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挥之不去的焦虑，那未曾活过的人生 – 关于死亡问题的哲学笔记（1）

掌握了“为何”而活的人，可以承受所有的“如何”而活。

– 尼采

对于个人来说，如果没有上帝、没有主人，岁月的重量就会将其压垮，所以他必须选择一个主人，上帝已经过时。- 加缪

自恋与自敬（自尊）

弗洛伊德发现，每个人都在不断重复希腊神话中那喀西斯的悲剧：我们不可救药地被自己吞噬淹没。如果说我们在乎什么人，这个人通常是我们自己。

几千年的文明没有改变人的自恋，自恋是人类的基本特质。幼儿从不羞于展示他的需求，他的整个器官都在宣告着他本能的自恋。

在日常层面，自恋和自敬难以分离。自敬（Self-Esteem 又译“自尊”），意味着自我感觉良好，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个体。人类是唯一的追求自我感觉良好的动物。

将天然的自恋与自敬的基本需求相结合，创造出人类这种动物，他一定要感觉自己具有某种价值，在宇宙之中，终生代表他自己。这是人类悲惨的命运，因为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他要不遗余力地证明自己，寻求自敬，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我们靠寻找意义与终将到来的死亡搏斗。

文化为价值提供了定义，我们努力扮演着文化角色，成为“医生”、“律师”、“建筑师”、“艺术家”、“企业家”或“好母亲”，因此被安全地嵌在符号现实之中。在这种现实中，我们的身份帮助我们超越了生物存在短暂性的限制。

自敬是我们所有人心理坚毅的基础，是我们缓解焦虑、“怒斥光明消逝“的灵丹妙药。自敬需要存在感、需要优越感、需要超过他人、需要获得认可。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人类成为英雄的愿望有多么自然，这种冲动对于进化和肌体构成的影响有多么深刻。人在孩童时期就已经将他的自恋和贪婪展露无遗。令人奇怪的是，我们大多数人居然还假装对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一无所知。

自敬与英雄主义追求

我们掩盖自己想成为英雄的宏图大志，但拥有更多的金钱、更大的房子、更多的赞美、更优秀的孩子反映着我们内心对英雄价值的向往。其实，不管我们如何希望通过谦卑和对琐事的关心来掩饰，我们的内心激荡着要在宇宙间与众不同的渴望。

出人头地、成为英雄的渴望是自然的，承认才是诚实。

社会一直而且将永远如此，它有象征性的行为规范、身份和地位的结构、价值体系和惯例，这些都是设计好的人间英雄主义的载体。人类学家所称的“文化相对性”无非是英雄系统的相对性。

每种文化体系无非都是人间英雄的戏剧化，都为不同程度的英雄行为做了定义；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英雄评估体系，我们将其称为价值观。

文化英雄体系可能是神秘的、宗教的、原始的、文明的、世俗的、科学的，但无论如何，人们最终都是努力希望获取一种长期价值，它独一无二、有着不可动摇的意义。人们渴望建功立业、著书立说、青史留名、血脉绵延；他们梦想通过庙宇、教堂、雕像或摩天大楼留下自己在人间的印记，超越死亡和腐烂。

所谓人生追求，归根到底只是想获取英雄感觉。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是自我分析最重要的起点。

英雄主义的盲目驱动使得人类筋疲力尽。对于富有激情的人来说，不加审视和反思地呼唤荣耀如同柴门犬吠。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种呼唤常被隐藏起来。他们谦卑地满腹抱怨着，遵从着社会为他们准备好的英雄规范，希望在系统中出人头地，奖章和锦旗便会使他们心满意足。

人会为他的国家和家庭献出生命，他会为保护同志而扑向手榴弹，他有能力做出最大的自我牺牲，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他必须感到并相信所有这一切真正是英雄行为、不朽、绝对有意义。罗马雄辩家西塞罗宣称：“如果不是为了永生，没有人愿意为国捐躯。”

我们时代的困惑，是年轻人不再相信他们文化认可的那些行为仍然具有英雄性，他们意识到那些毫无意义的自我牺牲，他们目睹着整个社会在生产着各种不光彩的英雄。英雄主义危机的背后，是价值观的迷惑，这导致反英雄的崛起。

商业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对财富的过分追求，财富的“英雄主义”价值及无法获取财富的耻辱感，是无数人昼夜焦虑的世俗原因。

两千五百年来，我们曾经希望并相信人类能够认识自己，希望人们能认清其自以为是的行为的动机。如果那样的话，或许人类可以让幸运的天平更偏向自己。

失败的英雄主义与群体受虐

因为总在攀比，人注定无法实现他的英雄主义，所以他们需要一个神奇的救星。

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仍然是孩子，而且一生都是。人有一种对权威的激情，希望被一种不受限制的力量统治着。

人们渴望被催眠，恰好是因为他想回到一种神奇的保护，回到那种被母亲爱护时期畅游海洋的感觉。只要人类不能承认他自己潜意识的动机，催眠就是神秘的。

人的天然自恋被对领袖的依赖强化。这就是为什么战争中人们会在枪林弹雨中冲出战壕，他们已被部分催眠。

为什么群体如此盲目、愚蠢？弗洛伊德说，因为他们永远更热爱虚幻而不是真实。真实世界太残酷糟糕，它告诉人他是渺小、颤抖的动物，会死去并腐烂。幻觉可以改变这些，让人感到重要，对宇宙有用，甚至可能永垂不朽。

人的奴性并非来自对自己利益的计算，而是深嵌在其灵魂之中。魔性人物的魔性在他自己身上，但对魔性着迷的是那些追随的人。

弗洛伊德的群体理论表明，大众需要领袖来给予他们所需要的虚幻和假象，带他们庄严进入英雄胜利。这是一种群体受虐行为。

群体利用领袖有时并非是由于多么看中领袖个人，他们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当群体接受指令时，他们认为一切都是领袖所为，是领袖的责任。这种心理让群体在执行恶毒犯罪时变得毫无罪恶感。他们的罪行越不可思议，他们越会觉得这与他们自己无关。

当人们从一种奴才的地位去从事英雄行为时，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赞美，这种英雄行为太自动、太可以预料、太可怜。

以六十年代的曼森家族为例。家族成员渴望在曼森的荣光下效力，按照他的指令和计划去完成他提供给他们的幻觉。这种幻觉允许他们英雄般地改造世界，在这个催眠咒语之下，带着他们对自我英雄追求的渴望，他们不需要恐惧，他们可以平静地杀戮。

消极、空虚的人，被内心冲突、负罪感和失败感撕裂，会做出大恶，从而换取廉价的英雄主义，感觉自己可以控制命运，影响生死。廉价是因为这既非他们的意愿，也不是他们的勇气，他们甚至无法克服恐惧，一切都是来自领袖形象在他们心里中的映射。

移情与崇拜

为什么人会崇拜偶像、英雄和权力？这种心理学现象被称为移情（Transference）。

人不仅是天然具有破坏性的动物，自以为是、毫无顾忌地制造垃圾；他更是瑟瑟发抖的动物，寻求保护和支持，以懦弱的方式试图证明自己拥有力量。

孩童时期我们从父母那里获得平静，长大后从文化背景中获得平静。但当久久无法摆脱困境，当危机重重、昔日的文化体系不能继续提供可靠保证，人们无法获得安全感或无法肯定自己的价值时，他们会到别处寻找对这种需求的满足。

于是，人们会转向效忠那些表面上人格无缺陷的个人，他们勇敢自信，能够描绘伟大蓝图，使人们觉得可重新加入某项崇高的使命。这位魅力型领袖一定会做出引人注目的初始行动，显得高大伟岸、迷倒众生，让追随者愿意肝脑涂地。带着崇敬之情和重燃生命之火的希望，人们纷纷加入到领袖的事业，以求实现全人类的价值和意义。

领袖需要追随者，一如追随者需要领袖。领袖向追随者揭示他们独自站立的无能，让他们感受对孤立的恐惧。如果找不到拥有魅力的自然领袖，人们便会创造出领袖，正如领袖也会创造追随者。

我们希望否认自己的赤裸，我们希望被笼罩在光芒之中，这些愿望让我们不愿承认皇帝没有穿衣。

移情根本上说是一个勇气的问题，代表着人类的怯懦。他是人们抗拒真实的持续的纪念碑，是人类不成熟的固执坚持，是人们为克服内心的空虚和无能而做出的情感选择。

移情是一种变态，是为了控制恐惧，是对自身面临问题的逃避，是一种对人类困境的精细安排。我们把自己的无助、罪恶、冲突集中倾注在某个外部的东西。它帮助我们在世界上找到位置，创立一个我们认同的目标，哪怕这些认同是毁灭性的。

移情是一种对生命的恐惧，世界太过宏大，让人不敢直视。移情客体对个人来说代表着自然伟大的生物力量，成为个人自由问题的中心，自我可以在情感和精神上与其捆绑。

一个人自我力量越少，恐惧就会越多，移情就会越强。你越害怕死亡越无助，就会越想让自己的世界充满父亲类人物以及神奇的救星。

移情代表对死亡的恐惧，人们通过领袖的不朽、群体的延续来缓解自己对生命的焦虑。朗克说：人类永远饥渴，希望得到某种能让他永生的东西。人们会为领袖的死亡而痛哭，是因为如果主宰生死的力量会死去，那么他们自己的永存不朽也值得怀疑。

人的双重性矛盾

被造物一方面被一种强烈的欲望驱动着，和宇宙过程相认同，与自然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他又希望独一无二。前一种是来自他惧怕孤独，与宏大融合、与天地相连让他有安全感，有超越价值，这是神的意义。但绝对服从于神，则会失去自己。

人类因此拥有双重性的绝对紧张，这是被造物的悲剧：个体化意味着人类必须与其余的自然作对，制造孤立、渺小、罪恶、不值，意味着切断自己的自然依靠，脱离感恩和谦卑的治愈力量。

人的需求不可能实现，他既想摆脱孤独，又想陷于其中；既想与可以超越他的力量融为一体，又想保持他的个性来发展自我。

我们是否想过，为什么人的主要特质是折磨自己，对自己不满意，不断的自我批评？这是他克服自身绝望的唯一方式。独裁者和虐待狂知道人们需要被鞭打，需要被责骂一文不值，这是因为人们的确自觉如此。虐待者并不创造受虐者，后者是现成的。

如果历史是一系列永生的意识形态，那么人类的问题可以很容易由这些意识形态来解释。现代生活的特点是所有传统的永生意识形态都已失败，他们无法来消除和解决人类自我追求和英雄主义的渴望。现代人无法从日常生活（生儿育女、祈祷、工作）中找到英雄主义。

当普通人无法满怀信心地表现他的英雄主义，或者不能掩藏他成为自己英雄的失败，他就收缩到抑郁及负罪感。这是现代心理疾病患者的共同特征。

和自然界其它动物相比，人类是一种无法对自己满意的被造物，始终被恐惧和无力纠缠着。这让人想起四百多年前蒙恬的嘲讽：哪怕在世界最高的皇位，人也是坐在他的屁股之上。

更高的英雄主义与自我设计

康德说，人类有一种内在对“善”和“正确”的渴望，一种内在对“本该如此”的敏感，以及对美、善良和完美的热忱。所有的肌体都希望自己有好的感觉，人类是探索何为感觉好的唯一动物。

移情同样也可以成为对更高英雄主义的渴求，人们需要辨别是非，需要被告知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移情英雄行为给人某种精确定义的个性，同时又有确定的参考让他可以行善，从而实现某种程度的安全可控性。

移情是一种宇宙范围的欲望，它代表着一种自然的尝试去获得治愈、成为整体。通过遵从英雄式的自我发展，人们创造出一种他们需要的真实来发现自己。人需要给生活找到价值以定义其“好”，移情客体代表着人对高级追求和努力的自然变态。

对于自我实现来说，设计是必要的，不然人会被他的孤独、隔离所笼罩，并被他自己生命的负担否定。

我们并没有创造自己，但我们被自己束缚。移情是英雄主义的天然功能，是忍耐生死和自己的必要设计。移情反映着人类状况的基本特质，同时也提出了关于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什么是最具创造力的人生设计？什么是可以自我促进的幻象？

（以上为个人读书笔记，内容主要摘译自Ernest Becker 《The Denial of Death》，厄内斯特-贝克尔《死亡否认》，本书曾获1974年普利策奖。）

2020.9.8

及时行乐与浪漫至上 – 关于死亡问题的哲学笔记（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