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皆有一死，凡人皆须侍奉。

-《权力的游戏》

大自然母亲是个残忍的荡妇，她长着猩面獠牙，毫不留情地要将她自己创造的一切摧毁。

-Sam Keen

人的死亡意识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有自我意识，可以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同时可以意识到自己的死亡。关于死亡的知觉是反应性的、概念性的、抽象性的，动物没有这种知觉。人在一生中都被这种梦魇困扰着，哪怕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十九世纪苏格兰作家亚历山大-史密斯曾经说：知道自己将会死亡，使我们成为人类（It is the knowledge that we have to die made us human）。

人是一个有象征性的自我，他是一个有名有姓有人生经历的被造之物。他的大脑可以去想象量子和永恒，可以将自已置于太虚，设想自己是自己的星球。这种无限的扩展、这种灵巧与飘逸、这种自我意识给人类本质上一个小上帝的角色。

但人是双重的，他可以触及星空，而同时又困抑于一个心跳不止、呼吸急促的身体，这个身体本来属于一条鱼，现在还带着鱼的很多特征。这个身体对他来说是一个肉体的躯壳，在很多方面与他的意志为敌 – 疼痛、流血、死亡、腐烂。

帕斯卡尔说：人类很有必要发疯，不发疯本身意味着另外一种形式的发疯。必要是因为人类存在的双重性创造了一个不可能的状态，一个残酷的危机；发疯是因为，人类在表象世界中所作的一切，都是在努力否认和克服他悲惨丑陋的命运。他实际上将自己驱赶进一个掩耳盗铃的困境：用社会游戏、心理把戏、无休止忙碌来逃离个人状态的真实。

自然嘲笑我们，诗人活在备受折磨之中。

焦虑是人的内生设置，它来自对死亡的终极恐惧

人类焦虑是一种自然，因为我们最终将会无助地被抛弃在这个世界上不可避免地死去。惊慌、恐惧和焦虑是我们抵抗死亡这一基本事实的自然伴侣。

人类被授予个性化的意识，他有神性的创造、独特的自我，他同时也具有了自己将死亡并腐烂的意识，这给他以恐惧，这是动物王国最特殊、最庞大的焦虑，无边无际、如影随形。亚当和夏娃被从伊甸园驱逐，是因为他们偷吃了智慧之树上的苹果，从而具有了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人类的原罪，是人类受苦的根源，死亡意识是苹果核中的蠕虫。

克尔凯郭尔的折磨，来自于他看到自身作为“被造物”的真面目。一旦意识到自己是要腐烂的被造物，你就被焦虑的海洋淹没。焦虑是认识到个体状况真相的结果。人类的矛盾在于他可以意识到自己肉体的局限，意识到自己终将会成为灰烬、成为虫子的食物。这是一种自我意识带来的恐怖，来自无物和虚空。

只要人不能永生，他就永远不能摆脱焦虑。但他可以将焦虑当作泉水，来帮助他成长到思想和信仰的新天地。

克尔凯郭尔认为，焦虑的洪水不是人的终结，而是一个学校、一种教育，它给人带来最终的成熟。被焦虑所教育意味着人要直面他的自然无能和最终死亡，意味着他要摧毁人设的谎言。

自我一定要被消除才能被发现，真正的生存一定是要感觉到自己的迷失。如果一个人不感到自己迷失，他就不会找到自己。在遗忘的边缘，他无比孤独，颤抖不已，这也是永恒的边缘。

这样就有了一种新的可能，新的真相，通过直面存在恐惧的焦虑，摧毁自我，让其成为无物，这样自我超越才能开始。

人类的失败，常因为他无法直面自己状况的真相：一个具有灵魂的自己，代表着某种自由和可能性；然而又被身体的有限性捆绑着，代表着宿命或必然性。无视上述状况的尝试，即抑制可能性或否认必然性，意味着人必将生活在谎言之中。

精神分裂来自过多的可能性，是个人过高评价自我的力量，否认身体的有限，整个人丧失平衡，从而被毁灭。身体无法容纳自我产生出来的意识自由，追逐可能性，回不到自己，造成自我和身体的分离。

精神抑郁是过多的必然性，太多的限制，内心自由不够，妥协于他人的需求，无法让自己从责任义务中脱离，虽然这些已经不给他带来自敬、价值和英雄感觉。忘记自已，不敢相信自己，等所有的事情同时变成必要而且琐碎，人便会完全绝望。带有意义幻觉的必要性是人类行为的动力，当这些变成琐碎，生命便失去感觉。

绝大部分人属于平庸主义者，介于抑郁和精神分裂之间，总是避免失去平衡，追求社会规范，让自己的人生填满忙碌与琐碎。

存在焦虑与人类行为的动机

在所有驱动人的因素中，最根本的就是他对死亡的恐惧。寻找生命的意义、追求英雄主义是这种恐惧的自然反应。

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是我们要控制自身焦虑的生物性需要，是要否认潜意识中对死亡的恐惧。正是因为认识到身体在时间上的有限性，人才不遗余力地要给自己的生命找到某种意义。

由于对死亡的恐惧如此庞大无边、如此不可忍受，我们努力将其忘记，视而不见。我们将自己困据于人设防御体系之中，冀望抑制身体来换取永恒的灵魂，牺牲享乐来购买永生，裹住自己来避免死亡，而生命就在我们忙碌于构建人设城堡的时刻与我们渐行渐远。

社会为我们与生俱来的无能为力构建了第二层防御体系，即构筑一个“英雄”体系让我们相信可以通过参与某项具有长期价值的事情来超越死亡– 征服帝国、建立庙宇、书写宏篇巨著、光宗耀祖、升官发财，等等。这个体系通常被称为文化或传统。

人设是一个人面对世界的脸面，它隐藏着内在的失败。不管人假装自己是什么，他与极度脆弱与消亡只有一线之隔。

很多所谓的“正常人”会自称没有焦虑，天天快乐，其实他们只是生活在某种焦虑遗忘之中，是因为他们树立起一面巨大的抑制之墙来掩藏生与死的问题。到头来，他们只产生垃圾，忘记自己。

宗教作为“永生”项目

如果佛教没有轮回，如果基督教没有死而复生，人们还会去宗教中寻求避难和救赎吗？

上帝是恐慌的国王，是真正的生命渴望。人类对天堂中上帝的向往代表了人类所有的稚嫩和自私：他的无助、恐惧、他对尽可能更多保护和满足的贪婪。

基督教是神秘邪教的竞争者，最后得以胜出，它有一个“治疗者”具有超自然能力，可以死而复生。当哲学超越宗教，它也承接了宗教的中心问题，死亡成了哲学的缪斯 – 从希腊哲学，经过海德格尔直到当代存在主义都是如此。

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本质上来说都是“永生”项目之间的搏斗，亦即圣战。我们战胜恶魔的许多英雄行为经常适得其反，带给世界更多的恶。人类之恶的根源并非人的动物性、并非领地攻击性、并非自私本能，而是由于人类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对死亡的否认、和对英雄形象的热衷。

当人生活在基督教世界，他是巨大整体的一部分，他的英雄主义已经被描绘完毕，没有破绽。他因上帝的创造从不可见的世界来到可见的世界，带着尊严和信仰为上帝尽责，以结婚为责任，以生育为义务，将全部生命贡献给上帝，换来天父对他的认可并将其最终带回不可见的世界，在天堂获得永生。

上帝之所以能够成为完美的精神客体，是因为他的抽象性。没有任何人可以提供这种完美。

人设防御体系与自我抑制

战胜焦虑最直接的方式可以总结为：建立人设防御体系和自我抑制。

我们所有的意义都是来自外部，来自我们与他人的交往，这给予我们“自我”或超级自我。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个人与世界之间的人设防御体系来保护自我。

人会为自己勾刻出一个可以掌控的世界，不假思索、不予质疑地投入其中。他接受一个文化程序，隐藏在某种强大之下，刻苦学习各种技能，为自己建立安全的人设防御体系。这是一个幻觉的没有错误的世界。当他脚踏实地，生活展现为一个预制的迷宫，他不会觉得恐惧。所谓活在当下，往往是因为选择了忘记或忽视。这就是为什么当自我抑制不再有用，当前进的动力忽然消失，人们会突然后背出汗，被恐慌击倒。

人设防御体系支持着一个伟大的幻觉，据此我们便能理解人类的驱动 – 他被从内向外驱使，离开自己、离开自我认知和自我反思，他正是被让他焦虑的那些东西吸引着，将自己推向那些人设的谎言。

同时，一个人还需要全方位抑制，才能克服焦虑。如果他想感到温暖或安全，他必须抑制外部世界的宏大和可能的丰富经验，这样，他才可以克服自己在世界面前的无助感、渺小感、身体和道德的不足、罪恶感、邪恶的打算、死亡意向、仇恨、对自然的恐惧和不解。

自我抑制同样还意味着被社会日常的事情填满，关闭对真实的认知，这样才能感觉满意。自由是危险的，它让人眩晕，太多的可能性会让人发狂，只有繁琐的日常生活才会让人踏实。

生活吞没着我们，我们需要一层又一层地包裹自己，我们追求享乐，我们追求被社会认可的成功，我们让运气、家庭和爱国主义来主宰自己的人生。就这样，我们在“快乐生活”的歌颂声中日趋平庸，一步步走进死亡的深渊。

蒙田描绘过不堪的农民生活，他们所谓的岁月静好，实际上大都深陷于种种具有疯狂特征的生活方式：连续不断的闲话、虐待、吵闹、抱怨、家庭争吵、自我仇视、迷信、受控于威权，等等。这些足以让他们忘记远方。

当我们离开童年，我们就开始了自我抑制。减少生命的密度、逃离个人成长、指定低水平追求、惧怕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自愿残废、假装愚蠢、貌似谦卑实际上都是针对宏伟的防御。

人的软弱和自欺

让人啼笑皆非又无能为力的是，我们需要一个谎言来生存，这让我们注定拥有一个不属于我们的生命。

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的重大发现是：精神系统疾病的主要来源是对了解自己的恐惧，人无法剖析自己的情绪、冲动、记忆、能力、潜质、命运，惧怕自知和惧怕世界并肩而行。

这种惧怕是防御性的，它保护我们的自敬（self-esteem）、自爱和自尊。我们似乎惧怕那些让我们绝望或让我们感到自卑、软弱、恶毒的知识。我们通过抑制来保护自己理想的形象，我们避免意识上接受不开心或危险的真相。

我们不想承认我们对真相的不忠诚，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人生。我们不想承认我们无法独自站立，永远依靠一样东西来实现超越，需要某种思想体系、传统和惯例让我们可以隐入其中，获得支持的力量。这种力量并不见得一定要像上帝般强大或者以强人姿态出现，它可能是某项让人完全投入的行动、激情、对某种游戏的热衷、某类生活方式，就像一个舒适的网让人沉浸并忘记自己。

克尔凯郭尔说，焦虑吸引着我们，成为我们行动的刺激，我们与自己的成长调情，并不忠诚。我们进入一种共生关系来获取保护以减轻焦虑、孤独、无助、空洞感和失落感，但这些关系同样捆绑着我们、奴役着我们，因为它们支持我们自己创造的谎言。所以我们寻求叛逆以获取自由，但嘲讽的是，我们不加批评地叛逆，与我们自己的盔甲搏斗，挑战自己，殊不知这样获取的也只是“二手”自由。

我们所谓的挑战自己，无非是通过提高极限来寻求压力，这种挑战针对的是“绝望的屏障”而不是绝望本身。赛车、股市、公司级别、马拉松、登山无不是如此。

这就是我们所寻求的丰富人生的二手特征：甚至在激情中，我们也无非是小孩子在玩弄着代表真实的玩具。甚至当这些玩具毁灭，带走我们的生命，我们还自我安慰着，以为这些是真实世界而不是幻想的矩阵。

人们的非本真，在于他们不属于自己，不是他们本人，不是从自我出发，不是凝视真实。他们是单向的人，完全倾注于社会的虚构游戏之中，无法超越其社会制约，不能独立思考。他们是被动的文化人，是文化建构的奴隶，是被文化限制的庸人；他们从信用卡的颜色中找感觉，以为开着保时捷就能主宰自己的生活。

人性结构的最深层是死亡或死亡恐惧层，这是我们真实而基本的动物焦虑。到达这一层，才能找到我们的“本真自我” – 我们真实是什么。这里没有耻辱、没有包装、没有针对恐惧的防御。

在《黑客帝国》中，莫斐斯让尼奥选择红药丸和蓝药丸，前者可以让他看到残酷的真实，后者可以让他回到过去生活舒适的谎言。尼奥吞下了红药丸，眼前的世界瞬间崩溃，当他赤裸着在充满液体的玻璃罐中重新醒来，才看到真实的自己。要想看到真实，一个人必须死去，然后重生。

（个人读书笔记，内容几乎全部摘译自Ernest Becker 《The Denial of Death》，厄内斯特-贝克尔《死亡否认》，本书曾获1974年普利策奖。）

202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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