉,云彩比星星重要。在这个场景中,人们似乎总是处于一种“求生模式”,难以升华和超验,无法进入“意义模式”。

市场经济和城市社会,让人们看到“正和游戏”的可能性,这里可以形成从求生模式向意义模式的转变。乡村哲学家和城邦哲学家思考的问题是是不一样的。

如今人们衣食无忧,会在什么时候有可能思考人生意义问题呢?

当退休后再没人求你办事,拍你马屁,于是便开始失落;当身边有人英年早逝,才开始意识到死亡,而没有认识到自己实际上每天都在走向死亡;当孩子长大,义无反顾地走向更大的世界,开始发现自己的所谓牺牲完全不值;当“混”得最好、被人艳羡的同学被抓,在窃喜侥幸之时,或许也开始感叹富贵荣华;当自己年华逝去或身染顽疾,才发现自己还没有真正地活过。。。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看似精彩,其实一成不变。某一天,“为什么”的疑问油然而生,“于是一切就在这种略带惊讶的百无聊赖中开始。厌倦处在机械生活的末端,但又是意识活动的开始:唤醒意识,触发未来”(加缪)。

在为何而活这个问题上,不分东西。求生模式下的人,大约会做同样的事;基于这种模式的人类行为,未必有本质性的不同。当东方人开始质问人生的意义,开始寻求意义的人生,我们能看到的是个人操作系统的改变。

 7 

为什么而活,有标准答案吗?宗教提供了标准答案,但加缪认为这是哲学意义上的自杀。

答案需要毕生去寻找,问题本身应该一直在那里。没有答案的问题,可能是最有意义的问题。

没有现成的答案,甚至永远都不会有适用于所有人的答案,但质问“为什么”本身就能带给你新的烦恼,新的天地,会改变你的人生。就像走在高耸的山脊上,有一览无余的愉悦,有令人眩晕的刺激,有远方新的高峰的呼唤,还会有不知所措的恐惧。

思考为什么而活着是个体的事情,是个体要“认真活着”的努力,这样的努力可能会“无功”,但不会“而返”。弄个水落石出的呼唤应该响彻在人心的最深处。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某一天如果这样的个体足够多,世界就会不一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改变世界,首先要改变自己。

毫无疑问,世界进步了:人类繁荣,人们活得更长、更舒适,在生命中经历了更多。进步来自于人们对意义的思考和追求。回看几千年里,那些聪明人跑到山上当道士,最高成就无非是把平均寿命提高到三十多岁。

追求意义,超越自己,从有限游戏的输赢中升华,才是真正的“大道”。精明者的悲剧,不在于他没活明白,而是在于他从来都没有想去活明白。

2023.4.15

古代哲学:关于人生的完整指南

本文并非原创,而是译自《Eternalised: In Pursuit of Meaning 》(永恒:追寻意义),原文作者佚名。

本文大约一万七千字,初稿借助了微软翻译软件,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编辑修改。原网站还有很多好文章,今后希望能陆续翻译发布。同时推荐您搜索Eternalised网站阅读原文,或通过YouTube或播客收看收听。

哲学是一种生命模式,一种生活行为,一种生存之道。现代哲学忘记了这一传统,当今的哲学话语在生活智慧方面并无建树。知识学科可以抽象,可以与现实世界抽离。而哲学不仅如此,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教我们如何最好地生活。


木匠不会炫耀:“听我来介绍木工艺术”,他会以作品来展现技艺。当面对生活时,我们必须将智识付诸实践,而不是像抖书本的人那样,以善辩哗众取宠;当他回到自己的生活,则立显言行不一。


哲学是关于如何存在于这个世界,必须时刻都要练习,其目标是改变自己的人生。真正的智慧不仅是“知”,而是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来“存在”。


生活能否美好取决于灵魂。美好的心灵可以让人们更好地利用那些有价值的元素,如健康、快乐、幸福、宁静等,让其为生活添彩。相比之下,坏灵魂会产生不良欲望、错误选择和物品滥用,带来以恶习为特征的不堪人生。


灵魂状况,完全取决于能否领悟和理解关于人性的基本真理,从而洞晓人类价值问题的本质。如能通过追求良性生活来实现本性,我们的灵魂将保持健康,即使经历痛苦、吃亏和失败,也能得到幸福完满。身外之物及与身体有关的东西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因为这些不断在变化。坏事总会发生,它们在生命圈的外缘如影随形,伺机而动。然而,美德会让我们回到生命核心灵魂安放的坚实基础之上。但人们会做任何事情(不管多么荒谬)来避免面对自己的灵魂。


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哈朵(Pierre Hadot)所著《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什么是古代哲学》,对古代希腊-罗⻢哲学作了精彩介绍。哈朵强调他所谓“精神练习”的重要性,因为这些练习不仅聚焦于思想或道德,而是针对世界观的转变和个性的蜕变。这样的体验不仅具有道德价值,而且具有存在主义价值。古代哲学中“精神练习”这一概念指出,在那个时代的思想流派中,哲学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古代哲学的课程包括邀请每个人改变自己,在这里,哲学是皈依,是改变存在和生活方式,是对智慧的追求。


智慧应该是一个人努力后的理想,尽管在追求中深知并无实现的希望。人类唯一可以进入的状态是Philo-Sophia,即对智慧的热爱和向智慧的靠近。


通过精神练习,哲学不再是一种理论建构,而是训练人们以新的方式生活及如何与世界相处,这是改变人类的尝试。精神练习对应于希腊语astostis,它不能被理解为禁欲主义的完全禁欲、限制饮食睡眠或节制性行为。精神练习的实践,或曰内在行为,提倡的不是自我克制,而是自我超越。


精神练习与其说取决于行为的性质,不如说取决于行为的方式、态度、方法以及目标。它需要全神贯注于一项活动,并意味着将自己完全沉浸其中,以至于忘我,就像所谓的“心流体验”。


“每天飞!至少一瞬间,尽管可能短暂,只要激烈就好。每天做精神练习—无论是独自一人,还是有同道中人陪伴。精神练习…试着去摆脱自己的激情、虚荣心和谈论自己名字的渴望,这些有时会像慢性疾病一样伤害你。避免反噬。摆脱怜悯和仇恨。爱所有自由的人。通过超越自己而成为永恒。(乔治·弗里德曼,《贤者与圣人》)


精神这个词揭示了这些练习的真正维度。通过练习,个人将自己提升到客观精神的生命之中,即“通过超越自己而成为永恒”。


哲学向智慧的精神进步带来了心灵平静、内在自由和宇宙意识,这是哲学生活方式的三个基本方面,它们都需要通过练习才能达到。


精神练习主要存在于希腊哲学学派中,不能与西班牙神学家圣依纳爵(Saint Ignatius of Loyola)提倡的练习相提并论。后者撰写了Exercitia spiritualia,其中包括了一系列基督教冥想、沉思和祈祷。基督教也採用精神练习,以巩固、維持和更新精神世界的生命,即属灵的生命或灵性生命。


精神练习是融入整个存在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它是生活的艺术。哈朵写道:


“哲学行为不仅位于认知层面,而且位于自我和存在层面。这是一种进步,它使我们更加完整,使我们变得更好。这种转变,颠覆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改变了践行者的生命。在非本真的生命状态中,人们因无意识而黑暗,被焦虑骚扰着。哲学能将人提升到本真的生命状态,使其获得自我意识、正确的世界观、内心的平静和自由。”(皮埃尔·哈朵,《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一个区别是,一个人之所以成为哲学家,并不在于是否发明了某种哲学话语。相反,任何全身心致力于过一种特定哲学生活的人,都可以与那些发展、研究或创立哲学的人一样,被称为哲学家,他们无需写作或教学。


“古代哲学向人类推荐了一种生活艺术。相比之下,现代哲学更多是只属于专家的技术术语的堆砌。(皮埃尔·哈朵,《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苏格拉底


哈朵认为,哲学作为一种生活艺术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出生于公元前五世纪,是西方哲学的奠基人。他开始了哲学的新转变,将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应用于日常生活。自然哲学家或先知学家的工作对古典希腊哲学的发展至关重要,而苏格拉底则教导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其中首先需要考虑道德問題。


苏格拉底从不写任何东西,他质疑普通人认为理所当然或置之不理的一切。他会在雅典的街道上走来走去,要求别人解释那些看似简单的概念,如友谊、正义、虔诚和勇气。他让对话者意识到他们并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些概念,或者会自相矛盾。德尔斐的神谕说苏格拉底是雅典最具智慧的人,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有智慧,在于他是唯一一个认识到自己无知的人。


与那些用智慧换取金钱、只顾自己利益的诡辩家不同,苏格拉底永远不会接受金钱,并且会为对话者的利益说话。他教人们倾听自己的良心和内心的声音,这些能告诉一个人什么是真正正确的。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应该不断向自己和他人提问,直到发现答案。如果答案不是来自个人的思考,那就一文不值。哲学思考的过程至少和答案一样重要,而提问的本质是个人必须独立思考。


对话的大师:认识你自己


苏格拉底是个神秘人物,他是能与他人对话、也能与自己对话的大师。德尔菲的格言“认识你自己”,需要用自我与自身的关系来构建所有精神练习的基础。每一种精神练习都是对话,因为它是自我面对自己和自我面对他人的本真存在的练习。


我们对自我的默认观点是孤立的、个人主义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空虚、孤独和焦虑的主要来源之一,这种焦虑也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的特征。然而,这个默认的自我并不是我们真正的自我。还有一个更高、更本真的“自我”,古希腊人称之为“大我”,这是一个不断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与自然、与整个宇宙的亲密联系的自我。当我们内在的守护神处于良好的秩序状态时,我们就会体验到一种幸福感,一种精神健康和满足的状态。


作为哲学家,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对话。辩证练习需要说服,为此必须使用精神病学来作为灵魂的指导。


“对话只有在对话者真正渴望对话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想发现真相,必须从灵魂深处渴望善,并同意服从逻各斯(Logos)的理性要求。(皮埃尔·哈朵,《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相对于进行理性的论证,我们更要服从逻各斯,让生动的话语引导我们拨云见雾。这样我们才能找到真相,让真正的对话将两个灵魂联系在一起。为了区别于我们通常的对话概念,我们可以使用原始希腊版本:逻各斯对话(dialogos)。
逻各斯将个人所具的理性和联系思想定义为理性能力,将宇宙具有的理性和联系思想定义为支配宇宙组织的理性原则。理性和清晰的头脑使人能够与逻各斯和谐相处。在逻各斯对话中,参与者被转变,这种方式不可能仅仅通过内省或独白来实现。


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教授约翰·韦尔瓦克(John Vervaeke)在他的革命性著作《从意义危机中觉醒》中解释说,古希腊哲学家对理性的理解与我们现代的理性概念不同。成为理性不仅意味着掌握合理论证、逻辑或命题知识,还意味着改变我们自己、他人和世界。这是一种存在主义的努力,改变了我们的存在方式。这是一个参与式认识的过程。理性是认识到我们自我欺骗和幻觉的能力,是自我纠正的需要;理性是与真实的深刻接触。


对话的目的不仅仅是提供信息,而是塑造对话者或读者,以便引导他改变生活方式。重要的不是解决特定问题的方法,而是找到这个解决方案的路径。如此,我们将知识变成智慧。


这一基本方向,可避免使对话变成纯理论性的和教条式的,而是把对话变成一种具体和实际的练习。它不是对教义的阐述,而是引导对话者达到某种确定的心理态势。应该注意到,在每一个精神练习中,我们都有必要改变自己的态度和信念。换句话说,就是与自己搏斗。


苏格拉底被指控不虔诚和腐蚀年轻人,他被判处喝铁杉毒汁而死。虽然他可以逃走,但他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并成为自由质问的烈士。苏格拉底宁愿受死也不愿放弃良心的要求,他认为善高于存在,灵魂高于肉身。在审判中,他说:

“每天讨论美德、听我谈论并挑战自己及他人,是大善,因为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柏拉图,《苏格拉底的道歉》)


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所有其他圣贤来说,从苏格拉底道德生活中受益,多过来自他的教诲。哲学家的任务存在于行动之中。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拖下来,并迫使它质问生活和道德。


柏拉图


苏格拉底的死对许多雅典人来说都是创伤,他的追随者之一柏拉图的任务,是将苏格拉底作为哲学家的形象永存:苏格拉底通过他的话语和生活方式,寻求接近并带他人接近被称为智慧的生活方式。柏拉图在其鸿篇巨著《理想国》中保持了苏格拉底精神,而后来又脱离了自己的导师,因为苏格拉底的真正追随者应该是独立思考的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柏拉图的哲学,以及继他之后的所有古代哲学,甚至那些离柏拉图主义最远的哲学,都致力于在哲学话语和生活方式之间建立密切联系。(皮埃尔·哈朵,《什么是古代哲学?》)


柏拉图主义成为西方哲学和灵性的基石,影响了基督教,后来演变为新柏拉图主义。


“欧洲哲学传统最可靠的通性是,它由柏拉图的一系列脚注组成。(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黑德,《过程与现实》)


柏拉图创立了学院,第一家真正的大学。其目标是建立一个智力和精神社区,从事培养新人类。这在古代哲学生活中留下了明确的印记:哲学只能在学校的框架内,通过共同生活和师徒们的对话来实现。它成为一种分布式认知,可以增加对世界的认知能力。


师承苏格拉底,柏拉图相信美德就是知识,即选择和追求善的知识。那些加入学院的人要接受缓慢而艰难的品格教育,将其作为全部个人的和谐发展,最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其目的是要美好生活,从而拯救灵魂。关于哲学生活方式,柏拉图如此写到:


“这是人类所有风险所在,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抛开其他学习,把精力投入到研究和培育美德之中。也许他将能够发现和认识那个人,此人将传授他如何辨别好生活和坏生活,如何尽最大可能总是选择美好的生活。(柏拉图,《理想国》)


如果我们不采用这种生活方式,生活就不值得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决定走这条路。我们必须每天如此生活,以成为自己的主人。


理想主义:柏拉图型项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寻求价值的三位一体:正义、真理和美。这些是柏拉图型相或观念理论的一部分,它揭示了人和世界的基本品质,并且超越了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当我們自问这些观念的意义时,我們是在谈论灵魂的完美形式。
柏拉图型相是我们判断人生诸事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德价值。正是它赋予了这个世界价值和意义,它是在我们出生并置身于各种观念领域之前,灵魂已具备的基本知识。


完美型相独立于并先于我们对它的所有理解而存在。它们是原型或第一印记,而日常世界中的客体只是不完美的复制品。这就是所谓的理想主义。从那以后,有个想法便一直困扰着哲学:我们并非在所谓的真实世界中体验真实,而只是在其朦胧的影子中体验真实。


洞穴寓言


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不仅是故事,而且是一个神话,它代表了与人类状况有关的永恒模式,涉及真实、知识和生命的意义。


一群人从小就被锁在山洞里,他们无法动弹,只能凝视着眼前的墙壁。囚犯身后是一堆火,人们背着东西走来走去。声音在墙壁上回荡,囚犯们认为这些声音来自阴影。他们只能看到物体的阴影形式,从而将它们误认为是现实。他们并不知道,影子只是真实形式的表象,即现实的表象。对他们来说,真相实际上只不过是图像的影子。


其中一人被放开后,他看到了火和真实的景象。火光伤害了他的眼睛,真相看起来反而不如阴影清晰,所以他回到原来。他永远无法离开洞穴。


如果那个囚犯被强行拖出洞穴,他会愤怒地抗议并感到痛苦。随着阳光变得更亮,这种状况只会恶化。这是自我蜕变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在洞穴外,男人的眼睛慢慢适应光线,直到他可以看到人、动物、水、树木、星星,最终,太阳本身。这是万物生命的光源,使他充满敬畏。


这个人会立即回到山洞告诉其他人,但会盲目地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就像他第一次暴露在阳光下一样。当他告诉囚犯们洞穴外那些令人惊讶和奇妙的事情时,他们会认为他是一个疯子,他们会杀死任何试图把他们拖出去的人。


很少有人能走出虚幻的世界,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逃离洞穴进入真实世界。这是一个启蒙神话,通过上升进入光明,希腊人称之为anagoge。这是一个自我变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与真实更紧密地接触,揭示出此前一直隐藏的东西。对柏拉图来说,这是智慧,是存在的完满。


《黑客帝国》中柏拉图的洞穴


1999年上映的《黑客帝国》代表着人类状况中根深蒂固的秘密。洞穴寓言在电影中被“矩阵”代替,即人工智能通过计算机程序创造出虚假现实。矩阵分散了人类的注意力,而人类的身体被用作矩阵的能量来源,人们必须醒来进入“现实世界”。墨菲斯让主角尼奥选择,蓝色药丸可以让他留在虚幻世界,而红色药丸能让他看到现实的真相,就像被释放者回去告诉洞里囚犯关于真实世界那样。当尼奥离开矩阵时,他说:“为什么我的眼睛会疼?”墨菲斯回答说,“因为你以前从未使用过它们。”


柏拉图的灵魂三方理论


柏拉图可以被认为是第一位提出心理或灵魂结构的心理学家,这至今仍然具有相关性。它有三个部分:理性、欲望、以及古希腊人所说的thumos(它没有英语对应物,但可以翻译为勇气,活力和精神)。


我们都有内心的冲突,这是理性和欲望之间的斗争。理性由人代表,象征着真理或虚假;而欲望(以痛苦或快乐为特征)是像九头蛇这样的怪物,它的头被砍掉后还会生出更多的头,使其成为更危险的敌人。我们经常用短期的快乐来换取长期的痛苦,陷入一个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第三部分的thumos以狮子为代表,反映了社会中的荣誉和共享的文化意义。它是介于理性和欲望之间的中间区域。这种柏拉图式的心理划分可以与弗洛伊德的自我、超我和本我相提并论,尽管它们有很大的不同。


苏格拉底式通过自我认识来减少内心冲突的任务,始于教导人类(理性),人类可以训练狮子(thumos),并一起驯服怪物(欲望)。


通过寻求自我认识来减少内心的冲突,我们能提高技能,并且更多地接触真实。自我转变和与世界接触是相互关联的。我们为了观察世界而改变,而世界通过以新的方式来展示自己而改变。


柏拉图将thumos描绘成驶向灵魂和真善美的战车,车夫代表着人类灵魂,被两匹有翼的马来推动着:凡俗的黑马(欲望)会坠落,不朽的白马(理性)能上升。只有圣灵才拥有两匹不朽的白马。车夫必须经历颠簸,指挥着两匹马,阻止它们向不同的方向拉动,这样才能沿着启蒙之路到达天堂。


这条道路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真实以及完满存在的内在和谐,让我们更深刻地接触真实。


哲学作为死亡的练习


古希腊-罗马哲学家非常强调学会生活、学会死去。柏拉图《斐多》中暗指的死亡练习,其主题是苏格拉底之死及其灵魂的不朽。在哲学中度过一生的人并不害怕死亡,因为哲学实质上就是死亡的练习。哲学家总在试图使自己与灵魂保持一致,并将自己与身体分开。


思想升华的灵魂,对时间和存在进行整体沉思的灵魂,并不认为人的生命是重要的。因此,这样的人不会把死亡看成是可怕的事情。


在这种精神练习中,我们放弃的是个性和不健康的激情,从而将个人提升为宇宙观中的客体。对死亡的清醒预期显示了存在的本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清醒和分裂之间做出选择。为此,我们必须每天死去。学会如何去死的人,会忘记如何服侍 (He who has learned how to die, has unlearned how to serve)。


我们存在于地球上是为了沉思体会神圣的创造,在见证其奇迹并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之前,我们不能死去。智者是大自然的优秀观赏者,他们审视大地、海洋、天空、以及地球上的生灵,这些为智者的灵魂插上翅膀,以便他们在太虚漫步并思考在那里永恒的力量。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鲁塔克写道:


“好人难道不是把每一天都当成节日吗?而且,假以美德,每天都会是一个出色的节日。因为大千世界是最神圣的寺庙,为神灵所厚爱。人从生就被带进其中,成为旁观者。他不应只注视人造的静止的雕像,而应去观察那些有灵性的景象,如太阳、月亮、星星、河里流淌的水,以及滋养万物的大地。有完美的启示,有奥秘的发现,人生应该充满宁静和喜乐。(普鲁塔克,《论心灵的宁静》)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学院学习了二十年,然后在Lyceum的寺庙建立了Peripatetic学校。当柏拉图指向理想的天国时,亚里士多德作为现实主义者,将注意力带回到世界。


苏格拉底寻求智慧来克服自我欺骗,柏拉图提供了心理的结构理论来解释我们如何能减少内心的冲突,而亚里士多德则为我们寻求人生智慧和意义提供了性格成长和发展的路径。


亚里士多德引入了变化的理念,即我们该如何成长和发展,以使生活变得有意义。像蛇一样,我们必须脱掉旧皮,更新自己,否则就会死去。智慧是培养美德的能力,可以使人理性并能够反思对我们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亚里士多德认为,缺乏自控,妨碍了我们做正确的事情。


智慧不仅是“知道”该做正确的事,而是去做正确的事。无知就是不知道正确的事,愚昧就是知道正确的事,却仍然做错误的事。这是理性与欲望之间的搏斗。成为一个完全真实和理性的人,意味着要培养品格、实现智慧、克服自我欺骗、强化心理结构和及与真实的连接。


“实际”和“潜在”这两个词来自亚里士多德。当“发挥潜力”时,我们就走在通往美德生活的道路上。亚里士多德将美德定义为某种特质的不足和过剩之间的点,最伟大的美德不在于两者的正中间,而有时是更接近某端的黄金均值,如自怜和虚荣之间的自信。古希腊人称颂对人类卓越的追求和培养,这使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过上美好的生活。美德是唯一真正的善,是幸福的必要条件。


希腊学派


提问练习最好见诸于古希腊哲学流派,他们将智慧定义为一种完全平静的心灵状态。哈朵写道:


“从这个角度来看,哲学似乎是对人类忧虑、痛苦和悲哀的补救。这些悲苦,在犬儒主义者看来,源自社会约束和习俗;在伊壁鸠鲁主义者看来,源自对虚假快乐的追求;在斯多葛学派看来,源自追求快感和利己主义的私利;在怀疑论者看来,源自错误的见解。(皮埃尔·哈朵,《什么是古代哲学?》)


希腊学派哲学家同意苏格拉底的观点,即人类陷入痛苦、悲哀和邪恶是因为他们生活于无知中。人类痛苦的主要原因是激情,这里激情的含义与现代不同:它指的是不受约束的欲望和夸大的恐惧。有人教导说,人们无法真正生活,因为他们被忧虑所支配。因此,哲学首先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出现,旨在治愈人类的痛苦。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治疗方法,它们都深刻地改变了个人的观察和存在模式。这是哲学的选择,正是由于它,我们才能获得内在的安宁和灵魂的平静。


犬儒主义


犬儒主义哲学由苏格拉底的门徒安提斯梯尼概述,被誉为“犬儒”的第欧根尼是其原型人物。犬儒,字面意思是像狗一样,谴责社会习俗,并提倡回归与自然相适应的简单生活。犬儒主义的生活方式不仅反对非哲学家的生活,甚至反对哲学家的生活。他们拒绝社会生活中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惯例和不可或缺的状态,如清洁、宜人的外表和礼貌。他们在公共场合故意无耻,不畏乞讨,鄙视民意、金钱和奢侈,宁愿过没有财产的简单生活。他们没有城市、没有家园、没有故土,悲惨流浪,日复一日地生活。


“犬儒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哲学,但这是一种哲学话语被极度简化的哲学。象征性轶事的例证:当有人宣布运动不存在时,第欧根尼只是站起来开始走路。(皮埃尔·哈朵,《什么是古代哲学?》)


犬儒主义者认为自然状态优于文明惯例。当第欧根尼看到孩子们没有餐具,便扔掉了他的碗和杯子;当他看到老鼠在黑暗中寻找面包屑,便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安慰。犬儒主义的生活方式包括训练忍受饥饿、口渴、恶劣天气,以便个人能够获得自由、独立、解忧、内在力量,以及能够适应所有环境的内心平静。根据传说,当亚历山大大帝拜访第欧根尼并承诺满足他任何愿望时,第欧根尼回答说:“闪开,你挡住了阳光。”亚历山大宣称:“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那么我应该希望成为第欧根尼。”第欧根尼回答说:“如果我不是第欧根尼,我仍然希望成为第欧根尼。”


第欧根尼会在日光下举着灯笼在市集上走来走去,当被问及他在做什么时,他会回答:“我在找人”。对于第欧根尼来说,大多数人甚至没有资格成为人,他们都是流氓和恶棍。这是揭露文明社会习俗之虚伪的一种方式:配得上“人”这一范畴需要美德。对于犬儒主义者来说,有德行的人完全依照自然和理性行事:那些为金钱、权力和社会习俗而奔忙的人,是真正的“疯子”;第欧根尼才是唯一理性的人。


第欧根尼在柏拉图的讲座上捣乱,有时会在讨论中吃东西来分散听众的注意力。当柏拉图将人定义为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时,第欧根尼带着一只拔掉毛的鸡冲到学院:“看哪!我给你带来了一个人。”柏拉图似乎说过,第欧根尼是一个“疯了的苏格拉底”。


像苏格拉底一样,第欧根尼认为自己被赋予了让人们反思的使命,他以刻薄攻击和自己的生活方式来谴责人们的恶习和错误。


皮洛主义(绝对怀疑主义)


与第欧根尼同时代的皮洛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高调的苏格拉底。他被看作第一位希腊怀疑论哲学家。这些人物都不著书立说,而只是生活,从而吸引模仿他们生活方式的门徒。


皮洛主义由皮洛在公元前四世纪创立。皮洛的行为对应于一种生活选择,它可以用一个成语完美地概括:无动于衷。对于外界事物的影响,他没有感觉到情绪或性情的变化。他对寻常定义的危险和无害不加区别,对人们所在意的高下之分无动于衷,对所谓的痛苦和快乐甚至生死都毫不在乎。这种哲学最出名的是皮洛主义哲学家塞克斯图·恩皮里克(Sextus Empiricus)幸存的著作,他写道:


“相信某事本质上有好坏的人总是心烦意乱;当他没有拥有看似好的东西时,他认为自己被本质上不好的东西折磨着,他便追逐所谓的好东西;当他得到这些时,他会因为非理性和不节制的狂喜而陷入更多的折磨,并且害怕任何改变,他会做任何事情,以免失去在他觉得好的东西。但是,对什么是好或坏不持立场的人,既不会回避也不会强烈追求。结果,他实现了ataraxia(心平气和)。(塞克斯图·恩皮里克,《皮洛主义的轮廓》)


ataraxia是一个希腊术语,首先由皮洛,随后被伊壁鸠鲁和斯多葛学派用来描述一种不受干扰和宁静的状态。这对于实现幸福感是必要的。


人们的不快乐来自于他们想得到他们认为好的东西,或者逃避他们认为坏的东西。如果我们拒绝做出这种区分,不对事物做出价值判断;如果我们对自己说,“这个并不比那个更好”,我们将获得平和与安宁。这被称为悬置,暂停对所有非显而易见的事情(教条)的判断,使我们免于担忧和焦虑。


“悬置是一种智力状态,我们既不否认也不肯定任何东西。ataraxia是灵魂的一种无烦恼和宁静的状态。(塞克斯图·恩皮里克,《皮洛主义的轮廓》)


因此,根据皮洛的哲学,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寻求稳定,进入与自己极致平等和解的状态,进入完全冷漠、内在自由和无动于衷的状态。这是一种神圣的状态,并非易事,因为它需要完全剥离人,或从人的角度完全解放自己。


因此,皮洛的哲学像苏格拉底和犬儒主义者的哲学一样,也是一种生活哲学,是改变个人生活方式的练习。


斯多葛主义(淡泊主义)


斯多葛主义是西提姆的芝诺在公元前三世纪早期创立的一种哲学。对于斯多葛学派来说,人类的灾难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试图得到未能获得或保留他可能失去的东西、试图避免往往不可避免的不幸。斯多葛这个名字来自Stoa Poikile,或彩绘门廊,芝诺曾在那里接见并教导门徒。


斯多葛学派并不寻求消除自己的情绪,而是与之和谐相处。很明显,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我们心理中有自己无法控制的元素。构成无意识的那些想法和情绪先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斯多葛学派知道人们有难以控制的自动反应,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专注于可控制范围内的事情。


在斯多葛主义中,生活的目标在于要按照自然的美德,这是善良和理性的,由逻各斯驱动。没有邪恶的自然,而且因为人们都因逻各斯而相互联系,当一个人伤害别人,他也在伤害自己。


“伤害蜂巢的就是伤害蜜蜂的。”(马库斯·奥勒留,《沉思录》)


斯多葛派圣人的理想阶段是冷漠(apatheia,字面意思是,没有悲情或激情),这与ataraxia略有不同,尽管斯多葛学派同时使用这两个术语。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来看:apatheia是摆脱狂野情绪波动干扰,能导致ataraxia这种宁静的状态。换句话说,ataraxia是一种副产品。apatheia应被视为一种平静的状态,不应与现代的冷漠概念(apathy)相混淆。


斯多葛学派将哲学分为三部分: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哲学话语和哲学本身。在教授哲学时,这三个部分的理论固然很重要。然而,哲学的生活方式不再是分成几部分的理论,而是单一的行为,由生活逻辑、物理和伦理组成。如此,我们不再学习逻辑,即表达和思考的理论,我们只是更好地思考和表达;不仅完全意识到我们在做什么,而且完全清楚我们在想什么;我们不再介入关于物质世界的理论,而是思考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我们不再对道德行为进行理论化,而是以正确和公正的方式行事。正如马库斯·奥勒留所写:


“不要再浪费时间争论一个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了,做个好人。(马库斯·奥勒留,《沉思录》


斯多葛学派及其竞争对手伊壁鸠鲁学派,都认为物理学不是为其自身而发展,而是具有伦理学的终结性:斯多葛学派的物理学对于伦理学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向人们表明,有些事情不受自己把控,而是依赖于外部的原因。


所有我们能决定的事情都有道德上的善恶。其他一切不依赖于我们的东西,指的都是必要的因果联系,不受我们意志的约束。我们要从对现实的“人类”看法,转变为对事物的“自然”看法。


Prosochē是斯多葛派的基本精神态度,它是一个人专注能力的发展,是一种持续的警惕和思想存在,是永不休眠的自我意识,是灵魂的持续紧张。斯多葛学派会同意G.K.切斯特顿的观点,他写道:


“唯一值得称之为勇气的勇气,必然意味着灵魂越过某个临界点并且没有破碎。(G.K.切斯特顿,《何为正统》)


由于精神警觉,斯多葛学派对生活的基本规则总能信手拈来:去区分什么取决于我们,什么不依赖我们,亦即控制的二分法。我们必须专注于可控范围内的事情,而对无法控制的事情不予置理。换句话说,对漠然的事物漠不关心。智慧来自将注意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宁静祈祷》回应了同样的信息:


“上帝啊,请赐予我宁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情;赐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事情;赐予我智慧,来了解差异。(《宁静祈祷》)


人们应该自问,“对这种情况,我能做些什么呢?如果没有,我为什么要担心?既然它超出了我的控制范围,担心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无意义地去做。”


从某种意义上说,关注当下,是精神练习的关键。因此,斯多葛学派会铭记格言,将其写在 enchiridion(手册)中,随身携带,每天冥想。这样,必要时他们可以面对自己的恐惧、悲伤、愤怒和他们无法控制的事件。马库斯·奥勒留的《沉思录》就是明显的例子。


逆向思维(Premeditatio Malorum)


斯多葛派的逆向思维或负面观想提倡,我们要想到贫穷、痛苦和死亡。我们不能害怕提前思考别人认为不幸的事件,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拥抱命运,因为它不依赖于我们。心甘情愿者被命运引领,不情愿者被拉扯。我们应该珍惜自己所拥有的,而不是希望事情有所不同。爱比克泰德写道:


“不要寻求一切如你所愿,而是希望一切都自然发生。这样你的生活会顺利进行。(爱比克泰德,《手册》)


负面观想使人更有能力忍受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痛苦。这种练习与过度思考或Rumination (持续焦虑沉思)完全不同,Rumination不是我们在控制,而是被控制,是成为激情奴隶的结果。


“你思考的事情决定了你的思想质量。你的灵魂呈现出你思想的颜色。(马库斯·奥勒留,《沉思录》)


很多时候,我们受苦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而是认为将会发生什么。我们在想象中遭受的痛苦比在现实中遭受的痛苦更多。一个人只有通过穿越黑暗才能征服黑暗,试图逃离黑暗,我们却会不可避免地深陷其中。


记住你终将死去(Memento Mori)


铭记或沉思自己的死亡对斯多葛学派来说,是另一种很重要的精神练习。我们习惯于把生活中的许多事情视为理所当然,直到一些根本不幸发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突然意识到对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多么缺乏关注。我们都是生活中的梦游者,是那些莫名其妙或危及生命的经历,激活我们对死亡的思考,将我们从“睡眠人生”中唤醒。这种经历既有恐怖,也有敬畏。马库斯·奥勒留写道:


“把自己想象成死人。你已经活过,现在带着剩下的东西,好好地活。(马库斯·奥勒留,《沉思录》)


我们必须完成生活中的每一个行为,就好像它是最后一次。这些不仅仅是思维练习,而是应该改变我们的整个存在,回到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情,将我们弯曲的人生之路拉直。


自愿不适(Voluntary Discomfort)


另一种练习是自愿不适,这更像是一种身体而非精神练习,尽管两者都可以同样具有变革性。自愿不适就像爬山,前方有障碍和困难,甚至有可能从高处坠落受伤。但是,一旦你到达山顶,将会看到不可思议的最美丽的景色。


哲学家威廉·欧文(William Irvine)在《美好生活指南:斯多葛喜悦的古代艺术》中,举例说明了自愿不适:


“当我参加比赛时,看上去我试图击败其他赛艇运动员,但实际上我正在进行一场更重要的比赛:与另一个自己的比赛。那个自己不想学划船,不想锻炼,宁愿黎明前睡在温暖的床上……(“如果你放弃划船,”他会用最诱人的声音说,“所有这些痛苦都会结束。为什么不干脆退出呢?想想那感觉会有多好!”)很奇怪的是,在与另一个自我更重要的比赛中,我此刻的竞争对手同时也是我的队友。通过相互竞争,我们都同时与自己比赛,尽管并非所有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为了相互竞争,我们必须单独克服自己,自己的恐惧、懒惰和缺乏自律。一个人完全有可能在与其他赛艇运动员的竞争中失败,甚至排到最后,但在这个过程中,他战胜了自己。(威廉·欧文,《美好生活指南:斯多葛喜悦的古老艺术》)


我们最大的敌人离我们如此之近,以至于看不到它,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个敌人。征服自己是最困难的任务,也是自我认识的终身任务的一部分。


伊壁鸠鲁学派


伊壁鸠鲁学派在公元前四世纪由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创立。对于伊壁鸠鲁主义者来说,人们的不快乐来自于他们害怕不该恐惧的东西,渴望没有必要渴望的东西。他们被不合理的恐惧和未满足的欲望所困扰,耗尽生命。结果,他们被剥夺了唯一真正的快乐:存在的快乐。从不合理的欲望、痛苦和恐惧中解脱出来,才能实现宁静(ataraxia)。


伊壁鸠鲁认为我们的主要恐惧来自神和死亡。斯多葛学派宇宙观的特点是天意:系统、秩序和设计;而伊壁鸠鲁学派的宇宙观由原子定义:分散、混沌、偶然。对于伊壁鸠鲁来说,众神与宇宙的创造无关,也不关心世界或人类的行为;另一方面,死亡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因为灵魂是由原子组成的,就像身体一样,在死亡时会解体并失去所有感应能力。他写道:


“死亡与我们无关,因为只要我们存在,死亡就不在这里。当它真的到来时,我们就不复存在了。(伊壁鸠鲁,《给梅诺修斯的信》)


伊壁鸠鲁主义者也会练习死亡铭记,因为它可以唤醒灵魂中对生命这一奇妙礼物的感激之情。我们必须说服自己,随黎明而来的每一天都将是最后一天,然后深怀感激迎接每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刻。


获得稳定快乐的方法,在于对欲望三个维度的质问:自然的和必要的欲望,自然但不必要的欲望,既不自然又不必要的空虚的欲望。


自然和必要的欲望能满足人们摆脱疼痛的需要,与基本需求或必需品相对应;自然但不是必需的欲望类似于对大快朵颐和性满足的渴望;既不自然又不必要的空虚的欲望,是对财富、荣耀和不朽的无限渴望。伊壁鸠鲁的谚语恰如其分地总结了这种欲望的划分:“感谢有福的大自然,让必要的东西垂手可得,让难以获得的东西无关紧要。”


对于伊壁鸠鲁主义者来说,我们必须关注于自己生命的治愈。治愈在于将灵魂从生活的烦恼中带回到生命的简单快乐。正如伊壁鸠鲁谚语所讲:“哲学家的话若不能治愈人类的任何痛苦,即是废话。”正如医学如不能治疗身体疾病就没有价值一样,哲学如果不能驱除心灵的痛苦,也没有价值。


肉体的呼求是:不饿,不渴,不冷。如果一个人能享受拥有这些,并享受能继续拥有的希望,在幸福这一点上甚至能与宙斯比肩。伊壁鸠鲁写道:


“我们的行为是为了避免痛苦和恐惧。一旦成功,灵魂的暴风雨就完全消散了,因为活生生的人已不需要像缺乏时那样追逐,或寻求其它东西来实现灵魂和身体的健康。恰恰是因缺乏快乐而受苦,我们才需要快乐。当我们不因缺乏而受苦,也就不需要快乐。(伊壁鸠鲁,《给梅诺修斯的信》)


快乐作为对痛苦的抑制是绝对的善。它既不能增加,也没有新的花样,正如晴朗的天空不能变得更明亮。这能让人意识到一些非凡的东西,我们已在不知不觉中拥有,这就是我们自己存在的乐趣。


要治愈灵魂,没有必要像斯多葛学派那样,让它把自己伸得紧紧的,而是训练让其放松。与其提前想象不幸,以便准备承受它们,我们宁愿将思想从痛苦的景观中分离,将目光锁定在愉快的事物上。我们要重温对过去快乐的记忆,享受现在的快乐,认识到现在的快乐是多么强烈和令人愉快。哈朵写道:


“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精神练习,不同于斯多葛学派的时刻警惕并捍卫自己的道德自由。相反,伊壁鸠鲁主义宣扬对宁静放松的刻意及不断更新的选择,结合于对自然和生命的深切感激。只要我们知道如何找到,它们就会不断为我们提供快乐和愉悦。(皮埃尔·哈朵,《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伊壁鸠鲁主义者来说,归根结底,快乐是一种精神练习。这不是单纯的感官满足式的快乐,它是来自沉思自然的智力快乐,是对过去和现在快乐的思考,最后还是友谊的快乐。可以说,友谊本身就是卓越的精神练习。师徒们互相帮助,为灵魂寻找解药。伊壁鸠鲁主义者们基于互爱互信而相互依赖,这些对实现幸福这一主要目标的贡献至关重要。
伊壁鸠鲁哲学可以被概括为以下四重答案:


“众神不需畏惧,死亡并不可怕;好的很容易获得,不好的很容易承受。(菲洛德默斯,《赫库兰尼姆莎草纸》)


伊壁鸠鲁主义者们住在伊壁鸠鲁花园,这已成为伊壁鸠鲁哲学的象征。伊壁鸠鲁本人死于肾结石,享年72岁,过程缓慢而痛苦。尽管如此,据说伊壁鸠鲁始终保持开朗,并继续教导直到最后。对他来说,修行好生和修行好死是一回事。他一直忠于自己的哲学,直到生命的终结。


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相似之处


尽管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哲学不同,但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即对基本格言的强烈沉思,对生命有限性的不断更新的认识,对良心的审视;最重要的是,对时间的特殊态度:活在当下,让自己既不被过去困扰,也不担心未来的不确定性。每一刻都有无限的价值,智慧在瞬间就像在永恒中那样完美和完整。我们的幸福是迫切的,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死亡是一个持续的威胁。如果能智慧地生活,任何寿命都是足够的;当我们等待生活时,生命与我们擦肩而过。


新柏拉图主义


普罗提诺(Plotinus)被认为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这种哲学出现于公元三世纪,是当时已极其丰富深刻的知识遗产的宏伟集成。他们从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斯多葛主义和宗教中汲取灵感,是几个世纪以来对人类状况持续探究所产生思想的综合。


在自然和可见的物质世界的外表背后,有三个层次的真实描述了内在生活和自我的层次:灵魂,nous(智力或思想),“一”或“善”。这是三个假设,是支持所有真实的基本底层实质。万物永恒地从“一”而来,然而却没有因果关系,因为“一”不是一个存在,而是存在本身。


“一”创造了多,生命依赖于这个最高的神圣单一原则,因为它是绝对的真实。Nous是生命的最高活动,它为了理解自身存在的前提而转向“一”,它在本体论上先于通常被视为终极现实(思想高于物质)的物理领域。


在将思想与其对象的确认中,所有形式和观念的理想世界都被概念化了。灵魂从nous的内在活动中脱壳而出,是新柏拉图主义的核心,这是一种灵魂哲学或心理学。灵魂从永恒形式的景象中获得信息,诞生出整个宇宙以及地球上的生物圈。它是能够激发物质的通用生命现象。灵魂不存在于身体中,身体只是依存于灵魂的物质和感性世界。正因如此,抛开新柏拉图主义的各种超凡脱俗性,需要强调的是,他们居住的有形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善良、神圣和美丽的地方。


就像普罗提诺在死亡之刻向追随者宣告的那样,对于新柏拉图主义者来说,生活的目的是将我们自身的神性带回到万物之神。这个目标不是尽人类所能来实现生命的世俗成就,而是最广义的神化。


普罗提诺将精神练习描述为不仅认识“一”,而且与它变得相同,完全消灭个体性。正是在这里,在转瞬即逝的光芒中,发生自我的蜕变。


“然后先知不再看到他的对象,因为在那一瞬间,他不再将自己与它区分;他不再有两个不同事物的印象,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成为另一个。他不再是他自己,也不属于他自己,但他与“一”是一体的,就像一个圆的中心与另一个圆的中心重合。(普罗提诺,《九章》)


对哈朵来说,新柏拉图主义的“一”形而上学不是纯粹理论或抽象的,而是用来表达一种内在体验;这种体验是基本的,却无法表达。人类的自我与超验的“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普罗提诺四次经历了与神合而为“一”的神秘结合,然后写道:


“我现在怎么能下来,我的灵魂怎么可能进入到我的身体。”(普罗提诺,《九章》)


普罗提诺不仅是哲学家,还是一位精神导师。对“一”的认识,使人的注意力从虚荣的专注和夸张的忧虑中转移开来。神学(与上帝合作)的概念,成为新柏拉图主义者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确定了能够净化灵魂的仪式、直接载体和星光体,从而允许它沉思众神。唯一能使我们与神结合的不是理论哲学,而是我们不理解的仪式。哈朵写道:


“对于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这两个主导古代末期并相互对立的精神运动来说,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拯救自己,而必须等待神灵主动出击。”(皮埃尔·哈朵,《什么是古代哲学?》)


我们绝不能停止刻塑自己的雕像,直到美德的神圣光辉照耀我们。当人从遮掩灵魂真实面目的激情中解放和净化自己时,灵魂的非物质性就会转化为体验。塑造自己本性的形象,象征着对自我转变的追求。雕像预先存在于大理石块中,足以在摈弃多余之后,让自己呈现出来。让灵魂修行美德,就会明白灵魂之不朽。


所有古代哲学流派都同意,人在哲学皈依之前,处于一种痛苦的不安状态。被烦恼吞噬,被激情撕裂,他没有过真正的生活,也不是真正的自己。然而,他可以通过一个转变的过程达到一种宁静的状态。幸福在于独立、自由和自主。这是回归本质,即真正的依赖我们的“我们自己”。哈朵写道:


“在柏拉图主义那里,我们的确发现了格劳科斯(Glaucos)的著名形象。作为海洋深处的神,格劳科斯浑身覆盖着泥土、海藻、贝壳和鹅卵石,面目全非。灵魂也是如此:身体是厚厚的粗糙外壳,覆盖并完全损毁了灵魂的面容;灵魂的真性只有在它从海中升起,抛弃所有外在之物时才会显现出来。学习死亡的精神练习,包括将自己与身体、激情和欲望分开,可以将灵魂从所有多余添加中净化出来。(皮埃尔·哈朵,《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基于斯多葛学派“是否取决于我们”的区分,我们可以拒绝所有外在陌生的东西,回到真实的自我。伊壁鸠鲁主义也是如此,通过忽略不自然和不必要的欲望,我们可以通过满足自然和必要的欲望来获得自由。因此,从根本上说,所有的精神练习都是对自我的回归,使自我从深陷忧虑、激情和欲望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


每种哲学都取决于个人性格类型。没有一种哲学适合所有人,人们应该找到最适合自己生活的某种哲学或某些哲学。这种自我认识最终是对自己的寻找。


从上向下看:宇宙意识


许多古代哲学家实践了从上面看的精神练习,其中自己要转向第三人称视角,从个人对事物的狭隘观点后退一步。这种富有想象力的飞越并非将人类事务视为微不足道,而是要通过宇宙意义来丰富个体人生。古代圣人有意识地生活在宇宙中,让自己与宇宙和谐相处。宇宙的整体性在每个瞬间都被包含和暗示。


这种宇宙意识超越了个体性的极限,将自我扩展到宇宙本性的无限,将自己从激情产生的烦恼和痛苦中解放出来,并上升到逻各斯的大同要求。也就是说,不是以我们希望的那样来看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而是要看它本来的样子。在这短暂的瞬间,我们体验到“就是这个”或“这样”的世界。这是与世界融为一体的惊人实现,是主客体界限的消除,是漂融于大海的愉悦体验。


大道(万有)没有必要为了临在而来。如果祂不存在,那是因为你让自己远离了祂。


“古代的哲学是时刻都要练习的。它邀请我们专注于生命的每个瞬间,一旦我们用宇宙的视角来取而代之,就能意识到每个当下的无限价值。智慧的运用需要宇宙维度。平常人已经与世界失去了联系,看不到真实的世界,而是把世界当作满足自己欲望的手段,而圣人却从未停止过让整体呈现于脑海。他在宇宙的视角下思考和行动,他有一种超越他个体性极限的整体感。(皮埃尔·哈朵,《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2023.1.22

到桃子家里去

从南京西路拐进南汇路,左边是梅龙镇广场,右边密密麻麻有些小店。不知哪边的排污管道破裂,这段路上大粪的气味经久不息。向前走几十米,穿过奉贤路口,是九十五年前蒋中正和宋美龄交换戒指的地方。那时此处是大华酒店的宴会厅,名流政要大亨地痞云集;窗外花团锦簇,芳草萋萋。


最初动笔写费非的时候,奉贤路上小殷的酒吧还不是网红店,下午只有寥寥几个人。写个开头,发到公众号上,我转给小殷看。很快,他来到我的桌边:“劳叔,你是不是没怎么读过小说?”

小殷作为店主,总能让人如沐春风,此刻他的直率让我既羞愧又感激。我站起身去厕所,酒吧照片墙上的大作家们投来满目鄙夷。小便时,我把链接顺手发给费非。过了几个小时,他才回复:“已经被删了。坏人太多,你不要夹带私货。”

账号被临时禁用,令人沮丧。然而费非没有约我吃晚饭,也没给我言语上的安慰。他说:今天起床后,心情不好,有必要去伤害一下自己的身体。

他肯定去了桃子家里。

我没问过桃子的原名,人们叫她桃子,可能是因为她住在桃江路上。桃子在二楼的家很宽敞,同样的面积,楼下有三家小店:桃子的纹身工作室、乔伊的咖啡馆,还有江西姑娘的米粉店。桃子住处的前窗被梧桐树遮掩着,夏天有些昏暗。多年前,丹麦男人将这里装修成北欧风格。此后男人换了好多,桃子房间的样子却没变过,浅黄色的墙,原色的木地板。

费非二十多岁时,为了办结婚登记,从西安回上海开证明。夏日炎热不堪,他独自在衡山路上闲逛。抬头看去,前面正走着一个穿短裤的长腿姑娘,裸露着白花花的肩膀。姑娘的背影和走路的姿势吸引着费非,他一路跟随着,走到桃江路,走进一扇临街的小门。

多年后,我和五十岁的费非坐在乔伊咖啡馆外面的座位上,看路上男男女女走过,费非感叹:看人的魅力,要看背影;看人的灵魂,要看走路的姿势。这方面,没人能比得上桃子。

那个夏天费非跟随的姑娘就是桃子,当时桃江路上的小店还是空空荡荡。进门之后,桃子转头,费非慌张地问:这里卖什么?桃子说:这里做纹身。费非说:那我就买个纹身。

费非是桃子纹身工作室的第一个客户。纹在右边手臂上的,是金斯基的头像;纹在左边肩膀上的,是一个秃鹰的头。

读初中的时候,费非看过《德克萨斯州的巴黎》。从此便向往着德克萨斯州的荒原,也迷上电影里金发的金斯基。大学四年,他几乎只学英语,最后以顶级的托福和GRE成绩,轻松拿到德克萨斯大学的offer。可临近毕业,他出事了,直到现在,也没去过德克萨斯。

从看守所出来后生计没着落,费非跑去西安投奔同学莫广宁。古都旅游业发达,不到一年,费非就成了最受欢迎的英语导游。分别四年后,我从英国回来为论文准备资料,在西安与他重聚,也见到了他在香格里拉做前台的女朋友。范漪丰满文静,费非感叹:和她相拥,如同沉浸在黄河母亲的怀抱里。

费非第一次见范漪父母,有我和广宁现场帮忙,一切顺利。此后,当女友家长为他俩操办婚事时,费非开始动摇。他给我写信说:每次去范漪家里都感到浑身不自在,无法想象和岳父母住在一起,也难以如他们期待的那样,马上生孩子。“更关键的是,范漪和她妈妈无论是长相、声音还是日常动作,都很相像。王尔德说过:All women become like their mothers. That is their tragedy。你见过她妈有多胖,小范将来一定会发福,一定会变成她妈那样。”

费非想和女友分手的想法遭到广宁的坚决反对。此时,广宁已经从机关辞职下海,做机电产品进口。广宁说:你费非能有范局长这样的岳父,今后完全可以和我在西安闯出一片天地。费非说:我做不了生意,只想去德克萨斯。

我写信劝费非,在国外找女朋友不容易,只身在外会感到孤独。他的回复令我啼笑皆非:向往荒原的人,对孤独并不介意。

广宁做事周到大气,人缘极好,也拥有说服别人的天赋。他带费非去了城里最豪华的夜总会,那里有很多好看的姑娘。灯影恍惚,酒香醉人,广宁搂着费非的肩膀说:男人当以事业为重,家里只要稳定就好。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有了钱一切都不是问题。

次日清晨,费非在酒店的客房里醒来,身边躺着陪他唱歌喝酒的妹子。住在隔壁的广宁带他下楼吃自助餐,再次劝他没必要离开范漪。费非说:好吧,先回上海去办手续。

费非最终拿到了办理结婚登记需要的户籍证明,却没能如愿申请到护照。回到西安,在范漪家的饭桌上,范局长看到他臂上的外国女人头像和鹰头,满脸阴沉:你给我把这黑乎乎的东西洗掉!

费非回答:纹身是永久的,这辈子都去不掉。

范局长很生气:你这个样子像什么?我不能让女儿嫁给小流氓!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悬念。范局长对费非越看越不顺眼,太太表示深有同感。至于范漪,作为独生女,她觉得孝顺是理所当然,也更愿意相信父母的远见。费非暗自得意,每天光着上身在镜子前握拳伸臂。

广宁无可奈何,只好凭自己的努力,去巩固和范局长的关系。费非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广宁曾允诺给他的利益,他诚恳地说:范局长帮你,都是因为看重你的能力,以后你好好报答他就是。

几年之后桂花飘香的季节,我从英国回来给跨国公司“做买办”,广宁也开始在上海做起房地产。他要招待从家乡来的客人,顺便邀请我去见识上海的夜生活。等我走进夜总会那个大包间,昏暗的灯光下,白发的范局长正高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身边偎依着两个穿着暴露的姑娘。他早已不认识我,不会记得我曾经和他吃饭。广宁悄悄说:伺候这样的老头子,一定要找最骚的。

我们大多数的同龄人都由衷地感激时代,也大都有幸结识过几个风云人物。广宁很早就是我们校友中的佼佼者,多年奋斗,名下拥有了两家上市公司,多次为母校的发展壮大慷慨解囊。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校庆纪念日的晚宴上。那天广宁曾为他设立的基金会揭幕,曾给年轻的学子们演讲。然而,晚宴没结束,他就被两个人带走,从此消失了大半年。

对于广宁的消失,有过很多传言。有人说,他被公安用丰田大霸王连夜带回家乡协助调查,而调查对象就是已退休的范局长。对此,我无法证实。范局长的确被判了重刑,而广宁后来仍常见于媒体,高大挺拔,神采奕奕。

费非则是最被人们惋惜的人。广宁刚到上海做房地产时,曾让他穿上西装,负责公司财务。费非喜欢管钱,将公司资金借给了中学同学炒期货,没多久就被广宁开除。此后,他一直做翻译,一直住在广宁公司早期买下的公寓里。

我曾经认真地问过费非:“我算是你最好的朋友吧?”他没立即回答,盯着我想了很久:“男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看我有些惊讶,他安慰说:“你是我交往最久的朋友。在你之前认识的人,都没联系了。”

除我之外,他最久的朋友就是桃子。他说桃子是个艺术家,汤姆-克鲁斯来上海拍电影,还偷偷去她工作室做纹身。费非后背和胳膊上布满被桃子伤害的印记,大都是没人能看懂的象形文字。每年冬天他们都会一起消失一个多月,有时去云南,有时去广西。我问过他去做了什么,费非总是微笑着摇头,满脸神秘:“等你孩子上大学走了,我们带你一块去。”

我没做过纹身,但费非偶尔会带我去桃子隔壁喝咖啡。最初认识桃子时,我惊叹她肤色的白皙。不知从何时起,她迷上了晒太阳,在工作室后面的小院里将自己晒得黝黑发亮。年纪越大,屁股越翘,始终不变的,是她走路的姿势。

我曾对桃子说,每次见到她,都会想起《加州旅馆》中的歌词:She’s got a lot of pretty pretty boys, that she calls friends。桃子笑笑:我才不以貌取人。你们读书人太麻烦,我找的男朋友都要有手艺。的确,桃子以前有过裁缝、木匠和理发师,过去几年的男朋友是个西班牙厨师。他们本来不住在一起,春天封控两周后,西班牙人求领事馆帮忙,去餐厅拿了火腿、香肠、奶酪和红酒,才搬到桃子家里。

夏天,没等到上海的餐厅恢复营业,西班牙人就急着关店回国。他向桃子求婚,说要带她离开上海。桃子拒绝:上海需要我,很多人要纹身,我哪里都不去。西班牙人无奈,怅然离开,把店里的库存都留给了桃子。桃子说:那人很烦,动不动就哭哭啼啼。

桃子现在的男友来自北非摩洛哥老城丹吉尔,在上海为不同的乐队弹贝斯。我在老任的JZ Club见过他,一头黑色卷发,高高的个子。估计早年嗑药过度,看上去动作缓慢,眼神迷离。桃子谈起恋爱,一如既往地认真,发誓在绝经前不再找别的男人。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决定改信伊斯兰教。

傍晚时分,小殷店里剩下我一个客人,他自己坐在露台靠墙的椅子上翻手机。又是静默期,小殷满脸阴郁。我正想着找地方吃晚饭,费非发来消息:“来桃子这里吧。西班牙人留下不少伊比利亚火腿和红酒。她现在有信仰了,红酒归我,火腿归你。”

这主意很好。我站起身,和小殷挥手告别,到桃子家里去。

2022.11.1

两性关系问题的生物学真相

人类最大的悲剧,就是缺乏面对真相的勇气。

前几年读过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owkins)的《自私的基因》,虽然没有完全读懂,但对我的影响已经足够大。书中有两章谈代际关系和两性关系,非常有趣。

道金斯是生物学家,他谈的两性是生物中的雌雄,是关于狮子、蜜蜂或蚂蚱之类。但在哲学家叔本华看来,地球上所有生物在追求一种无意义的存在方面,其愚蠢程度都是一致的。

地球上从“原始汤”的出现到现在,中间大约已经过去了30亿-50亿年。在这个无法想象的漫长过程中,生物所有的进化都是基因不断复制的结果,是基因要生存和复制这一强大意志的体现,而我们所有的生物都是同一种复制基因 – 即DNA分子 – 的不同种类的生存机器而已。所有生物大脑所接受的,是基因的指令。

在自然界,几乎所有生物都是通过两性繁殖来实现基因的复制的。雌雄配偶之间,本来是毫无血缘关系的,他们无非是要利用对方来实现自己基因的传承。所以,本质上说,雌雄双方,都希望能和更多更优秀的异性交配,都希望对方多承担一些抚养子女的责任,从而增加其自身基因的繁殖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生物界里,成为“渣男”和“荡妇”都属于最原始和自然的冲动。

只有人类,把交配当成一种乐趣来孜孜不倦地追求,寻求快感成了一种目的。对于生物界的“渣男”和“荡妇”,尽可能多地繁殖是唯一的目的,这远远比乐趣重要。

雄性的薄情和滥交,有可能会在短期内得逞。但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雌性会逐渐认识到,与渣男交配,被甩锅的后果很严重,她的生存和繁殖会受到伤害。雌性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要去寻找更为忠诚可靠的异性来交配,这样渣男便会失去交配的机会。

对于“荡妇”型的雌性来说,其交往的雄性会无法辨认其所生子女是否自己的基因,从而会放弃抚养甚至会伤害这些幼儿,这样,荡妇也不得不收敛。

雌性选择本分还是放荡、雄性选择忠诚还是薄情,会有各种组合。对于基因传承这一任务来说,各种组合会产生不同的成本和收益。雌雄双方会基于利己的动因,对不同组合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权衡的结果,在自然界会达到一种进化意义上的平衡和稳定。

总的来说,在稳定的进化状态下,雄性寻花问柳的概率要高于雌性纵情放荡的概率。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雄性的精子和雌性的卵子数量和大小是有很大区别的。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相互融合,雌雄双方取得的收益是一样的,即子女遗传基因的50%。但精子和卵子付出的成本相差甚大,精子不提供任何的营养,而卵子却要贡献所有的食物储存。同时,雄性产生的精子数量要远远高于雌性所能产生的卵子的数量。理论上来说,一个雄性个体所产生的精子的数量,足以满足100个雌性个体的需要。

尽管如前所说,雌雄双方都希望和尽可能多的异性交配,但雌性更难以如愿以偿,因为她从一开始就以其大而营养丰富的卵子付出了比雄性更多的投资。从怀孕的一刻起,她就承担了更多的义务,并可能因幼儿死亡而承担更大的损失。

相对于雌性成为荡妇的冲动,雄性成为渣男的方便程度要高出很多。

那在这场从一开始就不同等的合作关系中,面对雄性可能的抛弃行为,雌性该怎么办?她唯一的武器,就是拒绝交配,而一旦交配,便覆水难收。“她是被追求的对象,她是卖方,这是因为她的嫁妆是一个即大又富有营养的卵子。凡是能成功与之交配的雄性个体就可以为其后代获得一份丰富的食物储藏”。

在这种情况下,雌性的选择,有两种策略:一种称为家庭幸福策略(domestic bliss strategy),即暖男策略,另一种称为美男策略(he-man strategy)。

“暖男策略”中,雌性要在交配之前,要充分考验和判断雄性的忠诚程度。她必须要拿架子,忸怩作态,通过延长时间来检验雄性的耐心、诚心、以及抚养能力。追求的仪式通常包括雄性个体在交配之前要进行重要投资,比如筑巢、准备食物。在漫长的过程中,雄性向该雌性求爱要消耗掉很多时间和精力,不得不放弃与其他雌性交配的机会。这样,到他终于如愿以偿时,他和她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而他知道,今后他要接近其他雌性还会从头再来一遍,前面的投资变成沉没成本。这样一来,他要抛弃现在这个雌性个体的念头就没有多大诱惑力了。

道金斯进一步说:只要能够使雄性个体付出昂贵的代价,不论是什么,在理论上都能奏效,即使付出这种代价对未来的后代并没有直接好处。

“美男策略”仅适用于生物界里这样一种场景:即雌性个体可以不依赖雄性来抚养后代,她们可以用自己的能力来培育优质基因。在这样的情况下,雌性会再次将拒绝交配作为武器,慎之又慎、精心挑选,以确保她们选中的雄性个体确实比其他个体拥有更多的优质基因。

由于雌性动物们对优质异性的判断标准是一致的,因而导致只有几个少数的幸运雄性有机会和大多数的雌性个体交配。雌性动物在挑选优质基因做配偶时,基本都是以外貌为主,即要求对方肌肉发达、英武有力。在自然界,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即雄性动物往往更需要有鲜艳的色彩来吸引异性,哪怕鲜艳使他更可能成为捕食者的猎物。

达尔文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说过,每次观察孔雀开屏,他都会禁不住要发狂。从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法则来看,雄性孔雀的尾屏,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只会增加其行动的难度,使其笨拙不堪。这里的玄妙之处在于,雌性孔雀和众多的鸟类一样,都是一些外貌主义者,她们基本上可以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因此,在寻偶时,审美要求很高,雄性孔雀不得不在自身的外表和装饰方面下功夫。可见,生物界的进化,不只有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还有寻偶过程中的审美选择。

在自然界,从繁殖角度讲,雌性更有话语权,是选择的一方。雄性作为被选择者,要想展示自己的实力,只有通过外貌和体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于人类以外的动物,雄性比雌性往往更好看,狮子、孔雀、鹿、绝大部分的鸟类都是如此。可以肯定地说,在动物界,雌性的择偶偏好推动了审美的进程,影响着物种的进化。

那么,作为雄性动物,在哪个策略为主导的种群来生存会更幸福呢?须知,在以美男策略为主导的海象和极乐鸟种群中,雌性可以不依靠雄性抚养子女,96%的雄性是终生没有交配机会的。雌性的经济独立,为雄性的寻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雌性越是独立的种群,雄性的外貌指数要求越高,得不到交配权的雄性的比例也越高。在这个场景中,暖男不如美男。

好的,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哲学领域了。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时,独身主义者叔本华已接近生命的终点,他的哲学观点应该没有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叔本华认为,人类同样是被一种无意识的冲动支配着,而这一被他称为生命意志(Will-to-Life)的冲动可以超越人类所有的理性,扭曲所有理性的判断和计划。这个生命意志,就是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存和延续的本能。

在动物世界,雌雄相交的动因并非性欲,交配只是过程,作为基因生存机器的载体只是在完成基因的指令。而在叔本华的世界里,造人的本能,本能对理性的超越,才是人类男女相融最根本的动因,交流、性欲、理解、情趣无非都是虚幻和诱饵,而我们所宣扬的爱情,无非是生命意志成功找到理想双亲后的一种有意识的宣言。

很多研究表明,叔本华在后期改变了很多他年轻时对女性的偏见和误解。但是,我不认为科技的发展已经让当今人类的智慧超越了叔本华的观察。人类男女之间的关系,在叔本华的眼里,和道金斯所解析的生物界的雌雄关系,从根本上说,没有什么区别。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差异,在于人类的意识和欲望。基因为了繁殖的需要,用快感来引诱,用爱情来烘托气氛,而古往今来,人们却要为了这个虚幻的东西打得死去活来。至于婚姻制度,则更让动物们笑掉大牙。

当然、道金斯也承认,人类的行为有其社会性的一面。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他提出文化基因(即觅母,Meme)这个概念。人类在演进过程中,文化基因的决定性增大,生育和繁殖成了次级需要,交配的欲望被其它的诱惑分散。但特里弗斯的确曾特别强调:所有性配偶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一种相互不信任和相互利用的关系。

大自然有其自身的法则,地球上无数的生命在基因要生存和复制的强烈冲动之下,将生生不息。反倒是人类,却要经受最大的考验。基因为了要在这个载体中生存和复制,不得不以快感来诱惑,而快感却因人类的贪婪变成了目的。为了扩大交配的快感,人类又制造了爱情这个幻觉。当交配的快感不足以满足所有感官的欲求,人类又发明出各种其它的迷幻来填充其空虚而漫长的一生。

问题是,当快感成为终极目的,当人们可以娱乐至死,繁殖本身将被遗忘,对于基因来说,这个载体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人类离动物越远,离灭亡也就越近。

20204.18 (2019.4.5原稿,2020.3.10修改)

女王陛下的风流大臣们

三十多年前某个阴沉的秋日下午,揣着一台傻瓜相机,我在伦敦西区安静的住宅区游荡。天空时紧时疏随风飘下一些冷雨,正是英国人所说的Pissing Rain。很多年后,当我自己成为中年男人,才明白为什么这种类型的雨会被比喻为撒尿雨。

那天我去过的所有地方,都和六十年代初两个不寻常的“名人”有关系。女人是克里斯汀-基勒(Christine Keeler),脱衣舞女、模特,兼职外围;男人是斯蒂文-沃德(Stephen Ward),艺术家、上流社会推拿师。到英国后我看过的第一部电影是《丑闻(Scandal)》,这两个人是电影的主角原型。

克里斯汀出身贫寒,对自己狡兔般的性魅力具有直觉的信心。沃德谈吐优雅、才艺超群,身边从不缺美貌时尚的年轻姑娘,被上流社会老男人们艳羡巴结着。克里斯汀曾是沃德最喜欢的女伴,他们住在一起,但沃德对性的兴趣仅限于观摩而不是参与。他把自己的女伴们带入上流社会的圈子里,这给他一种超乎寻常的力量感。

阿斯特三世勋爵(Lord Astor III)是英美豪门阿斯特家族的传人,华尔道夫酒店的名字即来自其父。在他乡间别墅的泳池派对上,经沃德介绍,十九岁的克里斯汀认识了国防大臣、四十五岁的约翰-普罗福莫(John Profumo),接下来几个月里,两人睡过几次。一年之后,克里斯汀的牙买加裔男朋友、爵士乐经纪人爱奇科姆(Johnny Edgecombe)因争风吃醋,对着沃德家门开枪被警察调查,引来《私家侦探》杂志顺藤摸瓜,继而牵连出与克里斯汀有过短暂私情的普罗福莫。

很快,英国军情部门MI5介入调查。在他们眼里,问题很严重:克里斯汀在与普罗福莫交往的同时,和苏联驻英国的海军参赞叶夫根尼-伊万诺夫(Yvegeny Ivanov)也保持着性关系。脱衣舞女、苏联间谍、国防大臣、世袭勋爵、推拿师,如此新奇刺激的桃色新闻令当时沉闷的英国朝野无比兴奋。

结果,本来有望成为保守党领袖的普罗福莫黯然辞职,首相梦破碎。丑闻也导致麦克米兰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形象受损,继而在1964年的大选中惨败给工党。

在英国,其实个人卖淫并不违法,但他人从“不道德行为”中获取回报则要受到法律制裁。沃德算不上皮条客,但他的确从女伴们那里象征性地收过水电费,从而被判有罪。明白人都知道,上流社会已经彻底将其抛弃,高等法院的判决纯属堂而皇之的报复。众叛亲离,沃德心灰意冷,吞药自尽。

但是,过去六十多年里,他和克里斯汀的故事不断被改编成电影和戏剧。前些年,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爵士(Sir Andrew Lloyd-Webb)专门写过音乐剧,名字就叫《斯蒂文-沃德》。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七十年,从邱吉尔到约翰逊,已经有过十四任首相为之效劳。最讨女王陛下欢心的人,并不是她的首相和大臣们,而是詹姆士-邦德。伦敦奥运会,她被邦德从白金汉宫带上直升机,出现在开幕式上。间谍邦德可以为所欲为,有多少艳遇都不是过错,他甚至可以一边和女朋友缠绵,一边接听女王的电话嘉奖。

女王陛下的大臣和议员们则不拥有这种待遇,他们做不到邦德般潇洒。然而,尽管有普罗福莫的前车之鉴,西敏寺的政客们还是不断地因下半身的问题,让老百姓有戏看,让小报有流量,让政敌有弹药,让体制保持警觉。

我刚到英国的时候,撒切尔夫人还是首相。铁娘子个人生活绝对清白,和先生丹尼斯终生相亲相爱。不过,她和偶像邱吉尔有一点同命相怜,都有个不争气的儿子胡作非为惹麻烦。这些与二代相关的事情,不是本文重点,暂且不表。

撒切尔夫人因人头税和欧盟问题被党内同僚挑战,与十二年相位告别。她辞职的那个晚上,我带当时的女朋友去西敏市议会大厦左前方的绿地上看热闹。很多政治大佬都在接受各大媒体现场采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前工贸大臣塞西尔-帕金森(Cecil Parkinson)。英俊的帕金森曾是撒切尔夫人最信任的政治盟友,是她当年最看好的接班人。几年前,因为和自己在国会的助理私通,生下女儿,他不得不辞去大臣职位。尽管风平浪静之后又回到内阁,但已失去成为保守党领袖的可能,只能旁观评论。

撒切尔夫人当年信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杰弗里-阿彻(Jeffery Archer),曾任保守党副主席。此人是个大才子,畅销书作家,我读的第一本英文小说就是他的《Kane and Abel》。1987年阿彻被报纸披露招妓,他怒告报纸诬陷并赢下官司,从此也与媒体结下梁子,政治生涯到顶。十几年后,阿彻被揭穿当年与报纸打官司时做假证,因此被判入狱四年。他不仅招妓,还有别的情人,夫人与之长期分居,却一次又一次出来作证他们是模范夫妻。

撒切尔夫人下台,被她提拔起来的约翰-梅杰(John Major)出任保守党领袖,并于次年带领保守党赢得大选。梅杰戴一副黑框大眼镜,看上去忠厚老实,中规中矩,和当老师的夫人相敬如宾。人们万万没想到,2002年,党内热辣的女大臣艾德维娜-库里(Edwina Currie)写书披露,曾与梅杰在八十年代保持过四年的地下婚外情关系。梅杰被迫承认,宣称他为此感到羞愧,并已取得夫人原谅。库里女士很大方:“他当年可没任何羞愧的意思,生猛着呢。”

梅杰显得呆板,他主政时代的英国却可谓多姿多彩:走出九十年代初的萧条之后,英镑企稳,经济起飞;国民博彩不仅让人们开心,也为后来英国体育的腾飞提供了支持;英式摇滚复兴,绿洲(Oasis)、布勒(Blur)、山羊皮(Suede)、电台司令(Radiohead)等乐队各自以独特风格征服全球。伦敦以其包容和不以为然成为世界时尚之都,“酷不列颠”的说法浮出水面。

此时,梅杰在英国掀起“回归本源(Back to Basics)”运动,大力鼓吹传统道德观。此事直到现在,还被公众当成笑料。这是因为九十年代里,女王的两个儿子和女儿都先后离婚,而政客们的桃色新闻则更多更花里胡哨。难怪当时《世界新闻(News of the World)》小报的编辑皮尔斯-摩根(Piers Morgan)说:每个保守党议员恨不得都干点坏事,但我们很难把他们都解雇,否则国家就没人管了。

曾担任内阁文化大臣的大卫-梅乐(David Mellor)是切尔西球迷,被媒体称为“快乐大臣”。他的小女友、软色情演员安托妮亚向《太阳报》透露,梅乐喜欢传统姿势,每次上床都要穿上切尔西的球衣。不过,和安托妮亚的婚外情并没导致梅乐直接下台。他坚持了两个月,后来又被发现跟巴解组织高官之女不清不白,于是才不得不辞任。

《世界新闻》曾归邓文迪女士前夫默多克的报业集团所有,九十年代甚为活跃。十来年前被发现曾使用电话窃听手段,因此停办。据该报揭露,大臣和议员们干的事尽管荒唐,但并没有什么新意。无非是异性恋的去勾搭年轻的助理、研究人员或干脆找应召;而同性恋的大都是去和未成年的男孩们苟且。

相比之下,只有一位名叫斯蒂文-米利根(Stephen Milligan)的年轻议员有创意。这位牛津毕业的政治新星死在自己家的厨房,被发现时身上穿着女人的性感内衣,口含橙子,头上裹着黑色垃圾袋,脖子上缠着电线。警方认为,他死于窒息式自慰行为,被验尸官判定为“意外死亡”。此前他刚听说自己被提名担任部长,回家庆祝,以至不慎,令人不胜唏嘘。

米利根的遭遇实属不幸,但其他出事的大臣们此后都活得不错,甚至有些还能在政治上东山再起。

国防大臣普罗福莫1963年因丑闻辞职后,退出公共视野,和美丽的著名演员夫人专心一起做慈善,1975年被女王亲自颁发大英帝国勋章。撒切尔夫人举办75岁生日宴会时,特意邀请普罗福莫出席,并安排与女王邻座。

深受撒切尔夫人厚爱的帕金森于1983年辞去大臣,1987年再度进入内阁,1992年被女王封为男爵。撒切尔夫人的接班人梅杰和他前情人库里早已离开政坛,至今仍然活跃着。

曾被撒切尔夫人任命为保守党副主席的阿彻,从政期间争议不断,后来还是被封为终身贵族,并于1999年参加过伦敦市长竞选。阿彻在2000年被判做假证入狱四年,但这并未影响他的写作生涯,笔耕不止,小说大卖。

至于“快乐大臣”梅乐,其门牙之间的大缝及切尔西球衣,曾让漫画家和小报记者们兴奋。离开政坛之后,他进入传媒行业,成为知名评论家和电台主持。此外,梅乐的感情生活也为人所羡,下台后和才貌双全、活跃于政商两界的侯爵夫人谈起恋爱,两人各自与原配离婚,同居已近三十年。

工党议员们大多苦大仇深,总是一本正经的样子,故事不多;相比之下,保守党政客们有钱有才,出事概率也高。最近刚辞职的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结婚若干次,有大约六七个孩子。在位期间可能没出轨,毕竟新婚太太比他年轻了二十四岁。此君之所以下台,多是由于个人操守被质疑:伦敦疫情封城,约翰逊却在首相府违规搞派对;其卫生大臣一边领导抗疫,一边与女下属暗度陈仓;年初,约翰逊明知克里斯-平彻(Chris Pincher)被控性骚扰年轻男人,却仍选择任命其为党鞭。这些,最终导致约翰逊自己成为保守党的负资产。

写外国人的八卦最安全,纯属扯淡,不必过度解读。人就是那么回事,心里想什么只有自己最清楚,干坏事的后果也只能自己承担。英国老百姓最不信任的就是政客,也正因如此,他们只要求政客们在位时必须检点。下台之后,随便你怎么折腾。至于出事的大臣们,每个人都知道被发现的后果,但每个人都以为不会被发觉。不过,一旦被曝,他们也只好灰溜溜告别权力,重寻舞台,另觅风光。

2022.7.25

爱情这东西是什么,我永远不明白

多年前,为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周末荐读”翻译文章,分文不取,还挺开心。这些年,美国主流媒体越来越令人失望,华尔街日报的操守也颇值得怀疑。几天前,该报披露,谷歌创始人布林卖掉手里特斯拉的股票,和马斯克断绝多年友谊,这起因于他发现马斯克居然和布林太太暗度陈仓。

这样的报道,不太厚道,也令人难以置信。我想,即便被马斯克戴了绿帽子,布林大约也不会心胸狭隘到去卖掉特斯拉的股票。当然,马斯克很快出来表态,说他和布林依然是好朋友,几天前还一起派对,而他和布林的太太只当众见过两面,私情之传说纯属BS。

以我对马斯克以往多段情史的观察,布林太太应该不属于他喜欢的类型。不过这也说不准,男人大都喜欢猎奇。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两性关系问题的生物学真相,对此现象做过分析。进化心理学教授大卫-布斯专门研究寻偶问题,最近发布新书《男人不是好东西(Men Behave Badly)》,对渣男问题的解读更为详细。其中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不断更换小女友的列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另外一个就是英国演员休-格兰特。

赫丽与格兰特

二十多年前,《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伦敦首映,格兰特带着他漂亮的女友伊丽莎白-赫丽盛装出席。赫丽当晚身着用别针连接的范思哲礼服,成就时尚传奇,格兰特高调进入一线明星之列,二人组合成为媒体新宠。一年之后的某个深夜,洛杉矶警察巡逻时发现,停在好莱坞日落大道边的私家车颤颤巍巍,尾灯忽闪忽灭。走近一看,副驾驶位上有位女士正在为司机提供不雅服务,司机抽搐着,不断踩到刹车。

司机正是格兰特,此时刚到美国要为新片《九月》做宣传,为她服务的是黑人妓女Divine Brown。两人因“有伤风化”,同时被洛杉矶警方拘留,后来双双被处罚强制参加艾滋病知识培训。

格兰特与Divine

这件事曾轰动全球。Divine的意思是美妙,因此还有个笑话。大意是:听说格兰特找了Divine,比尔-盖茨也去尝试。事后感叹: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名叫美妙。Divine回答:嗯,我现在也明白为什么你的公司叫微软。

赫丽后来接受采访时说,当她接到经纪人电话告知此事,感觉如同中弹。不过,没隔几天,她还是如期携手满面囧色的格兰特,面对数不清的媒体镜头,大大方方参加《九月》的首映式。此后五年,他们继续恩爱,彼此都没有绯闻。格兰特本人事后曾发表声明诚恳道歉,二十多年里每次采访被问起,他从不回避谈那晚的事件,也从不找借口为自己辩解。听说Divine因此成名,后来出书出演三级片赚了两百来万美元,格兰特笑道:这件事虽然并非皆大欢喜,但最终结果正负相抵,也算可以接受。

格兰特的事业并没因Divine事件受到影响,他的片约不断,几次获得金球奖和英国最佳演员奖。2000年,和赫丽共同生活十三年后,这对佳人宣布友好分手。此后,两人都和别人谈过多次恋爱,各自都和别人生过孩子。格兰特是赫利儿子的教父,赫丽是格兰特女儿的教母。他们分别接受电视采访时都谈到,二十多年来,他们一直都是彼此最好的朋友,无话不谈,几乎每天都要联络。

赫丽儿子达米安与教父格兰特

这样的爱情很圆满,而类似的故事不仅发生在现代,一百年前就有先例。在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艺术家们,挑战戏弄着先前维多利亚时代刻板的常规,他们的生活实验,和他们的艺术作品一样影响深远;而在巴黎,则聚集着更多来自世界各国的先锋艺术家,未来的大师们不仅为后世留下无数经典,也演绎着令人目瞪口呆的情海奇缘。

巴黎达达主义艺术家们:艾吕雅(左二)、布雷顿(左三)、达利(中)、厄内斯特(右三)、曼雷(右一)

萨尔瓦多-达利和妻子加拉之间的爱情故事令人称道。加拉比达利年长十岁,是达利的缪斯、经纪人、模特。事实上,达利对加拉更多是精神上的迷恋。这对终生伴侣在一起五十多年,几乎没有性关系。加拉性欲旺盛,而达利有窥视癖,只看不动。加拉有很多床伴,其中包括她的前夫、诗人保罗-艾吕雅。1968年,达利为加拉买下一座海边城堡别墅,专门让年迈的加拉每年夏天和新情人们在此居住,他自己却回避。

加拉画像(达利作品)

达利开始就是个第三者,或曰第四者。1929年,加拉和当时的丈夫艾吕雅一起去看望艺坛新星达利,二人一见钟情,从此难舍难分。法国共产党员艾吕雅非常大度,坦然退出。其实,在此之前,加拉、艾吕雅和德国人麦克斯-厄内斯特就已经实施三人行,加拉周旋在两个好朋友之间。

加拉和达利结婚之后,艾吕雅也有了新的女朋友努什,他们四人经常一同出行。努什娇小美丽,楚楚动人,曾经是毕加索多幅画作的模特,据说二人也有过私情。毕加索旺盛的性能力尽人皆知,对这种传说我并不怀疑。

达利、加拉、艾吕雅、努什在一起度假

我看过一张艺术家们一起野餐的照片,左边那对就是艾吕雅和努什,对面是美国人曼雷,曼雷旁边坐着他的模特女友艾迪。拍摄者分别是英国诗人罗兰-彭罗斯和美国人李-米勒。这时,彭罗斯和米勒大概刚刚开始恋爱。

超现实主义者的夏天(米勒拍摄)

超现实主义者的夏天(彭罗斯拍摄)

在此十年前,美国姑娘米勒刚到巴黎,就找到已经在艺术界卓有声望的摄影家曼雷,要求做他的学生。后来她不只是学生,还成了曼雷的模特、缪斯和情人。这种关系维持了两三年,爱情之火渐渐熄去,米勒先是回美国开设自己的摄影工作室,然后嫁到埃及做富豪之妻。但她毕竟无法习惯在开罗豪宅过金丝雀般的生活,回巴黎看朋友遇到了英国人彭罗斯,二人擦出火花,从此成为终生情侣。

李-米勒(曼雷拍摄)

彭罗斯是个多情种子,和最初的诗人妻子离婚后,曾经和朋友厄内斯特先后(也可能同时)作为女艺术家卡灵顿的情人。遇到米勒之时,他正和名门之后、收藏人派姬-古根海姆相好,派姬听说他爱上米勒,便鼓励他去埃及把她抢回来。米勒后来回到欧洲,并没有和彭罗斯过日子。二战爆发,米勒成为战地记者。盟军攻入慕尼黑之后,米勒脱下军装,在希特勒家的私人浴缸洗澡,同伴立即按动快门,留下了这个经典瞬间。

米勒在希特勒私人浴缸(谢尔曼拍摄)

战后,彭罗斯和米勒定居在英格兰萨塞克斯的法雷农场别墅,这里很快就成为欧洲艺术大师们的聚集地,毕加索、厄内斯特、米罗等人都多次造访。常来度假的还包括米勒在巴黎时期的情人曼雷,以及曼雷后来的妻子朱丽叶-布朗宁。彭罗斯是英国现代艺术研究所(ICA)的创始人,创办之后的第一个大展就是曼雷的个人回顾展。ICA也是最早引进中国电影的机构,我曾邀请同伴们去这里看张艺谋的《菊豆》,看后如鲠在喉。

米勒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曼雷和彭罗斯(米勒拍摄)

厄内斯特和后来的妻子坦宁(米勒拍摄)

老年的米勒和曼雷(彭罗斯拍摄)

旧时的巴黎有很多故事。我曾经花一整天时间在拉雪兹神父公墓转悠,下次打算去蒙帕纳西公墓看看。那里埋葬着很多好玩的人,他们活得饱满通透、爱得真实热烈。曼雷的墓碑上写着Unconcerned, But Not Indifferent,最近我才找到最合适的翻译:不以为然,但并非无动于衷。曼雷后来的妻子朱丽叶比他小二十一岁,死后葬在一起,她的墓碑上写着:Together Again。同一个公墓里,还埋着萨特和他的终生伴侣波伏娃。这两个人的关系也很奇特,他们一直离不开对方,但彼此似乎很早就不同居,各自有独立的生活空间甚至临时伴侣。这让我想起《欲望都市》里大先生Mr. Big提倡的那种Separate Togetherness。这样挺好,只要大家都理解并接受,分开和一起,各自意味着什么,底线在哪里。

写到最后,才发现马上就是七夕,又一个所谓的情人节。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牛郎织女的故事的确有些爱情的味道,以至于天帝和喜鹊都被感动。不过,每年相会一次,实在残酷。为这样的日子过节,总感到有点对受虐的赞美。我倒希望他们不必纠结,每年七夕照常相会,而平时织女就该在天上找个新的情侣,打发那些寂寞无聊的日子。她实在不用担心挂念牛郎,在人间,牛郎活得很好,越来越受欢迎。

2022.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