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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幼胆小怕事，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我一直是最瘦小的那个，总是坐在第一排。在农村，瘦弱意味着第一不能干活，第二不能打架，不仅会被嘲笑，还要受欺负。

因为打不过任何人，我很小就学会了逃跑，远离那些强壮的孩子。但凡遇到威胁，第一时间跑掉。想跑又跑不快，难免有时会挨个三拳两脚。但一般情况下，胜利者只是希望看到你害怕，逃跑证明你已经怕了，他们在你身后大笑，并不一定追赶你。

每次受气、逃跑，我都会感到很屈辱、很难过，经常希望自己快快长大，梦想某一天能练就一身武功，回来报复那些欺负我的人。但真的长大之后，就忘记了这些昔日的誓言，我记不起曾经被哪些人追打，也不关心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他们成了与我无关的人。

童年的弱小，让我早早地就放弃了英雄梦，但也培育了随时准备开溜的本能。如今，蓦然回首，竟发现我生命中的许多事件，总与逃离有关。逃离过去，逃离人群，逃离暴力，逃离感动，逃离现场，逃离温情。

逃，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宿命。我逃，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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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大学的时候，我15岁，身高1米56，体重42公斤。班上同学基本都来自城市，年龄大一些，个子高出很多。我瘦小土气，一无所长，非常自卑，不怎么敢找别人玩。此外，我对工科的课程没有任何兴趣，成绩也不好，课外大部分时间躲在图书馆读外国小说，对男女之间的事情充满与我年龄不相称的好奇。

好奇也没用。我们理工科学校女生很少，别的男生又很高大，体育也好，像我这样的，没有任何机会，幼小的心灵充满挫败感。

少年维特式的烦恼其实算不了什么，真正让我压抑的，是学校里那种沉闷、世故的气氛。我看不懂，小小年纪怎么可以做到那么老成，拍马屁、玩政治，样样精通。那个年代，毕业要统一分配，和辅导员、班主任、系里书记的关系可能会决定人生。我一边读着莫泊桑、卢梭、大仲马，一边眼看着周围同学的积极表现，无所适从。我不知道该如何追求进步，如何向组织靠拢，而辅导员打量我时那浑浊和不屑的眼光更让我胆战心惊。

几乎所有人都会怀念大学时光，都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情，而我完全没有。我不喜欢那里的任何一门课，也从没敬仰过任何一位老师。但我把所有的迷惑和不适都看作是自己的过错，对可能被分配到边远地区工厂的前景充满恐惧。

对我来说，大学四年，好似生活在奥威尔所说的“巨鲸的肚子里”。我只感到黏糊糊的窒息，但绝没有勇气逃离，弱小到甚至都没有能力摆出个桀骜不驯的样子。如今，我可以超然地再看那段经历，才发现那是我习惯性忘恩负义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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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快毕业的时候，我如愿考上了一个文科大学的研究生。尽管新的环境也很正统，但毕竟是文科学校，课程有趣得多，和同学也能有更多的交流。更关键的是，再不需要为毕业分配的事情发愁。我长高了一些，开始和女生交往，但我喜欢的人，都觉得我不够实实在在。

八十年代，被很多亲历者浪漫化了。这也难怪，那是很多人的青春，那个年代记载着精英们的憧憬和辉煌。对我来说，它只意味着有出走的可能。这次，我知道自已要离开什么，正如崔健所唱：

望着那野菊花，我想起了我的家，那老头子，那老太太，咿呀。。。

没有花房姑娘问我要去何方，我也不知道大海的方向。当我读完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走，就是要离开，去哪里都无所谓。

很多年后，读了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和克鲁亚克的《在路上》。原来，青春年少，不只是我这样的弱小者才会想到出走和离去。“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对于年轻人来说，出走，有时候只是想离开一个地方，并没有真正的什么目的，更不见得是由于什么远大的理想。我不知道我是谁，我需要用旅程来定义自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至于奔向什么，寻找到什么，一切都是未知。

所以，那时的离开，不是因为惧怕于暴力，而是由于青春不可抑制的渴望。我是那个年代的幸运儿，在八十年代最后一个春天，我告别了北京，目的地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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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似乎总是有那么一条橡皮魔力带，不管你走多远，都要把你拉回来。世世代代几乎所有的出走者，都被系在了这条橡皮带的一端。

只要归来，就一定不再是少年，这不是因为赘肉已经在腰间积聚，也不是因为发际线开始后移。对于我这样一个出身农村的人来说，最初的离开，或许还有那么一点点理想主义的色彩，而八年之后的回归，则是彻头彻尾功利主义的算计。

归来，意味着决计要入围，意味着要以一种所谓成熟的姿态，对这块土地上的规则给予认可。多年未见的大舅电话里问了我一句话：你小子要回国混了？一个混字，道尽了归来的主题。

此后若干年，娶妻生子，买房购车，我按部就班地完成着人生的规定动作。当下是饭局、红酒和雪茄，远方是三亚一个面海的小公寓，未来是麻将、旅游或高尔夫。

清点着善良人们的点赞，我感到空前的绝望。

那曾是一个漫长、充实、热闹的岁月，回头看，我所有的奋斗和享乐、所有的得意或焦虑，都和他人无异。在这样的岁月里，人可能会出轨，但不会脱轨，不会逃离。逃离，意味着失去积聚的认可，意味着失去存在的意义。

那些年里偶尔也会想，人活着为了什么，但随即就会用酒精和忙碌来冲掉这些不打粮食的质疑，甚至嘲笑自己少年时代的多愁善感。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你不会觉得害怕和孤单，也不会想到逃离，只会慢慢迷失自己。

霍珀作品，纽约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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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夏天，在北京八号公馆最大的包间里，我参加一个聚会，投行精英们左拥右抱，把酒狂欢；此后某个失眠的夜晚，坐在宋庄那个租来的农家小院里，如水的月光洒下，只有大狗白熊蜷缩在我的脚边。那是一个矛盾和犹豫的夏天，那是我再次逃离的开始。

因为胆小、没有魄力，我被追随多年的大佬Big先生冷落，必须另谋出路。

回上海面试，小学毕业的老板循循善诱地对我说：您这样的人，比较适合去大学当老师。

回老家看母亲，被拉到一个饭局，主人是当地著名企业家。他指着我说：“这位高中时和我同年级，当年是我的偶像！”他的话，让在座所有人都对我报以同情的尬笑，每个人端着酒杯过来，都说要敬“偶像”一杯。

这些小打击不算什么，仍然有大把的机会。但在那条熟悉的道路上，我可以清晰地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什么悬念。失意给了我逃离的借口，可是，年纪越大，越容易沉积于已经建立起来的东西，越容易纠结于当年某个偶然选择的成败 – 所谓的事业，所谓的关系，是一片沼泽地，也是一个舒适区，逃离谈何容易？

辗转十年，当我终于重新找到大学校园里那个迷茫、柔弱、孤寂的少年，面对他，无言以对，羞愧不已。

前些天，Big先生投资的某上市公司因为行骗被曝，和他很熟的一位金融界人士乔伊跟我谈起此事。乔伊感慨诚实的重要性，对我说，我们没挣那么多钱，但我们至少可以为自己的诚实骄傲。

乔伊的话，让我觉得惭愧，当年为Big工作时，我只有对某个人的忠诚，但没有对良心的诚实。促成我逃离的，不是有意识的诚实，而是不自觉的胆小。被冷落之后，我感到的是失落，怀疑自己的人品和能力，甚至懊悔为此失去的机会。

因为胆小和失意而逃，不值得骄傲，只是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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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我们终将各奔东西。这是元旦前夜，我在新公众号上发布的第一篇文章。

那天凌晨两点，打开公众号后台。突然看到，文章标题从黑色变成了暗灰。我意识到，就在这个瞬间，文章没了。我已经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所有的敏感，就这样，存活了三个多月，最终还是被灭。

这肯定不是机器干的，此刻，肯定有一个人在暗处，他很清楚我在说什么，手起刀落，毫不留情地按下了删除键。

这么晚了，我没睡，他也没睡；我在明处，他在黑暗里注视着我。尽管我可以嘲笑他如电影《别人的生活》（又译《窃听风暴》）中的威斯勒，尽管我可以原谅这个年轻人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可否认，他和他代表的力量无比强大。他可以随意搞我，而我只能把拳头挥向空气。

那天我失眠了，愤怒、沮丧和厌恶的情绪汹涌而至。当窗帘的缝隙透进亮光的时候，我恍惚回到童年，体弱的我被人欺负；回到大学，再次遇到辅导员阴冷的目光；回到深夜伦敦的街头，被无赖追打。我拼命想跑，迈不动脚步；使劲想吼，可发不出声音。

梦醒，我似乎明白了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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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曾经喜欢过一部动画片《小鸡快跑》。母鸡们每天下蛋，生活在鸡场里本来是很幸福的。后来等她们知道接下来要被宰杀做成鸡肉饼的时候，才开始恐惧。但真正能蛊惑她们决心逃离的，是一只在马戏团混过的公鸡洛基。

我想，当她们逃离后在远方的山坡上吃草捉虫的时候，她们该如何回忆当年的鸡场？她们是否会怀念那美味的鸡饲料？她们是否还会关心那些没有离开的鸡？

事实上，根据我在鸡鸭方面有限的知识，骚狂的洛基很可能早就在鸡场里被举报，第一个被绞成肉饼。因为母鸡们认为，只要她们坚持按部就班地下蛋，勤勤恳恳地孵育，主人没有理由不善待她们。洛基的出现，搅乱了她们的好梦，焉能不死？

即使洛基不被清除，他顶多也只能带着那只爱他的鸡逃走，而所有其它的鸡都会在背后恶狠狠地谩骂、诅咒他们的背叛和逃离。

更大的可能是，没有一只母鸡愿意跟他走。但对洛基来说，其实这又何妨，只要飞出去，天涯何处无野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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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时，学习成绩好，会受到称赞。现在回想起来，那只是会考试而已。跟考试总不及格的同学打扑克，我从来都没赢过；象棋和围棋都学过一点，但下不过锄地的大叔。我见识过乡下村干部的政治智慧，也目睹过二十来岁理工科大学生的积极向上，个中技巧之高，令我膛目结舌。

放眼望去，周围都是聪明人，吃喝笑骂，嘴巴都没闲着，每个人都快乐。

想要改变的是傻子，是情商低，聪明人满腹经纶、学贯中西，他们在糊涂与清醒之间，在理性与热情之间，切换自如，随机应变，永远都能自圆其说；不如意的是坏人，聪明人也会义愤填庸，也会嫉恶如仇，转身割起韭菜，毫不留情；不合群的是失败者，明白人经营着圈子，抱团取暖，资源共享，流量互换。

所以，不需要说什么，没有人需要唤醒，没有人需要拯救，世界充满快乐，痛苦是一种罪孽。

鲁迅曾经写道：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他不是蒙昧的非洲土人背着雪亮的毛瑟枪，也不是疲惫如中国绿营兵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这个时代，再不需要投枪，四周都是亢奋的人群，你不知道该掷向哪里。转瞬之间，你会被包围、被缴械、被踩踏，毫无生还的希望。我所需要的，可能只是一颗火柴，点亮内心的一盏小灯，当于夜路狂逃之际，还能有那么些许的光亮。

霍珀作品，夜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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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的时候，又是深夜。一个未见面的朋友向我要“各奔东西“的原文，问我：我们会成为亚细亚的孤儿吗？

我回复：试着忘记我们。他说：多谢提醒。

有一种逃离，是灵魂出壳，是心理出局，是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不需要远走高飞，不需要归隐田园，不需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只想住在旧城的闹市一隅，因为我热爱这人间的烟火气。街角的便利店，门口的水果摊，小巷尽头的菜市场，阳光下的咖啡馆，都让我感到寻常而蓬勃的生生不息。

这些不都是似曾相识、随处可见吗？在伊斯坦布尔，在巴黎，在纽约，在那不勒斯，在孟买，在清迈，在里斯本，在上海。去哪里已经不重要了。

年轻的时候，一心要背起行囊，走上大路；而终于有一天，你会认识到，你站立的任何地方，都是你自己的船，都能把你带向彼岸。那里，可能有你最需要的珍宝：谦卑和孤独。

人们总是膜拜那些顶天立地的斗士，嘲笑逃兵和那些无根的游士。对此，我已坦然。几十万年前，人类的祖先从非洲启程，跌跌撞撞，何曾停下脚步？逃离是人类的宿命，流浪是宇宙的真相。我逃，故我在。

202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