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我都到复兴中路上的黑石公寓楼下喝咖啡。偶尔有朋友来，我会带他们到马路对面，去看音乐厅西侧围栏上的纪念牌子。每个牌子上，都有一个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家的头像和简介，其中有交响乐团创始人梅百器、音乐教育家萧友梅。乐团历史一百五十年，被纪念的人只有三十二个，然而在最右端，我看到六个名字 —— 他们依然健在，是当下的大腕。

我最想指给别人看的，是两个年轻的面庞：指挥家陆洪恩和钢琴家顾圣婴。

陆洪恩因反对样板戏，于1966年5月28日被逮捕，受尽折磨，1968年4月27日被枪决，终年四十九岁；顾圣婴则在1967年1月31日，与母亲秦慎怡、弟弟顾握奇一同自杀，生命停止于二十九岁。

顾圣婴生于1937年7月2日，比我母亲大两岁。但每次看到她的照片，总觉得她只是个瘦弱、聪明、清清爽爽的孩子。这女孩是个罕见的音乐天才：十六岁开始登台与上海交响乐团演奏肖邦，十九岁在莫斯科钢琴比赛获金奖，二十岁在日内瓦音乐比赛获女子钢琴最高奖，二十六岁在比利时钢琴比赛中再次获奖。为表彰她对肖邦音乐的诗意诠释，波兰政府曾赠予她肖邦临终前的石膏手模。

顾圣婴活着的那个年代，上海还很小。她最熟悉的区域，如今成了最热门的城市旅游路线。人们浅薄地说这里小资，但我每天夜深人静在这附近散步，总觉得街巷充满悲情，空气里弥漫着无声的控诉。

从交响音乐厅沿复兴中路向东，左转进入汾阳路，就到了上海音乐学院。校园里有几座旧别墅，曾是三四十年代上海金融大班的豪宅、欧洲诸国的领事馆，以及上海的犹太人总会。顾圣婴十七岁被上海交响乐团录用担任独奏演员，同时也在音乐学院接受专业训练，师从杨嘉仁、李嘉禄、马融顺、沈知白等名家。

顾圣婴死前，音乐学院和交响乐团已有数人被捕或自杀。当年三百多人的学院，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达十七人。如今公开资料中能找到的自杀者名字，只有指挥系主任杨嘉仁和夫人程卓如（音乐学院附中首任校长）、钢琴系主任李翠贞、音乐理论家沈知白、管弦系主任陈又新。据说，上海音乐学院自杀人数之多，曾令来此串联的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感到沮丧：“我们那边怎么没人自杀呢？”

幸存的音乐学院教授李嘉禄回忆：“顾圣婴自杀的那天下午，我在淮海路上远远看到她在马路那一侧低头缓缓走来，步履沉重…我心里一怔，很想走过去问她一声，但一转念，当时自己也得随时汇报，圣婴处境也许和我一样，因此踌躇了好一会儿，终究没有走过去。”

李嘉禄见到顾圣婴的地方，离湖南路105号乐团排练场很近。就在那个下午，顾圣婴被揪住头发，拉到排练大厅的舞台上。当着乐团全体人员的面，她被强迫跪在领袖像前“请罪”。一个“壮汉”上去打她耳光，有人踢她，也有人把痰盂扣到她的头上。

我曾从湖南路105号，她被批斗的地方，步行到愚园路1088弄宏业花园103号顾圣婴的家。这是她最熟悉的路径，也极可能是她人生最后一天走过的路。

顾圣婴回家经过的第一个路口，是武康路。如今这里和外滩一样，深受年轻人和外地游客追捧。附近很多大房子，五十年代从资本家和外国大班那里没收充公后，被分配给“进步”的文艺界人士。赵丹、郑君里分到湖南路洋房，巴金、王元化分到武康路别墅， 柯灵、俞振飞、张乐平分到五原路别墅， 夏衍分到乌鲁木齐路别墅，傅雷分到江苏路别墅，孙道临、王文娟、吴茵、王人美分到淮海路口的武康大楼。当时他们都曾对“新社会”感恩涕零，积极投入“新生活”，只是好景不长：有人在1955年就被打成“胡风分子”，其余几乎都没躲过1966年。

运动初期，自杀者多选择煤气或上吊。四十年代，公共租界当局在杨树浦建起煤气厂，上海成为中国最早普及煤气的城市。杨嘉仁、程卓如夫妇开了煤气，李翠贞开了煤气，傅雷夫妇在上吊前也打开了煤气阀。他们走得还算“从容”：李翠贞用旧报纸仔细塞满门缝；傅雷夫妇怕蹬倒凳子惊动保姆，预先在地板上铺了被褥。他们没有留下遗书，却将自己欠缴的煤气费、水电费、房租安排妥当，如同苏格拉底临终前嘱托学生归还欠人的一只鸡。

到了1968年，自杀者可能已失去了使用煤气的“待遇”，更在无休止的折磨中丧失了最后的从容与尊严。于是，许多人选择了纵身一跳。沈知白跳楼，陈又新跳楼，上官云珠也是跳楼。跳楼不便的，则选择跳湖、跳河、跳井。武康大楼作为周边最高的建筑，楼顶有阳台，成为文艺界人士跳楼的首选。据考证，他们并没有跳向大楼两面的淮海路或武康路，而是带着绝望，坠入大楼中间那个孩子们玩耍的天井里。

穿过武康路口，顾圣婴应该沿湖南路继续向西，右转进入兴国路。她肯定不会知道，左边的兴国宾馆，此时正是她不能理解的殉地风暴的指挥中心。她更不会想到，兴国宾馆对面的民宅，十年后成了她父亲的新家，其中一个房间，成了她的纪念室。

兴国宾馆里有多座花园别墅，曾是英商太古洋行大班们的住宅。被没收改为兴国招待所之后，下榻过多位国家最高领导人。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期间，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是在这里“办公”，酝酿、策划对“牛鬼蛇神”的横扫。

兴国宾馆对面的兴国路41弄，是一片老式的居民小区。1975年8月29日，顾圣婴父亲顾高地服刑二十年后，从青海的劳改农场回到上海愚园路宏业花园。本以为妻子、女儿和儿子还在等他，回来才知道他们早已死去多年。“有关方面”给他回复：“不通知你是为了有利于你的改造”。顾高地无法承受再住在原来的家里，几经辗转求人，被安排住在兴国路41弄2号楼。他用余生整理顾圣婴遗物，编成《我的女儿顾圣婴》书稿，至死未能出版。在家中小小的顾圣婴纪念室里，摆放着女儿的旧钢琴、旧相册、演出时戴过的项链、以及波兰政府赠予的肖邦手模 —— 只是那手模的两个手指，早已被造反派们敲掉了。

兴国路的北端连着华山路。右边夏朵花园对面的海格园里，曾有梅兰芳女弟子、京剧和昆曲名家言慧珠的别墅。1966年9月11日夜里，言慧珠用演出时的白绫，在自家的卫生间里上吊身亡。“红八月”的血雨腥风从北方飘到上海，“自绝于人民”的高潮开始：傅雷夫妇死于9月3日，杨嘉仁夫妇死于9月6日，李翠贞死于9月9日。

现在终于轮到了顾圣婴。1967年1月31日，所有报纸都头版刊登了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加黑的字体现出杀机：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对反革命家伙坚决实行专政。

此时，离农历除夕还有八天，城市里没有任何节日气氛 —— 两天前已有全国通知：“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1967年春节不放假”。顾圣婴独自踉跄走过冬夜的街道，路灯昏黄，四周一片死寂。凛冽的寒风卷起地上凌乱的白纸 —— 那是被撕碎的大字报碎片，上面画着血淋淋的红叉，划过她可能并不陌生的名字。

走到华山路向左转，很快就到了江苏路。从宏业花园的后门回家，顾圣婴会经过安定坊5号傅雷的家。父亲顾高地与傅雷交情甚笃，童年时顾圣婴经常来这里，和傅聪一起学琴，聆听傅雷讲授文学。和她相比，傅聪天资略逊，为此常遭傅雷责骂。几个月前，傅雷夫妇在家门口被勒令站在高凳上接受批斗，当晚，夫妻便共同自尽。

江苏路的东侧，是顾圣婴的母校中西女中，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于1881年创办，培养过宋氏三姐妹、张爱玲等名人。1952年，学校更名为市三女中。顾圣婴在这里从附小读到中学，是全校闻名的“钢琴神童”。借学校推荐，她十六岁就和上海交响乐团同台演出，中学毕业即加入乐团，成为职业音乐家。

沿着熟悉的路，顾圣婴回到宏业花园103号的家中。她在乌鲁木齐路的华山医院出生，小时候住过愚园路歧山村，也住过长宁路上的兆丰别墅。12年前父亲被抓后，兆丰别墅的房子被居委会收用，她和母亲搬到宏业花园103号外婆家的房子。这是一个连体别墅，共有三层。顾圣婴家住在一楼，楼上住着她的亲戚，包括舅舅和姨妈。

父亲顾高地毕业于黄埔军校，曾任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少将秘书。早年因对当局不满，顾高地帮助过上海地下党，与潘汉年、扬帆有过交集。他很早就已辞官，倾心培养拥有非凡天赋的女儿。不料潘汉年和扬帆被打成叛徒，而他则被无辜牵连。1955年，顾高地从家中被抓走。当时女儿只有十八岁，距一场重要的钢琴大赛仅有四天。那天被抓之后，顾高地再没见过家人。

在顾圣婴留下的日记里，话题几乎总是围绕着钢琴以及与钢琴相关的人和事。即便是在写给师友的信件里，对父母和弟弟也几乎只字未提。从亲友回忆和记录中看到，她没有谈过恋爱，生命中似乎只有钢琴。十几年中，父亲入狱、母亲患病、弟弟失业，但她至少还能演出，还能支撑这个风雨飘摇的家。然而现在，她自己也大难当头。

她已很久不能再演奏肖邦、李斯特和德彪西。在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年代里，她进工厂、下农村，不辞辛劳，诚心诚意地追求“进步”、接受锻炼。每次演出后，她都会记录曲目和钢琴品牌，并剖析自己的状态。

1965年7月26日，顾圣婴在国营118厂演出，曲目是《洪湖赤卫队幻想曲》，加奏《解放区的天》、《接过雷锋的枪》，使用的钢琴品牌是Moutrie。她还在手记中写道：“一月余未弹琴，昨日稍加练习，今日手指还算听话，唯精神疲劳，有些紧张，《洪湖》后部差点出岔。听众是热情的，但我感抱歉，质量不高，以后该怎样保证？不知！”

我手头有两本纪念顾圣婴的书：昔日同学周广仁女士主编的《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音乐评论家曹利群先生编著的《缺失的档案：顾圣婴读本》。两本书中，都收录了顾圣婴日记、书信和演出手记。其中，演出手记终止于1965年10月6日。那是个星期三，她在上海重型机器厂演出，曲目包括：《翻身的日子》、《唱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枪》。加奏曲目：《洪湖水浪打浪》、《采茶扑蝶》、《解放区的天》、《快乐的啰嗦》、《高举革命大旗》。

最后她写道：“目前这些作品基本上是熟练的，但质量上的加工、艺术处理上的熟虑欠缺了些，这需要练习的时间，总想学些新的，不过看来可能性不大。”

此时离她最终被打倒还有十几个月，而她的手记越来越短，很多次的结尾都是在焦灼地自问：弹什么曲目呢？何时能练琴？时间何在？是否不过硬，没有拼的精神？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没人知道，那晚顾圣婴被批斗后回到家中，和母亲、弟弟谈了什么，他们如何决定一同离世。1967年2月1日凌晨，顾圣婴的小姨从楼上下来，发现一楼房门紧闭，煤气味浓烈。惊恐之下，她破门而入，发现顾圣婴、母亲秦慎怡和弟弟顾握奇已昏迷不醒。救护车将他们送往愚园路748弄的长宁区中心医院，顾圣婴和母亲已经死亡，弟弟打过强心针，也没能救活。很快，公安局到家里查看现场，吩咐家人严密封锁消息，对外口径是三人死于不慎使用煤气中毒。

原上海交响乐团排练场

再过几天就是7月2日，顾圣婴的生日。为此，我又重走了一遍前面提到的路线。从淮海路转到湖南路，离105号很近的地方，有个小小的书店咖啡，门侧闪亮着中英文：我无比贪婪，我想要的是生命中的一切。

交响乐团早已搬到复兴中路，但湖南路105号那幢三层小楼还在。和附近很多大宅一样，厚厚的高墙上扎了篱笆，似乎要遮掩住一切。黑色的大门紧闭着，彰显着威严和神秘。它的主人是一家国企，拥有上海黄金地段昔日豪宅改成的酒店：兴国、瑞金、虹桥、西郊、东湖、太原别墅等等。

正是梅雨季节，城市阴湿闷热。我走走停停，来到宏业花园。从江苏路82弄进来，要经过一段破旧的街道，两边是杂乱的店铺。从愚园路1088弄出去，则要经过一段时尚市集。宏业花园被划为“优秀历史建筑”，门口牌子上介绍说：建于清光绪年间（约1900年），开发商是军阀段祺瑞之子段宏业。

宏业花园很大，中心部位是江苏路街道办事处的院落。这里离顾圣婴家的103号不远，整个院墙用来纪念顾圣婴，有她的生平、彩色画像、以及大段莫名其妙的五线谱。这些都太粗糙了，更像是上个世纪的广告画。邻里们每天从此经过，可能从来都没想过：当年顾圣婴一家三口死了，骨灰都没留下来。

从此地向东八百米，我走到愚园路749弄。城市旅游指南介绍，这个弄堂里住过很多“名人”，如黄炎培、余日章、周佛海、李士群、吴三宝。我到这里，是想看看顾圣婴最后停尸的地方。

当年的长宁区中心医院，如今改成了妇幼保健院。在这里短暂停留之后，顾圣婴和母亲、弟弟的尸体被移至龙华殡仪馆，让亲戚们匆匆看了一眼，拉去火化。火葬费每人二十八元，相当于技术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也许是因为没人愿意承担八十四元的火葬费，也许是因为自绝于人民，不允许保留骨灰。总之，十几年后，顾高地寻遍上海，也没能找到妻子和儿女的骨灰。“组织”上应顾高地要求，为她举行过骨灰安放仪式，但仪式上的骨灰盒里是空的。

顾圣婴死去一年多之后，她的同事陆洪恩被判处死刑。执行前夜，陆洪恩嘱托狱友：若将来有机会出国，请务必在贝多芬墓前献上一束鲜花。去年7月2日，顾圣婴生日那天，我曾将一小束鲜花，系在她纪念牌的铁栏上。当时我想，还要从宏业花园顾圣婴旧居门前捡一撮泥土，将来带到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洒在肖邦的墓碑前。

这次重访宏业花园，我放弃了这个打算。如果今后去巴黎，还是替她向肖邦献花吧。顾圣婴的灵魂太干净了，她实在不属于这里的泥土。

2025.6.30

后记：为纪念顾圣婴生忌，此文曾于2025年7月2日首刊于Boston Review of Books。在此特别要感谢罗小虎的修改意见，同时也要向罗小虎和读者们道歉，因为原文有个错误：复兴西路上共有32块纪念牌，而不是24块。其中，6块（而不是3块）牌子上的人还健在。

顾圣婴故居

2025年7月2日夜

2025年7月3日午后

今天是七月十四号，法国的国庆日。此刻，我就坐在老法租界黑石公寓楼下的咖啡馆里，一下午喝了两杯冷萃，一杯是征服者，一杯是黑灵魂。在这附近住了四个月，已经来过这个咖啡馆67次。没来的那些日子，也都因为是在外地。

黑石公寓最初名为花旗公寓，位于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1331号，于1924年建成，曾被称为上海最豪华的公寓。1935年，北洋时期的国务总理熊希龄和毛彦文结婚，新房就设在了这个公寓三楼的36号。咖啡馆这个空间，当年可能是舞厅；门外曾有一大片草地，现在盖满了房子，只剩下一个不大的庭院，冬天勉强能晒到太阳。

熊希龄生于1870年，终生倡导实业与教育；毛彦文生于1898年，在美国读了教育学，回国担任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教育学教授。两个人很恩爱，只是婚后两年，熊希龄便不幸因脑溢血辞世。此后，毛彦文继承了他的慈善事业，担任香山慈幼院的院长，直到后来不得不离开大陆。

毛彦文嫁给熊希龄的时候，已经37岁。16岁那年，她和青梅竹马的表哥朱君毅订下婚约。朱君毅留美六年，毛彦文一直等他。回国之后，朱君毅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做教授，爱上了女中学生，然后以不易近亲结婚为由提出和毛彦文分手。这令她“从此坠入痛苦的万丈深渊”，甚至说：“你给我的教训太深刻，从此我失去了对男人的信心，更否决了爱情的存在。”

朱君毅和吴宓是清华时期的同窗好友，常和吴宓分享表妹毛彦文写给他的情书，令其羡慕不已。吴宓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得知同学姐姐陈心一常读他的文章并钦佩其才华，于是通过朱君毅写信让毛彦文去杭州代他考察。毛彦文提醒道：陈心一为旧式女子，可做贤内助，但不通西文，不善交际。吴宓很急迫，仍然选择与陈心一越洋订婚。回国成婚之后，很快生下三个女儿。

吴宓回国后也在东南大学当教授，而毛彦文此时正在金陵女大读书。朱君毅和毛彦文分手之后，吴宓看到了新的可能。他试图“三人行”，因毛彦文不可能接受，于是闹着和陈心一离婚。毛彦文对吴宓的离婚“极端反对，竭力劝阻”，她因朱君毅的背叛“对婚事具有极大戒心”，最终为“找一归宿”，嫁给了慈祥体贴的长者熊希龄。

毛彦文最后在台湾离世，嵩寿101岁。晚年她写过一本回忆录《往事》，其中有她收到朱君毅死讯之后写的《悼君毅》，也有她在熊希龄去世十周年之际写下的《十年流水账》，两篇都是情深意切。书中《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只有四页，谈到吴宓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和书生气质。至于吴宓的痴情，毛彦文表示完全不能接受。她对朱君毅用情至深，不想接触任何与朱有关的人和事。吴宓在情书里反复提及，当年读到她写给朱的信，就已“渐萌幻想”。毛彦文对此非常反感，私下评价吴宓：“好无聊。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

吴宓出生于陕西省泾阳县吴堡村的书香门第，自幼聪慧好学，先后在清华、哈佛和普林斯顿读书，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他幻想能找到才貌双全的女子，中英文俱佳，有文学造诣。据说他曾爱慕燕京大学的陈仰贤，但陈暗自喜欢叶公超；吴宓也爱慕物理系的“校花”袁永熹，而袁永熹嫁给了叶公超；吴宓还曾苦恋欧阳采薇，而欧阳采薇倾情的还是叶公超。

到了1949年，教育部长杭立武邀请吴宓去台湾大学当文学院院长，而他竟不为所动，执意飞去重庆。先是当外语教授，后来被分配到西南师范学院的历史系和中文系，从此开始了劫难。后来岁月中，他成了大罪人，蹲过牛棚，接受过劳改，被判过现行反革命。年迈失明多病，被胞妹接回陕西泾阳老家，每次吃饭都还要请示，半夜常喊：我是吴宓教授啊，我很饿，给我口稀饭吧。

有理由相信，至少在性魅力方面，吴宓早年应该对好友和同事叶公超羡慕不已。叶是文学天才，在英国时与诗人T.S.艾略特亦师亦友，交往甚密；回国后在北大和清华做文学教授，深得梁实秋、胡适、钱钟书、费正清、陶希圣赞誉。叶公超还被称为外交奇才，抗战爆发后即投身于政治和外交，1949年成为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赴台之后担任过三年的驻美大使。晚年，叶公超重回教育界，直到1981年离世。

叶公超和袁永熹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五十年代，袁永熹携子离台赴美，他们再没有一起生活过。曾经看到过一个说法，年轻时面对那么多女生的爱慕，叶公超喜欢的其实是赵萝蕤。赵萝蕤的父亲赵紫宸是燕京大学神学院的院长，和林徽因一样，她也属于蕙质兰心的类型。读书时，赵萝蕤师从诗歌教授吴宓和文学理论教授叶公超，二十岁就翻译出版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追求她的才子们很多，但她爱上的是陈梦家。因为陈梦家不光学问好，而且实在太英俊，远远超过了吴宓和叶公超。

我有时会想，如果鲁迅和徐志摩没有过早离开，他们此后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如果我自己活在那个年代，会选择离开还是留下。叶公超、毛彦文是有“政治觉悟”的，永别了故土。陈梦家和赵萝蕤夫妇本来都在美国读书，都可以留在那里，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1947年，陈梦家学成即返回燕京大学；一年多之后，赵萝蕤顾不上拿到博士学位，便搭乘运兵船，开始了回国的艰难旅程。然而，几年之后，陈梦家就被打成右派，55岁自杀；赵萝蕤也被批斗、打骂、羞辱，以致患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但她毕竟还是活了过来，古稀之年，重回北大外文系当教授。在独居的小平房里，她靠药物保持精神稳定，用十二年时间，手写翻译了惠特曼的《草叶集》，孤苦笔耕直至生命的终点。

黑石公寓咖啡馆的后面，有一个以文学和音乐为主题的书店。读完赵萝蕤的简介，我走到书店，问他们有没有《草叶集》。年轻的店员很热情，给我找到三本，可惜其中没有赵萝蕤的译本，于是我只好在网上下单。至于毛彦文的那本《往事》，多年前商务印书馆出版过，早已不再重印。我上网搜索，只有盗版的复印本。我下单后安慰自己：读书人买不得不盗版的书，应该不算偷吧。

关于黑石公寓这个名字，有人说是因为建筑时用了黑色的石材，也有说法是因为美国开发商的名字是Blackstone。但这个名字让我联想起的，却是《2001：太空漫游》里那块黑色的石板（Monolith）。那是个强大而神秘的象征，简洁又庄严。它曾出现在地球的远古，后来又出现在遥远的星球，代表着某种更高的智慧和超然的力量。

今天这个其实平常的周日，第67次来黑石公寓，才开始对旧时房客感兴趣。在同一个空间里，穿越百年，我认识了熊希龄和毛彦文。又因他们，才开始了解吴宓、叶公超、赵萝蕤和陈梦家。离开咖啡馆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抬头看天空，灰蒙蒙阴云罩笼。我想，云层背后，这块土地的上空必是璀璨着群星。这些人物，想必都在那里，和他们所景仰的融为一体，融进那块黑色的石板里。

黑石公寓底层的店铺，统称为幸福集荟。幸福怎么可能聚集在某个地方，让你来了就可以找到捡起呢？我想到一本书里的话：Happiness is not a destination, but a direction （幸福不是目的地，而是方向）。还好，书店名字幸福集荟的下面，英文写着：Nice to Meet You，遇见你真好。

2024.7.14

世上终究还是有好人的，不过他们都比我年轻很多。三金的餐厅里推出新菜品，让我免费去试。坐下后才发现，邻桌是刘捷老师，正给两个中年男人讲人工智能和世界前途。他桌上都是三金推荐的菜，看上去比新品好吃，但刘捷没有任何邀请我的意思。读书人不会善解人意。倘若在这里碰到玛莲娜，她一定会说：劳叔过来一起坐，热闹。

三金新菜里有一道奶白菜色拉，配着羊奶酪和鲜核桃。我把照片发给了戴安娜，她搬去香港后也开始练厨艺。戴安娜回复：“劳叔社交丰富多彩，有吃有喝有爵士。”

我最不愿被女士们看成爱凑热闹的人，本能地辩解：“我是不社交的，到哪里都是自己一个人。”戴安娜何等聪明，她看出来我的虚伪，再没回复。

我的朋友费非深居简出，不像我一样话多烦人，女士们都喜欢他。我无法改变自身先天条件方面与他的差距，很想学他的故作深沉，费非却说：“你能跟人打交道，我挺羡慕的。”的确，我热爱人间烟火，沉迷于灯红酒绿。在浪漫生活中，费非有做高仓健的本钱，我可以踏踏实实走我的寅次郎路线。

光阴是用来浪的，不是用来废的。每一个不去酒吧和咖啡馆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这几年，我常去的店只有几家。做熟客更能受到欢迎，和老板混熟了，有利于自我吹嘘。

两年前初冬的深夜，乌鲁木齐路周围没有信号，我打不到车，走路去奉贤路上小殷的酒吧。店里空荡荡的，犇犇也没在唱歌，和小殷对坐着。露台上，有个性感的女孩子在哭涕。我撺掇小殷邀她过来同坐，于是认识了小姜，此前我们都去了同一个地方。她被带走，不过很快大概因年轻貌美被放了出来。

小姜成了我的忘年交，和我一起讨论自由意志和怀疑主义。我们约好，每年十一月底，都和小殷、犇犇在店里聚，纪念我们认识的日子。不过这几乎肯定是做不到的。小姜和绝大部分有实力的年轻人一样，对祖国前途漠不关心。此刻她去了泰国一个岛上，那里到处都是欧美人，长的好看，穿的很少。泼水节那几天，小姜发来短信：“我宣布，比起上海我更喜欢曼谷。”我回复她：“我要是年轻，也会更喜欢曼谷。”

每个周五，犇犇都来小殷店里弹琴唱歌。他曾在北京最好的财经大学读金融，喜欢上吉他，义无反顾放弃了学业。在上海唱歌二十多年，音容依然像个小伙子。聊起共同认识的人，犇犇总是说别人的好，这是当今世界最难得的品质。去年过生日，我请他来三金店里聚餐，过年他便执意要寄给我自家做的香肠。小殷也很喜欢他们家的香肠，希望多买点送人。犇犇说，妈妈做的香肠不卖，每年就这一点儿。

在小殷店里，经常有客人要上台唱歌。犇犇会唱几百首英文歌，而且唱得很有味道。碰到吃完私宴的客人要唱小小小小鸟，犇犇也会为他们伴奏，帽子遮住大半的脸。有一次我在露台上，听到一帮老爷们儿声嘶力竭唱真心英雄，很想夺门而逃。路过舞台的时候，犇犇看到我，点头一笑。我留了下来，那些人唱完就嚷嚷着去包间掼蛋了。

华山路1038弄里，有个酒吧叫“昨天今天明天”，简称“三天”。周六晚上犇犇会来这里唱歌，弹曼陀林的鹏鹏跟他搭伴。在这里，我没见过有客人上台唱小小小小鸟。开爵士俱乐部的老任倒是经常过来客串，他弹贝司，老汪弹吉他。两个大汉偶尔对视，高山流水，情深谊长。

“三天”在同一个地方开了三十年。啤大感慨：“和我同岁，都是九四年的。”我心里想，对我们来说，九四年可真是个好年头，如今只剩下回忆了。啤大来上海两年多，还没找到男朋友。我问鹏鹏有没有可以介绍的，他却说，玩音乐的圈子里都是渣男。我给啤大的建议是，不要和老男人来往，不要相信在酒吧里遇到的男人，偶像也不能局限于一个李晓川。

因为啤大的推荐，我吃了“三天”老板自创的“老艾鱼鲜面”，很受感动。这款面不止味道好，细节中的贴心，只有上年纪的人才能体会到，而我有幸是其中之一。虽然和老艾只见过两次，几乎没说过话，但我能看出来，这人有很多故事。

老任到了“三天”，就像明星一样，谁都认识他、围着他。有一次他让我和一个眼睛很小的人握手，我觉得面熟。啤大后来说，那个人是李诞。还有一次，老任带着一高个子长发男人，修身的白衬衣，脖子下面至少有三个扣子没系。我认出来这是许知远，站到马路牙子上去跟他搭话：“我看过你的节目！”许知远用谦虚的抿嘴一笑来接受我的赞许。“我喜欢你跟俞飞鸿那集。”他听了，转头再不理我。

大约四年前，我带费非、桃子去了“三天”。店里卫生间很小，费非小解出来，正好看到璐璐在洗手池边擦眼泪。原来那晚是她的四十岁生日，和几个闺蜜聚会。费非回到桌上，我们就和璐璐等人拼到了一起。其中有位女士感叹，女人四十是个坎儿。旁边桃子听了，满脸不以为然。此后，费非和璐璐谈起恋爱。现在，他们已经分手。璐璐对我说：等费非老了，我再去照顾他。

璐璐很优秀，也比费非年轻很多。她在跨国公司做到市场总监，自己带大了已经读寄宿中学的女儿。我问过费非，为什么和璐璐走不下去。费非说：璐璐很知道自己要什么，她构建的理想生活就像一块美丽的拼图，而我自己的人生不着边际，无法成为她缺失的那一块。这样的解释，我完全不能认同，问他：“你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自己的形状？”费非说：“我努力了三年。”有个性的男人，不懂地久天长，不值得信赖。

在大都市里，成功人生意味着放飞自己、活得充实。璐璐很多年前就考下潜水证，滑雪能玩单板，也上过摄影、画画、插花、跳舞之类的课，家里有猫，出门带狗，每周还坚持健身、瑜伽。我们仍然不时聚会，璐璐大方地表示，很感恩和费非一起的岁月，发现阅读能带来最大的乐趣。我幸灾乐祸地对桃子说：费非可能已经不行了。桃子冷笑：你以为别人都像你？

璐璐熟悉各类媒体，建议并愿意帮我去开视频号。她说公众号的质量越来越差，大都要靠标题赚眼球；读不到优质内容，变现也越来越难。我认同璐璐的看法，但考虑之后，并没有接受她的提议。去年冬天访谈刘苏里，重放录音才知道我的声音有多么难听。况且，以我这相貌，不做美颜没法看，做了让孩子们瞧不起。人老了就该尽量避免出头露面，丢不起那个老脸。

自从搬到衡山路，我每天都到黑石公寓的Drops喝咖啡。院子里可以晒太阳，他们家也不用一次性的杯子，很适合体面人对环境的爱护和对情调的追求。桃子店里不忙的时候，会来Drops陪我坐一会儿。有一天费非也在，桃子问我：你两个孩子都在国外，没想过出去吗？

这个问题其实我想过很多次。如果还年轻，我肯定会远走高飞；如果哪天不能再看Pornhub，我会考虑搬到清迈去。但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上海是个好地方，这里我不会寂寞，身边有唱歌的、弹琴的、喜欢开店的，热爱做饭的、睡不着觉的、以卖艺的名义卖身的、无耻但不无聊的。这里走在街上不用担心被抢，看着跟自己同样长相的，也不会觉得不顺眼，不会躲着视而不见。另外，我还有人要去爱，有债要去还，有乱要去捣，有帐要去算。这么好的地方，凭什么要离开？

没等我说什么，费非插言：“海明威在书里说，别以为换个地方，你就能甩掉自己。”

桃子和我同时问：“哪本书？”

“The Sun Also Rises，太阳照常升起。其实他们翻译错了，应该是，太阳也在升起。”

2024.4.28

春天来了，我搬了家。女儿曾在这附近读过小学，那时每次来接她，我都会提前过来，停车后在周围街道上转悠。没想过，十几年后，我会住到这里来。

当年的酒吧饭馆，几乎都已消失。贝尼还开着，窗户上用街头烤串店里常见的灯管，拼出“Since 1995”几个字。走进去，扑面而来一股久违的味道。可我已经不喜欢这个味道了，于是在服务生略带诧异和鄙视的目光中，赶紧逃开。高安路上的伊丽包子铺也还在，我买了两个，一个萝卜丝，一个梅干菜。所有的包子，都是两块五，只是比以前小了很多。站在路边几口吃掉，噎得我直打嗝。

开店可不是容易的事。租约时间短，房东也都不怎么厚道。生意好的话，到期给你提高房租；城市改造，更是容不得商量。以前家住古北，古羊路上一条街的店，一夜之间全部被拆光。孩子们小时候的记忆，也一下子就被粗暴地抹去了。

刘苏里在北京开万圣书园，三十年里换了五个地方。老任在上海开JZ，二十年搬家四次。我以前常去复兴西路四十六号的老店，如今房子还在，但已经被圈在了墙内。原来的门也被封上，没留下任何痕迹。从那里路过，无法想象这里曾是沪上爵士乐圣地般的存在。

离开复兴西路之后，JZ搬到巨鹿路的大同坊。店内正对着舞台，隔层曾经有个大包厢。这是老任的得意之作，也是他招待朋友的地方。开业不久，JZ被消防盯上，勒令整改。隔层被封，老任自己都不愿再来。此后，那周围陆续开了很多家酒吧，每家都电音轰鸣，都想在声势上盖过隔壁的店。走过那个小广场去JZ，就像穿越地狱，恐怖至极。有这样的前戏，让人完全不会再有听爵士的兴致。

大同坊不值得留恋，老任说，开业第一天就想搬。八年之后，他们终于搬到了衡山路。那是一百年前美童学校的旧址，马路对面，是当时美国人在上海的的社区礼拜堂。新店很大，更像个剧场。开业前晚，老任检查最后的布置，巨大的空间只剩下他、啤大和我三个人。“还挺紧张的，带烟了吗？”老任问我，然后想起他自己有两条大中华。“这是老查送的。其实他不送，我也会让他在这卖烟的。”

从汾阳路到复兴西路、巨鹿路，二十年里，老查每晚都在JZ门口摆摊卖烟。两个盒子里摆放的，一直也都是我没抽过的外国牌子。衡山路新店开业那晚，我在门口见到老查，第一次问他是哪里人。“我五湖滴。”“芜湖吗？我去过你们那里的查济村。”他眼睛一亮：“你去过？我就扎字滴。”“你们村可太有名了，我去过的。金庸老家也是你们查济村啊！”老查听了很得意，让我随便拿烟。

老任知道我住在新店旁边，建议我白天在店里写字，晚上待客。我看了一下新酒单，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些年里，白天我常去的，是那种很安静的咖啡馆。凡是我喜欢的咖啡馆，开不了几年就会倒闭。就这样，二十年里，我已经换过很多家咖啡馆。近来喜欢上晒太阳，发现能晒太阳的店，才能一直开下去。

安福路上有家Alimentari，最适合晒太阳。四年前疫情刚开始，全上海的咖啡馆几乎都关门，这里仍然开业。很多老外坐在那里，不戴口罩，阳光下满脸茫然。我和来自伊犁的伊璐在那里吃午饭，她说上海呆下下去了，她要去冈比亚给温州人当翻译。之后不久，伊璐便去了冈比亚，后来又借道塞内加尔，辗转到了法国。昨天看她发了视频，正用英文朗诵自己的诗歌，旁边有个姑娘伴舞，看上去很像嗑多了药。

上海所有街道中，我最熟悉的曾经就是安福路。两年前的春天，被关在家里很久，放开后立即骑车去那里，开瓶啤酒纪念解封。安福路193号开过一家意大利餐厅，名叫Settebello。穿过前厅，后面有个绿草萋萋的小院。如今，Settebello早已关门，除了费非和桃子，和我在那里吃过饭的人，几乎都离开了上海。

我没问过桃子的真名，叫她桃子是因为她住在桃江路上。现在成了邻居，她请我去吃街角的法国薄饼。这家店开了快二十年，桃子是熟客。自从和弹贝斯的毛里求斯男朋友分手，她的情绪一直有些低落。我委婉地劝她，这个年纪，以后不要再找老外了。她冷笑一声：中国男人谁会要我？桃子在Bumble和Tinder上都有注册，据她说，上海只剩下些教英语的老外，又穷又懒又坏。

黑石公寓在复兴西路上，里面有家Drops咖啡馆，是我新发现的晒太阳的好地方。前几天和汤小姐在那里喝咖啡，周围有几桌老外。提起桃子说过的话，汤小姐表示高度赞同：在上海超过一年的外国男人，都不值得交往。我很想说，外国人到中国会变坏，是改革开放后的现象。一百年前并不是这样子。而且，即使当今也有例外。我认识的外国人中，意大利人Erik就很可靠。他在上海近二十年，娶了徐州姑娘，有个可爱的女儿。Erik喜欢做饭，他做的佛卡恰和各种甜品无与伦比。桃子说，有手艺的人多半不至于太坏，她过去只找有手艺的男人。可惜，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

费非和桃子都是上海人，我用双脚走出的对上海的熟悉，已经越来越让他们服气。相对于在公园散步或走进大自然，我更喜欢走街串巷。但我厌恶那些现代高楼大厦的街区，因为那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此外，那些似乎高贵但其实俗气无比的名字，消灭了所有可能的浪漫和想象力。国内所有城市中，大概也只有上海，留存着值得走的旧街道和小弄堂，掩藏着只属于上海的故事。这些故事令人痴迷，因为其中有太多的奇迹与磨难、聚散与悲欢。

张珑是民国出版家张元济的孙女，早年生活在上海，毕业于中西女中。我读她的回忆录《水流云在》，很感兴趣其中关于旧上海的记忆。她写过静安寺路（南京西路）上的沙利文西餐馆，西摩路（陕西南路）上的富特勒食品店，以及善钟路（常熟路）上的上方花园。上海的故事，总和某条街、某座房子、某家店有关。店消失了，如果地方还在，回忆便依然能生动。因故事而被记住，对于开店的人来说，既是慰籍，也是激励。

几场春雨之后，天气越来越暖。很快，住处附近的街道，都会被梧桐树的枝叶覆盖。这些梧桐树已经栽下了近百年，两侧的房子也早已换了主人。我无法走进、甚至看不到高墙背后的宅邸，但我知道，在那里，阴谋取代了轻歌细语。这里还有很多弥漫着烟火气的弄堂，那些曾经精致的洋房，被若干人家挤住着，袒胸露怀，疲惫不堪。外墙风化了，油漆褪色了，楼梯倾斜了，只有裂缝和角落里，藏着往昔。我很想去贴近看个究竟，让那些不该消失的，不被忘记。

2023.3.22

1

连续半个月阴雨，让人以为还在寒冬。等终于出太阳了，坐火车驶出上海，才发现田野里春意已是盎然。

过去这一年，每逢周日，我都会去九江路上的圣三一堂做礼拜。三月初开始参加慕道班的学习，预计将于七月接受洗礼，那时我会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

去年第一次来这里，是阿文建议的。礼拜开始，管风琴奏乐，唱诗班伴着晨光，从面向东方的大门缓缓走进来。那一刻起，直到礼拜结束，我一直禁不住地流泪。此前多半生，从来没听到过母语的声音可以那么美妙，也从没和这么多同胞在一起，进行这么庄重的仪式。

上海于1843年11月开埠。1847年，英国侨民增多，教友们无法继续在领事馆里做礼拜，于是在九江路建起了简易的教堂。没过几年，旧堂被台风摧毁。1866年，原址重建新堂，三年后落成，成为远东最早、规模最大的圣公会教堂。此后很多年里，圣三一堂的钟塔一直是外滩最高的建筑。

开埠之初，上海只有四条通向外滩的土路。最北面是南京路，即大马路；向南分别是二马路九江路、三马路汉口路、和四马路福州路。

传教士们到上海后，最初驻扎于福州路。所以，福州路最初的名字是Mission Road，即教会路。Mission也是使命的意思，而这条路完成的使命，堪称近代史上的奇迹：最早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最早的现代报纸如《申报》、最早的书店，都曾创办成长于福州路。很多年里，福州路才是这片土地上最具生机、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圣地。当然，和世界上很多人文圣地一样，不能少了风月。福州路的尽头，如今来福士广场那片区域，曾是最有名的红灯区。

福州路和汉口路之间，后来建起了工部局大楼，这是英美租界（公共租界）的最高管理机构。圣三一堂隔汉口路与工部局大楼相邻，正门外的路，最早被称为教堂路，后来改名为江西路。100多年前，这条路上沿街遍布着各国的银行，被誉为“东方华尔街”。

所以，开埠之后的百年当中，圣三一堂一直是租界的的政商和宗教活动中心。1893年11月18日，上海工商各界庆祝开埠50周年，举办地就在堂前的花园。

2

今年二月底做礼拜，布道的尹牧师是上海人，早年家住威海路。他提到50多年前，曾多次和母亲坐49路公交车到外滩，终点就在江西中路九江路。母亲告诉他，这座封起来的红色大房子是礼拜堂，她曾经在这里做过礼拜。

圣三一堂建成后，被坎特伯雷大主教升格为上海地区的主座教堂，1949年之前，一直只对英国侨民开放。英国人被赶走之后，教堂的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直到1966年8月被彻底关闭。56年之后，于2022年的12月才再次恢复礼拜。

尹牧师说：如今，母亲早已升天，她生前没能再来圣三一堂。而此刻她一定在天堂里看着我，看她的儿子在这里布道。

说到这里，他久久哽咽。

尹牧师祖上就是牧师，到他这里已是第四代。儿子在国外读完大学之后，进了神学院；孙子将来也会考神学院。尹牧师说，他们家里至少会有六代做牧师，而他知道有人家里已有九代做牧师。信神的人，不用担心延续和继承，隔代之间也不会有代沟。

现在的人们无法想象，上海曾经拥有过770座教堂。那时，市区的面积还很小，如今的内环以外都是农田。这个城市的天际线，应该有很多尖顶和塔楼。清晨和傍晚，到处都会响起钟声与圣乐。

所以，上海是一个蒙恩的城市，凡是蒙恩的地方，难免都会经历磨难。这未必是神的考验，但蒙恩者会从磨难中获取救赎与重生。在上海，如果不能感受这里的神迹，住多少年，有多少次City Walk，也不会明白她的故事，更无法触及她的灵魂。

3

鲁迅在上海生活过大约十年，一直住在虹口，他肯定没有来过圣三一堂。我不知他是否去过别的教堂，在信仰方面有过哪些体验。在《天生蛮性》一文里，鲁迅嘲讽：“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把“性灵”和小脚崇拜、王道崇拜相提并论，可见鲁迅对林语堂的“性灵”是不屑一顾的。鲁迅憎恶鬼怪，但他并不理解“性灵”。如果他能多一些去体验和理解，或许会留下不同的文字。

鲁迅逝世后的第四天，林语堂曾写道：“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可见，不管鲁迅如何冷言热讽，林语堂始终笑意盈盈。鲁迅写杂文，是要以手中的笔做刀枪；而林语堂写小品文，却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历史证明，怒骂其实比嬉笑更容易被居心不良者利用，这才是更深刻的讽刺。

我无意也无法比较鲁迅和林语堂的人品、学问及成就，更不想去评估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假如我生在他们那个时代，相信我必然属于被鲁迅谩骂的一类，而林语堂肯定不会拒绝我做他的弟兄。去年在阳明山林先生故居的阳台上，望着他曾望过的城市，吃着老阿婆做的厦门炒米粉，我的感觉就像在亲戚家里。

林语堂的父亲是牧师，夫人来自基督教家庭，读书是在教会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但他自己却是到了晚年才正式受洗成为基督徒。林语堂学贯中西，他的信仰之旅未必是继承的，或许更是理性的选择。这样的信仰之路，对我来说，更具启示意义。

4

林语堂毕业的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创办的大学，曾被称为东方哈佛。与圣约翰合作紧密的教会大学，还有沪江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如今，只有东吴大学依然开办于海峡对岸，原来的校址被苏州大学征用。其它几所大学，都早已被撤销了。

东吴大学起源于中西书院等教会学校，而中西书院的创始人是美国人Young John Allen，中文名为林乐知。1859年，23岁的林乐知携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从纽约出发，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航行了210天，才来到上海。此时，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他和教会、亲友无法联系，也没有任何资金来源，无奈只能在上海卖大米、棉花和保险，后来又当起英文老师和翻译。

从这样的境遇开始，林乐知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七年，最后在上海因病安息主怀。四十七年中，他出版了上百部译著，先后创办了中西书院和中西女中，他主持的《万国公报》深刻影响了清末的维新运动。他被清政府册封过，也被康有为赞颂过，他的学校培养了民国数代英杰，他的故事激励了更多的神的使者。

中西女中最初的校址，位于西藏南路汉口路。迁到忆定盘路（江苏路）之后，原址上建立起沐恩堂，正对着跑马厅，现在名为人民广场。中西书院的旧址在虹口的昆山路，林乐知去世之后，这里建起一座可容纳千人的教堂，名为景林堂。在林乐知的故乡美国乔治亚，有两座以他命名的社区教堂。

林乐知和夫人玛丽在中国又生下八个孩子，1907年去世后，他被葬在了静安公墓。又过了几十年，公墓被铲平，上面建起了静安公园。春天到了，我的朋友老任又要在那里办爵士音乐节。

上海百年，林乐知的弟兄姊妹们成千上万，其中很多人因贫病和教案长眠于这片土地上。他们留下的，除了那些无形的“性灵”，还有最美的建筑、最好的学校和医院。人们若问信仰有什么用，我不知该如何作答。不过你可以去看看，有哪些东西，你希望一直都不要消失。

和国外的教堂不同，圣三一堂没有教友的墓地。我有时想，整个地球，其实都是林乐知这样的不凡者的坟墓：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可能有立柱和碑文，在遥远的国土上也不会被忘记。这些纪念未必是刻在石头上，而是刻在人们的心里。他们曾将勇气视为自由，将自由视为幸福。他们不是偶像，他们应该是榜样。​

2024.3.12

韭菜本来也是野生的草。《三海经》就有提到：丹熏之山，其草多韭。据《诗经》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祭祀，会“献羊献韭”。韭和羊搞在一起，最初很可能是为了去膻去腐。但久而久之，因羊阳同音，这种草被传具有了壮阳的功效，从而以“起阳草”之名在中原广为流行。我查过资料，韭菜一直是中华独有，在日本和韩国都很少见到，西方人更是无缘消受。

与中原很多其它的特色一样，食韭菜的爱好已遍布神州。传统的粤菜和江浙菜里，本来没有这个食材，现在竟也有了。只是上海人追求精致，鄙视大蒜之余，对韭菜遮遮掩掩，灵魂里却也少不得那颗葱。的确，和大蒜类似，吃罢韭菜气味难闻，但如果所有的人都吃，彼此就无需嫌弃；有时牙缝里会不慎塞住片许的绿叶，有碍观瞻，不过有自信的话，小节便大可不拘。

韭菜既已隆升上了台面，在地里的待遇自然提高不少，会被施肥，会被浇水，会被罩上塑料大棚，不怕风吹雨淋天寒地冻。近年科技进步，据说最好的农药也施与了韭菜，以确保其不被害虫侵扰，可以茁壮成长，可被一茬又一茬地割。

这样说来，韭菜显然是最幸福的：不仅温饱无忧，而且齐整美观，郁郁葱葱展示着步调一致的规模与自豪。对韭菜来说，所介意的并非是否被割，而是能否共同被割。

韭菜有贵贱，有排名，有优劣阶层之分。大韭菜欺负小韭菜，富贵田里的韭菜鄙视贫瘠田里的韭菜，但所有的韭菜都嘲笑野草。野草生在山间、生在草原，是没人照管、没人待见的。如果野草的种子飞进韭菜田，飞进别墅的花园，则会被连根拔掉或者用药杀掉。做野草，不仅辛苦，而且危险。

但野草却似乎全然不介意，它有自己的骄傲，浪荡形骸中竟然成为了文学的主题。美国大文豪沃尔特-惠特曼一生诗作，全部收进他的《草叶集》。惠特曼说：哪里有土，哪里有水，哪里就长着野草。

可见，野草是顽强的。一场春雨，石头缝里会有野草，路边会有野草，几乎所有的岸边都会有野草，风吹日晒，疯狂生长。野草一生都在搏斗：被牛羊啃食，会成为粪便，给下一代带来养料；被野火烧尽，春风吹又生；善终，则一岁一枯荣，自由交配，种子随风飘荡，哪里都能发芽。野草有籽无根，没有家园，没有父老。

即如鲁迅所题：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割，直至于死亡而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韭菜总是积极向上，争先恐后，而命运却是相同的。因为未曾与风雨共舞，未曾被阳光拥抱，被割之前只能困囿于菜园，自然无需体验生命的折磨和震颤，这让它们感到幸福美满。野草不在意天涯何处，既不会嘲笑韭菜，也不需要和韭菜们纠缠争辩。但在韭菜看来，野草们是可恶的，因为它们恐惧野草会侵占它们的安宁，破坏它们的静好。我无数次听到韭菜们的鼓噪，听久之后，才发现其实都是一个呼唤：主人啊，快拔走这可恶的野草！

生存还是毁灭，这的确是个问题。韭菜想生存却常不得活 – 行情多变，园子难免被翻掉改种土豆，韭菜连根须都成了肥料；野草不惧毁灭却可能获得永生，因为野草籽无拘无束，浪迹天涯。人是生为野草的，但多半会为了所谓的生存与光鲜，浑然之中活成韭菜。成为野草，靠的不仅是离开的勇气，而且还需要有被摈弃的机缘。

我曾梦见自己是株温顺的韭菜，因为农药过敏，变异成为韭菜田里不受欢迎的草，被拔出来扔进臭水沟。多谢了风吹日晒雨打，让我从朽腐中再生。梦醒虽不知身在何处，却变得不惧天塌地崩。所以，再借鲁迅所言：

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2020.3.1

深夜才到香港，照常住湾仔的酒店，放下行李就去吃潮兴鱼蛋粉。走在街上，脸上瞬间就湿漉漉的。这样的雨，比英国人讲的pissing rain还要细很多。心情极其糟糕，这与天气无关，与那个日子更无关。我骂自己，真没出息。

第二天醒来，打开朋友圈，看到小本发了一张蜡烛的照片。小本在纽约做律师，我们已经十多年没见面。他发什么我都点赞，他也会给我点赞。我转发了他的蜡烛照片，不过很快自己又删了。何必呢，自己记着就行了。

这次来香港办事，只花了半个小时。结束后去了时代广场，帮人买个Gucci包。服务员是个像男孩的当地女孩，自我介绍名叫Ashley，英语糟糕得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标签上要刻字，她要求加我的微信，弄好后通知我过来取。刚在楼下喝完半杯咖啡，Ashley就发来消息：哥，可以来取了。

在上海找福建人阿琪理发，已经十来年。他爸爸比我还小，但他总是管叫我哥。店里做按摩的女孩叫夏夏，来自安徽，刚满二十岁，却也管我叫哥。我建议过几次，还是叫叔合适。但说了也是白说，他们还是哥啊哥地叫。哥就哥吧，铜锣湾也都哥了。

从时代广场走回湾仔，路上买了信报、星岛日报、经济日报、明报和南华早报。轮椅上有个男人捅我屁股，原来不小心我有几张钞票掉在了地上。卖报的老女人呱啦呱啦说话，我听不懂，连连鞠躬致谢。回到酒店房间，只用半个小时就把一摞报纸翻完了，扔到垃圾桶里，居然装不下。

天气预报说有雨。天的确是阴的，风很大，雨却并没有下。维园每年这几天都要搞嘉年华，电视里说有很多警力维持秩序，估计也不会有什么人去。我脑子里反反复复，总是绿洲乐队在Wonderwall里的那句歌词：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今天将是那个日子，他们会将它抛回给你。

钟浩是我毕业后在研究所的同事，在香港两天里，我只想和他见面。三十五年前的春天，我从北京到香港，停留几天后去伦敦，而钟浩此时已在香港学习。我有那天的合影，虽说西装领带，其实我们是去看了小电影。前段时间钟浩说，那个电影院也关门了，不少当地还人去拍照留念。

这次见面，我们又拍了一张合影，算是个纪念。本来想和旧照一起，发到朋友圈里，但对比实在太不堪，于是发给了女儿，告诉她这是时隔三十五年。她回复，哇哦。

这些年里，钟浩一直在香港，做些和金融有关的事。我们本来只是约在交易广场的翠玉轩吃饭，最后餐厅只剩下我们俩，于是便跑去坚尼地城的酒吧；酒吧打烊，又打车到湾仔的潮兴鱼蛋粉吃宵夜。六个小时里，工作上的那些事几乎没提。回忆起少年时读的书，大学时代的文学梦想，以及进研究所的故事，才发现这辈子值得自豪的经历，居然发生在二十来岁。那时我们对如今人们热衷的事情全无感觉，对未知和未来充满好奇。

香港不是他乡，而曾是最近的远方。在这里与故知相见，真开心仍有孩童般的亲密。提起过去这三十五年，难免心有戚戚。幸运的是，我们没想着去改变这个世界，也因少年时吸进内心的那点光亮，还不至于完全被世界所改变。成败与得失并不值得计较，难得这般年纪还想讨论人生的意义，还能互相勉励。太多耽误了的年华，太多难以清除的毒害，太多走错路的懊悔，都不必去唏嘘，更重要是对未来仍有期许。有些缺憾永远无法弥补，阴霾密布看不清时势的轨迹，我们都想赶紧放下眼前的琐碎，重新找回昔日的好奇。至于年轻时朋友们共同的愿望，也许此生都无法实现，但世界不会总是这个样子的。希望是个好东西，也许是最好的东西。好东西就应该留着，不需要十年，三五年就能见分晓了。

夜已深，风继续吹。儿子放暑假，从伦敦飞回来，再过几个小时就落地上海。我回到房间，又听了一遍Wonderwall。Noel Gallagher 说，他这首歌是写给一个想像中的朋友，能把他从他自己那里拯救出来。谁能拯救我呢？这个问题很难，但我已接近知道答案。其实，摇滚歌手填词，未必知道自己想讲什么，有时只是文字游戏；对于听者而言，却总有几句，应和着某一刻的思绪。

今天将是那个日子，他们会将它抛回给你
现在你应该已经知道，你必须做的事
我不相信还有人，像我此刻这样感受你

街头正在传言，你内心的火焰已经熄灭
相信你早已听说，但从没有怀疑自己
我不相信还有人，像我此刻这样感受你

我们要走的路曲折盘旋
引导我们前行的灯火炫目耀眼
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但却无从说起
因为也许，只有你能拯救我
而且终归，你是我的神奇的墙壁

今天本该是那个日子，但他们永远不会将它抛回给你
到现在你应该已经知道，你不应做的事
我不相信还有人，像我现在这样感受你

带你去那里的路曲折盘旋
照亮前方的灯火炫目耀眼
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但我却无从说起
我说也许，只有你能拯救我
而且终归，你是我的神奇的墙壁

2024.6.5

小鬼当家

​年轻时，在飞机上看了《小鬼当家》。我想，将来一定要有孩子，一定要跟他们看《小鬼当家》。后来，这个愿望实现了，我有了一女一儿。

孩子们小的时候，进入十二月，我们就会把圣诞树从储物间拿出来，用各种挂件装饰好。夜里，树上彩灯闪烁，客厅里浓浓的节日气氛就出来了。通常要到春节之后，这些才会被撤下收好，等着下一年再用。

平安夜里，全家围着圣诞树打开礼物。孩子们睡觉之前，会在床头挂上红色的大袜子，等着圣诞老人夜里来投送礼物。他们再三叮嘱，家里没有壁炉和烟囱，一定要确保厨房窗户是打开的。通常，我会在深夜去附近的便利店买些糖果饼干，装在袜子里，让孩子们早上醒来就有惊喜。

儿子读一年级那年的圣诞日，我照样睡懒觉。家人早饭过后，太太来卧室问我，今年是否在袜子里放了自动铅笔。我说肯定没有。显然，自动铅笔是儿子自己放进去的，他已在餐桌上向姐姐和妈妈宣布，圣诞老人今年对他有特殊优待。

这给我们出了个难题。如果承认袜子里的东西是我装的，圣诞老人的童话就会到此为止。如果不让这个童话破灭，儿子的谎言就得不到揭穿。作为希望孩子诚实正直的家长，我们有责任搞清楚铅笔的来历。

还是妈妈有办法。她问儿子：“喜欢圣诞老人的礼物吗？”儿子点头说喜欢。

“小孩子在圣诞这天必须要诚实，如果说谎，圣诞老人就再也不会给送礼物了。你今天有没有说实话啊？”

儿子看着妈妈，想了很久，最后坦白：“铅笔不是圣诞老人给的，是小朋友送的。”

当然，经过调查，当天确认这也不是实话。儿子受到了“惩戒”，不过他也得到承诺，明年圣诞老人会继续给送礼物。

此后十多年里，为了打游戏，儿子和我斗智斗勇，被我抓住多次；他的初中成绩很差，被学校劝退，这让我对他的智商更加怀疑。不过每当想到他六岁过圣诞时玩过的诡计，不管我嘴上说什么，内心觉得他应该还可以。

后来儿子换到寄宿学校读高中，经过两年努力，考上了顶尖的大学。回顾他的成长经历，我觉得“小鬼”是可以“当家”的，我此前对他太缺乏信任和鼓励。过去几个月，遇到为子女教育而焦虑的朋友，我会谈儿子的故事。遗憾的是，我的劝告完全没用，这也许是因为我语气中有明显的自我吹嘘。

​

圣诞颂歌

此刻，儿子在伦敦读大学一年级。他感受到的圣诞氛围，应该是我三十多年前也体验过的：摄政街上空的彩灯、牛津街商店的新橱窗、哥文花园的熙熙攘攘、以及到处都能听到的圣诞颂歌。

最初到英国，总想着省钱，于是找到一座破旧的大房子，住宿免费，条件是帮房东贴墙纸刷油漆。和我同住的，是来自北部约克郡的建筑工人Gerry Riordan。Gerry是天主教徒，每天下班会给地铁站旁边的流浪汉一英镑，每周发工资都会带我去中餐馆。后来我才知道，吃完中餐，他还会偷偷独自再去吃个汉堡。

圣诞前夕，Gerry和女朋友去西班牙度假，临行前特意给我买火车票跟他回约克郡，和家人吃顿圣诞火鸡餐。那次约克郡之行，Gerry还带我去吃了印度餐。十七岁的时候，他曾经跟着传教团去过印度，曾经梦想过留在印度做神父。

从约克郡回到伦敦，恰好赶上英国家庭和学校联系，邀请中国学生去他们的家里过节。就这样，我又去萨里郡一个村子住了四天。这是我第一次在英国过圣诞，在两个家庭里，先后吃了两顿火鸡大餐。

我忘记了萨里郡那家女主人夫妇和她父母的名字，只记得她不满周岁的女儿叫Genevieve。和我同一天到的，还有她做中学老师的哥哥，带着夫人和三个儿子。客厅不大，墙壁上挂满了亲友寄来的圣诞贺卡。平安夜里，女主人带我去教堂做弥撒，去邻居家里参加派对；圣诞日，我们围着圣诞树拆礼物，开餐前每人扯开自己餐盘里的拉炮，戴上彩色薄纸的皇冠，读纸条上的小笑话；节礼日，男主人带我去附近的公园散步，去运河里划船。所有遇到的陌生人都很友好，互致Merry Christmas。

此后几年，每到年尾，女主人都会给我写信，寄来他们一家的年度新闻。我不记得是否给人家回过信，总之慢慢就失去了联系。我有时会想那时自己的失礼：女主人家每个成人都给我准备了礼物，而我什么都没带；我不习惯西餐，每顿饭都要用他们家那瓶马来辣椒酱佐餐，吃东西时嘴巴发出的声音也有些大。这些坏习惯，都是后来被提醒才逐渐意识到的，如今想来实在窘迫。正如我的朋友保罗所言：那时，我们年轻而且愚蠢。

“圣诞快乐”（Merry Christmas）作为祝福语，从1840年代开始流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狄更斯《圣诞颂歌》的广受欢迎。小说里的史古基（Scrooge）是一个尖刻、吝啬、寡情薄义的商人，平安夜里，他被七年前死去的合伙人的鬼魂造访。在圣诞精灵的带领下，史古基看到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终获大彻大悟，决定痛改前非，不再被金钱桎梏，而是去做一个有爱有温情的老人。

所以，圣诞不仅意味着欢聚，它也是关于救赎和奇迹的。这几年，我经常想起Gerry，但不知怎么能找到他。前几天收拾旧物，发现了三十年前的日历本，里面居然有Gerry家的地址。我已让女儿寄去贺卡，如果能找到Gerry，那将是我今年圣诞节最大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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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

我二十四岁到英国，此后几年中，认识了一些很普通的英国人，感受过他们的善意、体面、低调的古怪和矜持。现在越来越意识到，这是我人生的幸运。

圣诞节临近，我想起春天离世的坂本龙一，想起他那首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看了电影才知道，大岛渚是导演，他更能理解和欣赏英国人的个性。

这部电影里只有男人，大岛渚启用了三个不同寻常的新演员：摇滚巨星David Bowie扮演英军战俘西里尔斯，坂本龙一扮演战俘营军官世野井，北野武扮演日本兵原上士。大岛渚毫不回避日军的残暴和丑陋，他也委婉但清晰表达了对战俘所代表的那种精神与价值的崇敬。大岛渚执着于真实，他的勇气令人敬佩。

九十年代初，在伦敦的电影院里，我看过大岛渚七十年代拍摄的《感官世界》。那是一部惊世骇俗的禁片，男女主演不用替身，真实呈现了所有的性爱。

《感官世界》的故事，发生在1936年。当阿部定和老板吉藏终日在妓舍疯狂做爱时，窗外大街上，年轻的士兵们正列队游行，老百姓挥动着膏药旗，在亢奋中欢呼着。在性的迷乱中，阿部定将吉藏勒死，慢慢割下他的阳具，装在自己的包裹里，优雅离去。

此时，世野井和他的少壮派战友们正在策划“二二六”事件。六年之后，在《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故事里，世野井在爪哇岛的战俘营里做军官。心如死灰之时，他爱上了战俘西里尔斯，他开始被美感融化，开始理解真正的勇气。

为救战友，西里尔斯在所有人面前强吻了世野井。作为惩戒，他被埋到黄沙里，只留出脑袋等待死亡。月明星稀，世野井来到弥留的西里尔斯旁边，从他头上割下一缕金发，起身行军礼致意后，怅然离去。

那时的日本，表面上疯狂且亢奋，但底层则是绑架着所有人的集体焦虑。只有个体的爱欲是真实的，它能滋润贫瘠的土地，孕育出另一种可能性。无疑，大岛渚对他民族的个性、悲剧和希望，都有深刻的认知和反思。

电影小说原著的作者是南非人劳伦斯-范-德-波斯特（Laurens Van Der Post），生前被英国女王授予了爵士。劳伦斯爵士活了九十岁，当过士兵、记者、作家、农场主、教育家、人道主义者、自然保护主义者。七十年代成为当今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密友、撒切尔夫人的邻居和顾问、威廉王子的教父。

劳伦斯爵士二战时曾在爪哇岛向日军投降。出狱后，基于战俘营的经历，他写下了《种子和播种者》。在他众多的作品中，这部小说不算出色，但大岛渚从中找到了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其实从1926年开始，劳伦斯爵士就和日本人交朋友，共同海上旅行。十几年后，做为日本人的战俘，他又体验了战争对人性和理性的摧残。但不管经历了什么，他终生都认可日本对他的影响，毫不掩饰他对日式美学的欣赏，以及对日本人那“一根筋”的爱恨交加。

劳伦斯爵士和大岛渚都是播种者，他们崇尚同一种精神，播下同一颗种子，跨越时空，互致敬意。如此惺惺相惜，早逝者们的牺牲才成为值得，他们的救赎才能圆满，他们的在天之灵才能得到慰藉。

战俘营里，北野武扮演的原下士曾殴打会讲日语的战俘劳伦斯。战后，原下士被判死刑。临刑前，他请求与劳伦斯相见。当劳伦斯即将离去时，原下士从背后呼喊：

Merry Chritmas，Mr. Lawrence。

劳伦斯回头，微笑着和原下士对视，满目柔情。

2023.12.16

每次去列巴，都能遇见玛莲娜。她和我一样，是老板戴三金最忠实的粉丝。玛莲娜有很多闺蜜，几乎都是离了婚的美貌女人。伴着红酒，和她们一起吃超辣的新疆炒米粉，我会忘记人生的荒谬和无意义。只是玛莲娜喝点酒，就会大谈男女之事。在她那里，似乎女人都很开放，男人都很厉害。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听这类毫无掩饰的香艳，无疑是一种心理折磨。但玛莲娜并不顾及我的感受。

进入秋天，玛莲娜张罗着要给我过生日，热闹一下：“女人够多了，你去找几个男的吧！”这让我很为难。我同龄的男人都太老，除费非之外也都太丑，而且满脑袋肥肠。年轻一些的，只懂赚钱或钻营，无趣至极。前些年在公司做事，结交过金融界新一代才俊，券商、律师之类。那时我算甲方，他们又拥有超高的的情商，以至于我把他们当成知己，掏心掏肺大谈存在主义。后来才发现，没生意做了，他们就再不会搭理我。我经常想，金融圈肯定有人爱文学不势利，没交到朋友只是我不走运而已。

律师当中倒有个例外：我和本杰明从来没有业务上的往来，也没在一起唱过歌，如今却仍然联系。几年前他回到纽约，我总在微信和推特上给他点赞，他身上有着知识人的清爽气质。第一次见到本杰明，是在安福路193号的Settebello。那时安福路还很安静，午后斜阳之下，餐厅背后的小院子芳草青青。北京来的袁老师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一个有勇气的女人，敢于出走，矢志不移。如今我能经常听到袁老师的声音，却不知道何时还能再见，甚至不知道她在哪里。

那次见面之后，Settebello成为我最常去吃饭的地方。可惜几年之后，餐厅关闭，从时装店又变成花店，路过时总能见到姑娘们在门口拍照。至于Settebello那个年代，早已曲终人散：英国人伯尼回到伦敦，辰晖去了爱尔兰做投资，戴安娜升职去新加坡，曼丽和法国男朋友去了巴黎，留在上海的只剩下费非和桃子。

多年前伯尼来上海，我们在Settebello吃饭后，在武康路上找到他爷爷四十年代在上海的宅子。在谷歌卫星地图上，可以清晰看到一片红色的屋顶；在高德卫星地图上，那里是一大片并非草地的绿色；而现场能看到的，只有高高的围墙。伯尼的爷爷是艾黎-嘉道理爵士的助理，临终前对我曾经的老板伯尼爸爸说：今生千万不要投资房地产。二十多年前，伯尼爸爸在北京投资实业失败，留下朝阳公园西门六百平米的顶层复式，一直空着。我早就劝伯尼赶紧卖掉，他却磨蹭着，现在恐怕很难出手了。

伯尼在中国混了二十多年，梦想成为他爷爷那样的冒险家。他没干成任何正经事，北京那座顶层复式巨大的卧室里，却换过不少女主，其中不乏名媛、名模、名主播、名设计师之类。不知何故，几位女士后来都曾从北京到上海发展。在兴国路上的Heyday，我遇到过和美国人一起的央视九套主播，昏暗的灯光映出沧桑，依然魅力；在新天地的时装秀上，也见到过客串当模特的设计师，挽着又秃又胖的意大利酒店老板，欢天喜地。她们都问我伯尼怎么样，提起来还有点眼泪汪汪。

我偶尔后悔当年把费非介绍给伯尼，因为费非的前女友菲奥娜早就说过，和伯尼一起，费非会耽误掉自己。留美归来的菲奥娜聪明而且美丽，她比我们都更早看出来伯尼将一事无成。然而，巧合也罢，宿命也罢，费非和伯尼在爷爷那一辈就有过交集，他们的爷爷都曾给嘉道理爵士做事。不同的是，伯尼的爷爷丢掉宅子，跑回英国；而费非的买办爷爷不肯弃宅而去，其后的命运则可想而知。

人生就这样充满了Irony。菲奥娜其实是伯尼某位金融界女友的闺蜜，因为伯尼，她才会遇到费非。我不无嫉妒地问过她：为什么会喜欢上费非？那次也是秋天，我们在安福路Settebello的小院子，菲奥娜手托着腮，侧脸看着身边认真吃意面的费非，满眼柔意：“我觉得他吃饭的样子最好看，吃相好看的男人不会太离谱。”听到这里，费非纤长白皙的手指骤然停止转动叉子，我旁边的桃子猛然向空中吐出一口清烟，只见她嘴角一丝冷笑，说不清的意味。

看来菲奥娜还不知道，费非的英文名字是Philip，很多人都叫他费离谱。

几年之后，菲奥娜结婚，先生杰克是个美国投资人，高大、博学而又热情。他们的新家在翠湖天地御园的顶层，从三十三楼望出去，上海的轮廓以及夜空之下的璀璨，一览无余。饭后，我们喝着红酒，菲奥娜问起了伯尼和费非。她并不忌讳杰克就在身边，轻声对我说：“费非很让我失望，他和这里别的男人没什么两样。”我不置可否，转头告诉杰克：菲奥娜刚跟你约会时，曾跟我聊起过，我跟她说一定不要放过。杰克听罢，两只大手握住我的手，用生硬的中文说：“大哥，谢谢！谢谢你！”

前些天，菲奥娜发来信息说，杰克要带着她和儿子回得克萨斯的奥斯汀定居。这让我想起去年那段特殊时期，我曾问过杰克是不是也要天天做核酸。菲奥娜回复：不然呢？我说：很好，很好。每当想起一米九的胖子杰克弯腰撅屁股的样子，我的愤怒都会烟消云散。

来上海转眼二十载，有物是人非，也有人是物非，过多感慨无聊无益。前几天去巨鹿路的JZ，见到几个复兴西路时代JZ的老乐手，恍如隔世。中场休息时聊天，才知道这几位和我都是二十年前来上海，经历过茂名南路和复兴西路。他们的故乡，是毛里求斯、是阿根廷、是哥伦比亚。至于那些追寻新奇的欧美人，大多在过去几年里离开，不再回来。

无关紧要，永别是上海最不陌生的情怀。周末雨夜，穿过虹梅路老外街，昔日热闹的地方萧条清冷。霓虹灯寂寞的光，斑驳映照在雨后的地面上，有气无力。孩子们小时候，我们常和爱德华一家，去养兔子的荷兰面包房吃Brunch。如今那里是个酒吧，门口好几个露肩穿短裙的姑娘，招呼着稀稀落落的过客。从门口望进去，里面黑漆漆的，空无一人。

和费非一样，爱德华是我始于少年的朋友。和费非不同，他拥有世俗意义上所有的成功：优雅信佛的太太，即将信佛的情人，读海外名校的孩子，卧室通电梯的房子。我们在同一个城市，终究不好意思疏远。但见面聊来聊去，从没什么新意，最后都是悻悻散去。我知道，他有很多更好玩更热闹的局，谈风花雪月，谈岁月峥嵘，谈政商黑幕，谈祖国统一。我感兴趣的东西，在他看来苍白、平淡且无趣。在寻找救赎的道路上，我们其实早已各奔东西。

这次见面，听他愤世嫉俗之外，更多是谈退休去哪里。他说虽在美国多年，两个孩子也都在那里，但美国越来越乱，显然不是个好地方。于是，他谈起马来西亚的槟城、泰国的清迈、葡萄牙的里斯本、加拿大的温哥华。我不解地问：你每天起来都是打高尔夫，喝酒聊泡妞，去哪里不都是一样？听罢他怔了半晌，醉眼惺忪中竟闪过一丝空洞的迷离。

离别时看着爱德华的肚子，我不合时宜地提起费非，说到费非在身材方面的自律。爱德华不屑地说，他总跟那个做纹身的女人混，肯定吸了东西。同在上海，费非从不参与我和爱德华的聚会，他和除我之外所有的同学校友都无往来。爱德华认为那是由于自卑，对此我从不反驳，但绝不同意。费非最早翻译过比特币白皮书，十几年前就劝我买比特币留给孩子。也是从那时起，他清空了书架上自己翻译的所有作品，将一切置于虚拟世界。他的世界，无论黯淡还是精彩，别人都很难得知。

和桃子从冲绳回来后，费非说他不会离开上海，每年只是短期去那里。对此，我颇感宽慰。尽管费非总说男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但我们的确相交最久，惺惺相惜。有他和桃子在这里，有三金的餐厅，小殷的酒吧，有曼迪的蛋糕，街角的咖啡馆，我的世界也算丰满。如果余生注定与同胞一起，还是上海这些人最真实有趣。费非也说过：“重要的不是你在哪里，而是你想在哪里。”

中秋前夜见面，我邀请费非和桃子参加十月底的生日聚会。费非以不喜欢热闹为由婉拒，桃子说她更想单独约会三金店里的哈萨克小伙子。这么多年来，桃子的男朋友都是裁缝、理发师、木匠、厨师，哈萨克小伙的拉条子令她兴奋不已。我对她说，过去两年我在上海的新朋友都有手艺。桃子很赞许：“嗯，你的人生终于走上了正规。”

这时，旁边的费非插言：“你问一下三金，愿不愿意帮我开家牛排馆，我会做得克萨斯烤牛排。”我猛然想起，十五岁的费非在大学操场上看了《得克萨斯的巴黎》，一心只想去得克萨斯。毕业前，他拿到了录取通知和奖学金，没去成美国，却进了看守所。这些年里，他给无数人翻译文件办签证，而他自己却只去过冲绳和泰国。我没回答他，而是说起菲奥娜已在得克萨斯定居。费非笑着说：“将来我去找她，说不定会死在得克萨斯的巴黎。”

“那上海怎么办？我还以为你要开个牛排馆，在这里过一辈子。”

费非摇摇头，望向月凉如水的夜空，良久才喃喃说道：“你想象一下，想象上海是海上一条船。”

2023.10.3

年轻时在伦敦，只见当地人庆祝，自己却从没参与其中。每年这个夜里，我一个人凄惨惨，从学校或打工的地方回住处，沿途很多人成群结队纵酒狂欢。对此我并不理解，但会觉得自卑和孤独，心里既羡慕又嫉妒。

进入中年，来上海定居。每到这个日子，孩子们都会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好几天搞装扮，万圣夜里去邻居家讨糖果。女儿读小班时，幼儿园搞万圣节派对，妈妈给她买了海盗服，她大哭着怎么都不肯穿，最后只好给她做南瓜妆。那么小的年纪，她就能表达自己的坚持和主见。

孩子们逢节开心，我自然欣慰愉快。然而，也很有些伤感，外面年轻人们的聚会狂欢，已与我无关。青春已逝，家中镜子里看到自己又丑又胖的鬼样子，不好意思再去扮鬼。

如今，孩子们都已长大独立生活。本来我以为，这个节日应该更与我无关。没想到，今年我却第一次走近其中。

我的朋友卓灵来自云南玉溪，这几天正在市集上摆摊，卖她自己做的银饰。周六晚上，她邀请我去看。到那里才发现，人们都在提前过万圣夜。参加变装秀的选手异想天开，创意或恶搞都引人尖叫；看热闹的人群里，也有很多年轻人装扮成各种稀奇古怪的角色，在轰鸣中的电音舞曲中穿梭。

我拍下照片，发给了桃子。她回复说：你不知道啊？上海今晚好多地方都这样的，南京路和巨鹿路158肯定更热闹。

经历了过去几年，这样的夜晚低缓有点魔幻。我丝毫没有二十多岁在国外感到的落寞和嫉妒，也没有十几年前的悲凉和忧伤。尽管可能在人群中最年长，也没有任何打扮，我仍觉得很有参与感，而且由衷地快乐着。

这可能是上海最肆无忌惮的节日。在这桂花飘香、温凉宜人的季节，年轻人摆出姿态，大胆做自己、忘记自己，很有趣，也很刺激。他们就应该这样，他们已被老人们剥夺了太多。

费非的前女友之一菲奥娜说，她相信英国人所讲，Manner Makes Man，仪态决定着为人。她看男人，一定要看吃相，吃相差的人不会有底线。费非则说，姿势很重要。二十多年前他认识桃子，就是从身后喜欢上桃子走路的姿势，从愚园路尾随到桃江路。

这个万圣夜，我想到了另一个词：姿态。前几年，桃子推荐我看美剧《POSE》，译成中文应该是姿态，姿势与态度。

《POSE》讲的是黑人跨性别者的故事。这些跨性人不被社会接受，被当成怪胎、异装癖、神经病而置于鄙视链的最低端，但剧中这些“姑娘们”，尽管生存艰难，有时不得不被包养或者街头卖淫，但她们会在属于他们群体自己的聚会上，在华丽与魔幻之中，以飞扬的姿态，舞出生命的本色。性别是隐秘的，她们的尊严和美丽真实且触手可及。

《POSE》中有首歌，是麦当娜的《VOGUE》。大意是：环顾四周，到处是不堪和痛楚。当你尝试一切，仍无法逃避，那就挺起胸膛，以最骄傲的姿态，活在当下，忘情而舞。女士们带着态度，男士们陶醉其中。

一百多年前，尼采穷困潦倒、身患重疾，他仍然吟唱：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哪怕带着镣铐，都要跳舞。

读大学的时候，我曾记下过卢梭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望不在枷锁之中。我读的第一本毛姆小说，就是《人性的枷锁》。无论怎样，身背重负是人类的宿命。心理学家要自我实现，佛家要修炼无我，基督教要追求信仰的飞跃，灵修者要去打坐冥想超绝，这些无非都是要努力挣扎出枷锁。

枷锁没有东方和西方之异，但却有文明和野蛮之分，有复杂和简单之差，有人性和非人性之别。摆脱枷锁固然有不同的姿势，哪怕无法摆脱，束缚中也要用眼神表露出态度。

我们这代人，小时候经历了穷困，从前总是衣服穿破了才舍得扔掉，或许很难理解如今的年轻人，不惜为几小时的精彩，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其实，计较得失，功利与势利，难道不正是我们这代自以为幸运者继承的不幸？

历史剧里，最常见且最具仪式感的姿态都是下跪磕头。真实生活中，不知有多少聪明的同龄人，终生都没有过真正舒展过，也没有过属于自己的表情。偶尔“人生得意须尽欢”，大半也都是不讲卫生的老男人们，在酒桌上大喊大叫或哭哭啼啼，谈不上丝毫的美感和尊严。

展现自我不同于傲慢，忘情舒展绝不是撒泼。傲慢的肉体是僵硬的，撒泼的精神是疲软的。姿态所需要的，是有生命的灵魂，是挺直的脊梁。

上海的万圣夜，和世界上很多地方一样，已不纯粹和灵异有关，更没有宗教意义。这是纯世俗的非官方节日，就像火人节，就像灵修之旅，是个人在集体参与中寻找联系、激励和某种心灵治愈。在市集的商业喧嚣中，除了鬼魂、僵尸、女巫、骷髅和恶魔，我还看到剪刀手爱德华、麦当劳叔叔、蝙蝠侠、古装侠客、阿拉伯的公主、后宫妃嫔，等等。原来，这些都叫Cosplay。

相比纽约的万人空巷，相比爱尔兰德里的幽暗诡异，相比威尼斯的华丽多彩，上海万圣夜的魔幻仍然脆弱单薄。但上海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在雪地上撒野，对付荒诞，上海的幽默更温婉，也更倔强。我想起费非那句话：想象，想象上海是海上一条船。

只要能吃饱吃好，我才不关心经济增长；相对于宗教和政治，我更感兴趣人类如何在黑夜里寻欢作乐。假如人们都愿在万圣夜里扮出精彩，摆起姿态，这个世界会更有趣，也会更加和平，玩Cosplay的人不会拿起刀枪上战场。我期冀更多的城市能像上海这样，我愿看到在鬼魂与现实最接近的夜晚，无论男女老幼们，都走出家门，通宵达旦。

朋友卓灵的角色，是《亚当斯一家》中的女主人莫提莎，冷艳而神秘；诗人箫歌也低调出现了，他没有特意化妆，和平时一样，全身山本耀司高级黑，黑色斗篷、黑色礼帽、满手银戒指，脖子上挂着骷髅头。他和卓灵商量，接下来要召集朋友们搞暗黑系变装派对，这个计划让人振奋，我已报名。

2023.10.31

我和卓灵在市集上。她制作的银饰Cellophane很快上线，我会转发链接。卓灵的偶像是爵士小号手李晓川。我们都叫她啤大，意指啤酒和大蒜。这是她以前的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