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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的诗人其实是进贤路上一个酒吧的名字。酒吧灰色外墙上，有一块形状古怪的金属招牌。射灯从背后照过来，招牌就像一块带着黄色光晕的陨石，从墙里飞出，没人能注意到上面还有Dead Poets几个字。我和于君进去后，被侍应生带到吧台角落的空位。右边有对情侣，隔着他们，吧台边坐着两个相谈甚欢的姑娘。我只能看到其中一个女孩白皙精致的面孔，青春洋溢，神采飞扬。

进贤路是一条短短的小街，东面连着茂名南路，西面和陕西南路相接。很多年前，但凡有朋友到上海，我都会带着他或她先到进贤路上沪上阿姨掌柜的店里吃本帮菜，然后去当时还在复兴西路四十六号的JZ俱乐部听爵士。那几家装饰简陋的小店生意红火，客人常不得不拼桌。每家门外的马路牙子上都摆着一排塑料凳，夏日炎热的傍晚，总有不少年轻男女在那里等位。

于君算是我多年的朋友，当年我曾带他来过进贤路。估计这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这次来上海，他特意住在了老锦江。晚饭的时候他发微信给我，以前那些小店，现在只剩下一两家。不过有个新开的酒吧好像不错，叫Dead Poets，他想进去喝一杯，却被告知没有空位。我对他说，可能是你显得太老，人家不想让你进去。

后来，我们还是约在四年前搬到巨鹿路的JZ俱乐部，我和那的老板任宇清很熟。不巧这晚老任不在，他是个贝斯手，几天前和李泉、老黄等人去了深圳演出。JZ每晚都安排两个乐队，当晚的爵士大乐队演奏完大半，等性感的女歌手下场，换上一个戴礼帽的男人，已是临近午夜。于君和我走出JZ，才发现此刻同乐坊广场里，每家酒吧依然还是人声鼎沸。上海的夜，还很长。

于君说，我们再去Dead Poets碰碰运气吧，都这点儿了，也许能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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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君大学毕业于清华，后来去斯坦福读金融，在美国投行工作几年后回国，先后在几个著名的上市公司做高管。五六年前，他行使完最后一笔股票期权，卖掉北京的房子，带着老婆孩子移民去了荷兰。在阿姆斯特丹郊外的蓝天绿野，孩子们度过了快乐的童年。于君夫妇热爱艺术和旅行，他们在国外的日子雅致、丰富、忙碌而又清静。只是双方在国内的老人如今需要照顾，他们也想让孩子们学好中文，于是疫情之前，全家又搬回北京。没想到，这是于君烦恼和焦虑的开始。

于君是七零后，或许正属于典型的中年危机症候群。在他自己看来，如今烦恼的理由充分而显然：六年前他把北京的两套房子卖掉，这些年投资回报并不好，现在回来，当年那些钱只能买回一套；几年不见，曾经的同事或同学在国内的事业风生水起，别人的身价都翻了若干倍，他还是在吃老本；孩子们读国际学校花费很大，而他因为年龄关系能选择的工作机会却乏善可陈。

我比于君大几岁，十几年前就不再全职工作。于君这种切实的失败感我也有过，至今仍然会时不时袭来。今晚，JZ舞台上红色的厚丝绒背景幕布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展现着一种绚丽的深沉；来自纽约的歌手身着低胸黑裙，性感艳丽，在大乐队的伴奏下演唱着百年前黄金时代的经典，时而低吟，时而昂奋。一曲完毕，掌声中我将目光从舞台上移到我身边的于君。这老弟是个公认的美男子，身材高大，目光坚毅，当年迷倒过多少好姑娘。看到黯淡的灯光下他依然棱角分明的脸上也开始蒙上一层沧桑的雾，我心中竟有一丝恶劣的快意，你小子也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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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诗人酒吧的酒单精巧别致，和酒价很相配。每款店配特色鸡尾酒的开头都有DP两个字母，这是Dead Poets的缩写。当我和于君各自选酒的时候，侍应生带过来一个姑娘，安排坐在吧台直角的另一边，正好是我的左侧。这是酒吧剩下的最后一个座位。

虽然已是秋天，上海今晚并无寒意。姑娘穿着正式夜宴上才能见到的白色裙装，手上的戒指大得有点夸张，不过看式样更像是文艺的低调时尚。精心修饰过的妆容优雅而不失自然，柔黑的短发微微后卷，衬出两个细长而轻巧的铂金耳坠，使她乳白色的小脸显得更加俏丽生动。于君和我应该一样惊喜，身边会骤然出现这么一位佳人。

酒吧电子乐的音量恰到好处，低沉的贝斯轰动令人心神不宁。如果两人交头接耳，旁边的人不会听到。于君凑近我，左右看了一下，悄声问我：“吧台上这些女孩，不是那什么的吧？”

我能理解于君的好奇心。二十来年前我们一起在深圳工作，深夜去酒吧碰到这种状况，他的这种猜测基本可以确定，女孩子会采取主动。而这里是2020年的大上海，他想得太多。这些年，我自己除了偶尔去JZ，很少再去泡吧。但我那在国外读大学的宝贝女儿回到上海，也会约别的女孩一起去酒吧。“亏得你还在阿姆呆过，怎么越来越土？”我对于君说。酒吧里大都是成双成对的年轻男女，到处欢声笑语。只有吧台边，坐着我们两个脑门子上写着失意的老男人。今晚，于君明显比我猥琐。

我和于君点好酒，他又感叹：“这些女孩子虽然打扮得很高雅，但看不出有什么Substance。”不出所料，和我前些年很像，于君面对青春，也开始了酸溜溜的油腻。Come on，老男人们满脑袋里都是与功利和肉体相关的烦恼、惆怅或自鸣得意，那些也能叫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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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此前在JZ喝过几杯，也许只是想在于君面前显摆一下勇气尚存，我转头面向左边的女孩。“不好意思，姑娘，我能请你喝一杯吗？”

女孩一怔，本能的警觉让她身体微微后倾，正要举手拒绝，我注视着她，坚定而真诚：“如果能请你喝一杯，我会觉得很荣幸。”

她看到了我的执着，很给我面子，不自然地点头致谢，我也放下心来。三十来岁的时候，我单身在当时还被称为汉城的韩国首尔工作，每个周末都要去延世大学附近的酒吧，而去酒吧只有一个目的。不过，那时我都是和当英语老师的美国人迈克尔一起，打招呼破冰这件事都由他来完成。韩国女生对外国人很友好，我有时还会想起那个名叫伍德斯托克的只供扎啤的酒吧。回国之后最初很多年里，我只在KTV里和女人喝过酒，尘世荒唐，不值回望。

很快，于君也加入了我和女孩的交谈。她叫小然，宁波人，六年从杭州来上海工作，现在一家上市集团的投资部做投后管理。于君和我过去的工作都和投资有点关联，所以和小然不缺共同话题。小然说，她们公司在浙江起家，上市后集团总部搬到上海，在国内外投资了很多项目。作为投后管理的负责人，她经常出差，哪怕是疫情期间，她也不得不去美国，曾经为此隔离过两个十四天。

小然大方开朗，身材娇小细柔，谈吐间流露着一种少见的果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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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素不太愿意和年轻人聊天，因为我们这个年纪的男人总是克制不住要自夸、说教或者怀旧。这个晚上，我有些兴奋，不免犯忌对小然和于君说起一些往事。

我读大学是在八十年代，当时很多人都有一本上下两册的新诗潮，里面汇集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优秀年轻诗人的代表作。毕业前夕，我认识了在《十月》当编辑的何拓宇和他的同学诗人骆一禾，他们成了我崇拜的偶像和敬爱的大哥。若干年后，我在巴黎巧遇新诗潮的编者老M，一个身材矮小貌不出众的安徽人。也许是因为我身边的女朋友有点漂亮，老M竟然很喜欢和我们聊天。我惊奇地发现，他和拓宇、一禾是北大中文系的同班同学。

一禾在三十年前就已离开人世，拓宇也在十几年前驾鹤西去。和老M巴黎一面，再无联系。此前一天，我刚从微信某个群里看到，老M刚刚因病去世。原来，九十年代后期，他曾因精神失常，流浪巴黎街头很多年，贫病交加，五年前经历了很多周折，才被弟弟妹妹接回到安徽老家。

在这个温润的秋夜，在酒精和音乐的弥漫之中，年轻的生命肆意盎然。望着沉醉在橙红色灯影里那些欢乐的面孔，我不太知趣地讲起这三个死去的北大诗人，想起他们曾经年轻而充满希望和热情的音容。我举起酒杯，对小然和于君说，既然这个酒吧叫Dead Poets，那咱们一起为死去的诗人喝一杯吧。

场面一下子变得很尴尬，小然不知该说啥。我似乎听到耳边于君对小然说：没事，我这哥们儿是文人，有时喝多了就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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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君今晚的好奇心特别强烈，和小然聊熟后，他抛出了那个困惑了他很久的问题：“你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孩，怎么大半夜还会一个人来酒吧？”

小然回答：“我今晚刚参加完朋友的生日聚会，回到家快要进门，听到父母还在客厅说话。我不想进门面对他们，所以就下楼走到这个酒吧喝一杯，等他们睡了再回去。”

听她这么说，我禁不住问道：“那容我冒昧问一下，是不是你父母在催着你赶紧结婚？“

小然点头，说这件事让她很烦，现在和父母的关系有些紧张。我算过，小然六年前来上海，如果那时她刚刚大学毕业，应该差不多二十二岁，现在大约二十八。

接下来，我好像说了诸如现在好多父母都这样、婚姻与否都不重要之类的话，结果被小然很不客气地打断，她说：“我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吧。“

沉默。我意识到，我已经喝得有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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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顾四周，不觉之间，很多座位都空了下来。小然从座位旁拿起她黑色小巧的香奈儿手包，也准备离开。我结完账，三人走出店门，于君善意地提出顺路送小然，被婉言谢绝：“不用不用，真的不用，我家就在这旁边，我自己走回去就行，几步路就到。”

我们没有坚持，留在原地，目送她娇小的背影走向路尽头的茂名公馆，细细的足有十几公分的高跟敲在湿滑的路面，发出转瞬即逝的声响。夜空中飘忽起凉意，贴近路灯的地方彷佛能看到些许晃动的雨丝，梧桐树上那些饱经风雨摧残的树叶，有几片悄然落在地上。

于君觉得有些遗憾：“跟她聊得挺投机，咱们都应该加个微信啊！”其实，我也想过这一点，而且深信如果提议的话，她应该不至于拒绝。但后来我想：何必呢，就这样一起喝杯酒，就此别过，互道珍重，还不至于让自己丢掉老脸。

于君这次周末来上海，是为了下周去某上市公司面试，那家公司的老板籍贯正好是宁波。我跟他开玩笑说：这姑娘来上海六年，就在上市集团负责投后，和父母一起住茂名公馆，说不定她就是你未来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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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我应该还调侃过清华没有诗人，以及像于君这样的理工男不懂诗。这是因为当我提到北大那几个死去的诗人的时候，于君说：写诗是一种obsolete form of art，即早已过时的艺术形式。

我自己本科也是理工男，从没写过诗，年轻的时候虽然买过很多现代诗集，但也只是附庸风雅而非真正欣赏。近几年，从吉姆-莫里森冷漠的歌声中，从帕蒂-史密斯古老的琴弦里，凝视着巴斯奎亚特那看似荒诞不经的涂鸦，透过波洛克淋漓滴落着油彩的画笔，我朦胧记起旧日曾有些似懂非懂的文字，于是重新拿起诗集，像是抓住了儿时即已失去联系的亲人的臂膀。夜深人静，我常觉得无比的幸运。

诗人都会死去，如永恒轮回。如果我为他们的谢幕流下几滴伤感的泪或书写几句廉价的缅怀，那将是对诗人的大不敬。诗，永远不会过时，它是精神在呼吸。只要灵魂还会经受折磨，只要地上还有花开花落，只要天上星辰不灭，只要还有人愿意为爱和激情而活，诗的溪流就永远不会干涸。词语不只具有功能性，它更可以真实而充满美感，它是诗歌艺术唯一的介质。我们还能找到源自人类本能的、比词语更接近生命的介质吗？

中年老友相见，除了毫无新意的唏嘘，话题也都味同嚼醋，了无生趣；Dead Poets也只是店主从文艺片中借来的一个名字，酒吧里除了酒精，没有任何其它东西与诗有关；至于这年月若想找人说话，弹指之间便有无数颗寂寞的心。所以，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秋夜。

那个夜晚已过去半个多月，上海进入了冬天。遇上没有阳光的日子，灰暗和阴冷会带给人莫名的忧郁，甚至寒到骨髓。望着窗外雾蒙蒙的天空，我想起不久前那个秋夜，只觉得有种难以抑制的冲动，让我不着边际地敲下这些半真半假的字。

2020年12月13日