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个隆冬的夜一定很黑，平原上的村庄万籁俱静。微微驼背的中年汉子在妻子的叹息声中，在几个孩子不解的注视中，披衣走出低矮的土坯房，从院里推出那辆上面摆满家什物件的木轮小车，弯着腰，悄悄穿过他熟悉的坑洼不平的小路，来到村子中央一处大瓦房旁边的农家小院。他看看四周没有动静，轻轻叩门。

开门的是一个瘦弱的小脚少妇，手里拿着煤油灯。面对她惊恐的眼神，中年汉子示意她不要说话，轻轻把车子推进小院，在沉默中将车上所有的物件卸下来，然后沉默着离去。

中年汉子是我的姥爷，贫农，抗日时期堡垒户的户主，村里第一个共产党员。那个小脚少妇是地主的小老婆，地主已经携家逃走，只留下她孤零零一个人，被村委会赶出了原来的宅院。

很多年后，母亲对我说，本来姥爷分到了大瓦房，但他坚持不要，说住那样的房子不踏实，日后总归是要还的；于是，村里只好把地主家的家具摆设缎被之类分给他，他说服姥姥，趁黑夜全部送还给了人家。

我在母亲家乡那个有上千人的村子读完小学，记忆中的姥爷是一个沉默的行动迟缓的老人。我很为他的贫农成分而自豪，也很失望于每当学校组织贫下中农来忆苦思甜，姥爷从不出面。我曾经问他给地主当长工时是否被欺负，他却说地主全家都很厚道；我也缠着他讲述抗日被鬼子抓走坐老虎凳、又被组织营救的往事，他总是摇头笑笑，一言不发。

大人们说起姥爷，总为他惋惜：组织曾动员他随部队南下，被他以孩子太多为由婉拒；抗日时被他救过的游击队长后来在北京做大官，邀请他赴京，他也从没接受。不懂事的我看着那个越来越驼但又总是慢吞吞操劳着的小老头，觉得他有些窝囊。

等我自己已是中年，见过些所谓的世面，读过几本没用的书，姥爷的形象在我心中反而高大起来。我觉得，姥爷很像那种会冒着风险，把犹太人藏在家里的极少数的德国人；如果他是军人，当面对赤手空拳的百姓，他肯定会把枪口抬高一寸。

姥爷活到八十多岁，和姥姥养大六个孩子。我的大舅后来考上空军学校，做了军官，我的大姨嫁给抗美援朝的英雄。姥爷供母亲读到初中毕业，成为村子有史以来第一个“吃商品粮”的女教师。

我有时后悔，小的时候应该多跟姥爷混。那样的话，长大后可能会少做很多蠢事。

2

我姥爷不识字。依稀记得村里老人说，姥爷小的时候，也曾跟着乡下先生读过几天书。不过他很捣蛋，声言：人之初、性本善，越打老子越不念。

奥斯卡颁奖，女导演致辞，也提到人之初、性本善。她说这几个字一直影响着她，她总能从身边人那里看到善的一面。她要把自己的获奖，献给那些有勇气和信念，不管如何艰难，也能坚持自己善良并以善待人的人。

以我有限的育儿经验，我很怀疑人之初性本善这个说法。至少从折腾大人这个角度讲，刚出生的小孩子没显露出丝毫善意。进化论告诉我们，人一出生，首先体现的是自私的动物天性。当然，自私并不是恶，正如利他未必一定是善。我倾向于认为，人类本性中，善与恶并存。我们的内心，既有善良的天使，也有邪恶的魔鬼。善恶不在于思，而在于行。

“行动”本身善恶的界限常令人感到迷惑。我欣赏的近代大作家，如塞林格、米勒、克鲁亚克和纳博科夫，都在他们的作品中以第一人称来讲述年轻时寻找性交易的经历。他们并非津津乐道，而是在以个人的经历透析人性最底层的原始欲望。

寻求性交易属于“私德”范畴，不难想象，很多人都做，只是通常做了都不会说，因为这毕竟“不体面”。不久前我却遇到例外：若干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邀我喝酒，我以为与多年前的有志青年相会，总免不了指点江山。没想到两个半小时的话题，全都是有关性交易时间长短、成本高低和质量优劣。在为朋友们身体健康感到欣喜之余，我也很震惊于把这事拿上台面的坦诚。不过我很快意识到：一起谋坏事、干坏事、聊坏事恰恰是中式友谊的核心。

再重申一下，我不是道德学家，不想评判性交易本身的是非。这次聚会的话题让我联想到，周围实际到处都是对各种“不体面”的集体性热情和参与。比如，你注视一下酒局上的杯盏交错，寒暄、溜须拍马背后那些互相利用的动机尽人皆知，但每个人都很享受这种气氛；你再想想有多少场合，谁都知道所有的发言都在撒谎，但每个人都在正襟危坐着鼓掌；在多少公司里，老板完全无视下属尊严，破口大骂，而所有参与者都装孙子默不作声。

表面看上去，参与者都只是无伤大雅地应酬着、顾全大局地顺从着、循规蹈矩地勤奋着，但这种群体对不体面、小“丑恶”或坏习俗的共同不在乎，意味着基础价值体系的崩塌。当丑态毕露成为情感的纽带，人们便会忘记高贵的真正含义；当假话开始发自肺腑，真相便无处可寻；当套路成为人生的智慧，你就再也看不到人性的光辉；当察言观色和话术被誉为情商，正直和忠诚就会消失。汉娜-阿伦特曾提出过Banality of evil，人们通常将此译成平庸之恶，但她的本意其实是恶的平庸。恶，没有什么深度，恶的开始，往往就是细微之处的所谓人之常情。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曾经论述，孤立的个体会有很多恶劣的动机或打算，即使受到诱惑，他也能权衡，并且有可能控制住自己。但个人一旦进入美丑不分、善恶不辨、黑白不明的群体，个人就不再为其言行承担责任，每个人都会尽情暴露自己不受约束的一面，证人消失，全体成为共谋，这就出现了“集体性趋恶”。

在一种随处可见的“集体性趋恶”状态下，人们更习惯的将是以恶交友，更崇尚的是因恶而赢，以共同的恶来获得安全感，既不必谴责，也无需忏悔。只需要一句”都一样、没办法“，所有的同流合污于是便都成了天经地义，文明赖以形成所需要的道德力量从而烟消云散。

当人们不再顾及体面，当仁慈善良被看作愚蠢，当说谎成为生存的必须，可以肯定，人类本性中邪恶的魔鬼已开始大行其道，个体恶意将在群体的引导和纵容下无限放大。

3

毋庸置疑，我们生活在一个空前舒适和平的时代。尽管过去一年多的疫情给世界带来巨大的伤痛，尽管媒体上经常充斥着凶杀与悲苦的新闻，尽管预言家们总喜欢以制造对未来的焦虑来获取关注，尽管人们经常会对远逝的岁月给予浪漫的想象，人类社会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富裕、方便、安全。

曾几何时，暴力和死亡是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但过去七十多年，人类社会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文明世界几千年的历史趋势也表明，不仅军事战争的频率在下降，几乎所有形式的对生命造成威胁的人际暴力都在减少。我们已经目睹甚至仍然可以期待越来越少的谋杀、屠杀、抢劫、刑罚、以及对弱者的欺凌。

为什么能够这样？斯蒂文-平克总结说，这是因为人类越来越被我们本性中更好的天使指引着。天使是同理心，让人们能设身处地去感受他人的痛苦；天使是自我控制能力，让人们能基于预知的结果而行动；天使是道德感，让人们能明白是非；天使是理性，让人们不再因蛊惑而疯狂。

平克是学者中少见的乐观主义者，他进一步总结，现代民族国家对武力的克制，商业行为的扩大与技术进步，女性地位的上升，文化与见识的提高，以及人类事务的理性化，共同形成合力，抑制了人性中导致暴力的五种“邪恶”心理系统，即：捕食或工具性暴力冲动、支配欲、复仇心、虐待欲以及意识形态狂热。

当社会达到一定文明程度后，理性是人类得以抑制暴力的最大希望。集体性趋善而非趋恶，才是终极的致赢之路。如果某个群体丧失了理性与逻辑，丧失了道德感和同理心，又膨胀到难以自我控制的地步，最终一定会灾难临头，惹火烧身。

囚徒困境是一个简单的博弈游戏。两个在监狱中的囚徒，有共同犯罪嫌疑。囚徒们被分开审讯，各自被劝诱背叛同伴，将所有罪行栽赃给对方。如果甲方所有罪过推给乙方，而乙方保持沉默，那么乙方将接受重罚，而栽赃的甲方则被无罪释放，享受背叛的红利。如果两人互相背叛，便都将获罪，但会因供认得到判罚，这是互相背叛的“坏处”。如果两人选择不与警方合作，闭口不言，也会因证据不足获得轻判，得到互相合作的“好处”。因为担心对方的背叛，假设两人都以自私动机来选择，最终都会选择背叛，从而受到惩罚。

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讨论了囚徒困境里双方如果持续重复博弈，采取哪种策略可以最终赢出。在重复博弈中，实验者征集了几十种不同的策略，同时加入随机性策略。他们将这些策略翻译成计算机语言，让每一个策略都轮流与其它策略进行反复博弈。出乎意料的是，最后胜出的策略最简单、看上去也最不聪明。

这个策略是善良与宽容的组合。“善良”是指实施者从不率先背叛，但假如对方在上轮背叛，那么他接下来会立即报复，针锋相对，毫不手软。“宽容”是指实施者只有短期记忆，虽然他采取报复行为，但也很快忘记对手的劣迹。这种“一报还一报”的策略鼓励实施者勇敢地向对方率先发出善意，而不是执着于判断对方做什么。如果发现对方并没有对善意作出回应，则立即改变行动，但这种改变只根据对方上一轮的反应而定。

善良、宽容但同时“针锋相对”的策略，在很多轮中可能是吃亏的，持续重复之后最终胜出的结果也未必大幅超过其它策略，同时还会不断受到其它恶意策略组合的攻击。科学家的推理是，相对于恶意的“背叛”策略，从善意出发的“针锋相对“更容易获得个体聚合，从而超越决胜点。

人类在宇宙中，亦如囚徒。道金斯说：“即使我们都由自私的基因掌舵，好人终有好报“。囚徒困境是一个非零和博弈，带着善意，人们可以一起笑到最后。这个结论让我对人类的未来谨慎乐观。爱拼未必能赢，最具智慧的人们一定不会选择邪恶，他们一定能聚在一起，共同让本性中更好的天使来指引着，他们一定会选择最简单、最不聪明的策略：善良、宽容，针锋相对。

大道至简，个体如何选择，看上去很难，其实也很简单。

202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