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钱塘江临近入海的北岸一线，有个地方叫大缺口。站在这里的堤岸上，前方的江面如同一个巨大的喇叭口。每当涨潮时分，汹涌的海潮从南向北，由宽及窄，层层相叠，撞向大缺口的堤岸，然后在此处愤怒地转头，滚滚向西而去，如素练横江，奔向古今千年以观潮闻名的海宁盐官。

大缺口北面的小镇，名叫袁花。1951年4月的某个清晨，田野里油菜花金黄一片，镇上公安人员从临时监狱里拉出54岁的乡绅查树勋，草草验明正身之后，不赏酒饭，将其五花大绑甩上刑车，奔向镇上小学。抵达后，查树勋和另外三人被摁着跪在操场上，脑后枪声响起，四人倒地而亡。

在此几年之前，查树勋曾经在他洒下一滩紫血的这个操场上给孩子们讲话。作为当地世代名流，他一生诸多善事义举，重建这所小学则最令他自豪。毕竟，才华已露、有望继承渊源家学的爱子查良镛，当年就是从这所小学毕业。

此时，文艺青年查良镛已经远遁香港，对于父亲的被枪毙，他只能面向北方，以痛哭宣泄悲愤。1955年，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开始写作《书剑恩仇录》，其最初场景即为自己的家乡浙江海宁。此后，金庸陆续写下十几部武侠小说，成为全球华人社会享誉斐然的大侠，他自己在小说中也塑造过许多失去父亲的英雄，要么一生执意寻父，要么立誓报杀父之仇。

父亲被枪毙三十年之后，查良镛已是香港名流，应邀进京，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受到邓小平接见。会谈中，邓公主动谈起查父被杀之事，劝导查良镛要“团结起来向前看。“

查连连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回港之后，查良镛立即寄给邓公一套小说全集。从此，金庸小说在内地开禁，迅速风靡大江南北。神州一代学子精英，无不摩拳擦掌，做起壮志凌云、快意恩仇的江湖梦。

2

大学时代，我也读过几套武侠，可越读越绝望。那时只有二十来岁，看到能让女生倾心相许的人物如乔峰、令狐冲、张无忌、郭靖之流，个个武功高强、豪情满怀，像我这般的文弱书生则毫无出路，从此难免对江湖心生恐惧。

江湖，River and Lake, 听上去清俊浪漫。和众多汉语概念一样，你无法给它下定义，但它在诗书和交谈中又无处不在，不属于“博大精深“，更像是 “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金庸曾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的地方就有江湖。照此说法，江湖的空间边界可无限延伸，家之外、国之内，均为江湖。离开了家，只要你在华人世界，理论上讲，你已经身在江湖。

江湖与恩怨密不可分，而恩怨正负相等，只是零和游戏。所以江湖中必定是有输有赢，有成有败，有火并但没有购并，江湖不相信价值创造。

人们可以唱，让世界充满爱；好像没人唱过，让江湖充满爱。江湖刀光剑影，打打杀杀，只有英雄才配享受血色浪漫，你何时见过喽罗们儿女情长？ 

关于江湖，最多的说法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何为己？己就是我，江湖里不允许有自我，除了老大的任性，它严禁任何形式的个人主义。江湖只讲规矩，不讲法律；只需忠诚，不要真诚；只求侠义，不求正义。你可以自称微风清扬，你可以意淫逍遥自在。一旦你忘记规矩，便将有口难辨，成为众矢之的。凡有清高，必是异己。

江湖需要投名状，无论是情谊的巩固，还是忠诚的建立，总要基于一起干些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事。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把柄，而所有的心照不宣都意味着深不见底。

昔日的江湖有帮，人们在帮里寻求安全；如今的世界有圈，人们在圈里找到存在。无论是帮还是圈，都只是共同利益的维护，而不是信仰的捍卫。帮里有帮主，圈内有大哥，江湖生涯的成败只取决于能否做老大或是否能跟对老大。

金庸在《笑傲江湖》中咏道：天下英雄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可见，江湖基本上是一个吃青春饭的地方，时光急，老的快。这里不可能有慢生活，既不安稳，也不静好。无论大碗喝酒，还是大口吃肉，都只是将粗鲁当成豪放，背后是有今日没明朝的深深恐惧。

江湖故事中，英雄最好的归宿往往是看透一切，携佳人远走天涯，而这毕竟只是写故事者自己都不相信的希冀。现实中，有志向者进入江湖是天经地义，是人生的默认配置，在你有可能对其发出质问之前，已经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江湖有一种自我和谐和均衡的逻辑，它既能满足虚荣心，又能解除孤独感，以至于每个人不管得意还是委屈，都愿意为之筑堤开渠。所以，江湖人士只会抱怨但不会逃离，因为只要逃离便意味着既得利益和人生意义的双重失去。

3

我对武侠小说没有太多兴趣，对金庸生平的少许兴趣仅仅是由于多年前曾在他的家乡海宁打工。那时，每当我开车经过他出生的袁花镇，看到指向他旧宅的旅游路标，总是不免疑问，作为华人世界最著名的作家，曾塑造出那么多的英雄豪杰，对他自己父亲的被杀，为啥却没有写下任何文字？

据说，当年金庸写《书剑恩仇录》的初衷，是为给自己创办的《明报》扩大读者群，解决短期财务危机。可见，他的小说创作首先还是流量的考虑，而非直抒胸怀，不吐不快。我一向认为，艺术创作可以分成三个境界，即用手、用脑还是用灵魂。金庸写下十几部几百万字的武侠小说，用到的只是手和大脑。他娴熟地把都市青年的浪漫幻想和大众最为自豪的中华国粹，融入进似是而非的历史背景，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成人童话，其技巧与才华确实无人能及。这也难怪，中国文学史上，在世便能如金庸一样功成名就、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地驰骋于政、商、文三界，再无他人。

但金庸有其清醒，最终毕竟还是委婉地用个人行为和文学的双重隐喻展示了灵魂一隅：写下《鹿鼎记》之后他毅然封笔，此后四十多年中再未创作武侠。在《鹿鼎记》中，他塑造出韦小宝这样一个厚黑学最高段位级的“反英雄”，也算找到些艺术创作最不该缺失的诚实。

八十年代后，金庸曾多次被政府热情邀请回到浙江，他的出生地祖宅被翻修成纪念馆，他家乡的道路改成了与他和武侠有关的名字。家国厚重，盛情难却，他到过杭州，到过嘉兴，到过海宁，但他从没回过袁花，从未踏上他家乡的土地，而且一直以不近人情的执拗拒绝见到他那仍然留在祖籍的胞弟。

我只能猜想，金庸到了海宁而不去袁花，甚至拒绝与几十年未见的弟弟重逢，或许是想到了他自己小学时代的那个操场。对于父亲的死，这是他做到的所有的表示。当然，人们可以引用他的名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英雄岂能纠结于自家那点小事。但假如这样，又何以谈及“大闹一场，悄然离去”？其实，千年来文人所谓的心怀天下，依然不过是魂系江湖。侠之大者，最懂江湖规矩也。

十几年前，金庸偕夫人回海宁，先是为金庸书院奠基，后又在各级领导陪同下登上盐官的观潮亭。据报道，那天金庸不时拿起望远镜，热切等待大潮的到来。最后，他终于远远看到一道白线化作“雪岭”，但没听到轰鸣。领导们解释说：风太大，风太大。金庸含笑称是。

当年在海宁，曾趁月明星稀去袁花镇南的大缺口观夜潮。翻过高处的防护堤，来到距离江面最近的平台，我和同伴喝着啤酒，等大潮的到来。午夜时分，隐约听到远方沉闷的响声，良久之后，响声才慢慢轰隆，越来越急促，越来越如滚滚雷鸣。月光下望去，渐渐逼近的白线并不迅猛，但骤然之间，白浪下巨大的水墙已扑向堤岸，正如金庸所写：“月影银涛，光摇喷雪，云移玉岸，浪卷轰雷，海潮势若万马奔腾，奋蹄疾驰。”

惊吓之中，我们屁滚尿流跑回防护堤上，等大潮向西而去，才敢回到堤下平台。这时，江面已经涨起，浊浪翻卷，地上，啤酒还在，猪蹄也在。

海潮汹涌，真实而壮美，只要把握距离，近观并无危险；而江湖如梦如幻，波光粼粼的浅水之下，深厚的淤泥温柔细软，它从不拒绝任何人，你随时都可以踏进，甚至有时可以脱身，但你永远无法逃离。

2021.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